亚太所所刊创立与我对朝韩问题研究的起步

一、亚太所所刊创立与我对朝韩问题研究的起步

我1989年进所后,所领导金行仁就让我负责《亚太研究》(4~8张活页)的内部资料的创刊工作,两年内共出版20多期。记得我编辑的第一篇论文是林其锬教授的《五缘文化与海外华人投资》,此文是国务院侨办征文二等奖。第二篇刊载的论文则是我平生第一篇论文,题目好像是《美国同东亚盟国的关系及其政策》。办这个资料性内刊,主要是给我们所研究人员一个发表园地,因为当时所里许多同事来自院不同研究所,如文学所、哲学所、青少所、经济所、信息所、社会学所,专业方向非常杂,国际关系专业的同事只有一位。但即使办这个资料性的刊物,也非常困难,因为当时经费条件非常拮据,所领导为印刷费200元而不得不多次往返印刷厂讨价还价,可想而知当时的困难程度。

1990年11月,亚太研究所正式成立。1991年4月18日,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批准本所出版内部刊物《亚太研究》。同年11月,《亚太研究》更名为《亚太论坛》,王曰痒、俞新天和周建明先后任主编,所领导决定由我任常务副主编。我于1993年赴美国访问交流后,由翁全龙担任常务副主编。《亚太论坛》共出版68期(包括增刊),到2002年停刊,历时12年。这两个刊物在最初运作期间,重点刊发了一系列东亚区域合作、美国军事、东南亚政治与外交、华侨华人、四小龙经济发展模式、东方学(林同华的专题)、东北亚安全、朝鲜半岛形势、韩国对外投资、韩国政治制度等多方面的论文与译文,我的论文《南北朝鲜对话和统一前景评估》也在《亚太研究》上刊登,后又获得院“优秀青年论文奖”。一些国内著名的朝鲜问题专家在我约稿后,贡献了他们优秀的论文,其中包括北京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曹世功,吉林社科院朝韩研究所所长张英等重量级学者。也有不少主动投稿的优秀稿子,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的文章。确实,当时的考评规制与学术环境与当今完全不同,不论刊物等级,主要以论文字数为考核指标,吸引了很多好的作者供稿。

我本人硕士专业方向是比较政治制度,与国际关系、朝鲜半岛研究内容基本上没有交集。大约1990年,我受外单位委托撰写了有生以来第一篇朝鲜半岛的论文,题目是《南北朝鲜对话和统一前景评估》,其中对中美苏日四大国交叉承认“南北朝鲜”问题进行了重点研究,交稿后得到委托方的肯定与赞赏,它用于一个内部会议。

1992年随着朝韩分别加入联合国,所里派我赴天津东北亚研究所参加全国“朝鲜经济学会”恢复活动后的首次全国会议,并递交了论文。这个学会是当时全国唯一的朝鲜半岛的研究社团,由于其敏感性,所以用了“经济”加以冠名。在那次会议上,承蒙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的学会秘书长韩镇涉教授的青睐,安排我做了大会发言,题目大约是《朝韩同时加入联合国的国际法影响》。这个会议大牌云集,大家都蓄势待发,兴致很高,因为这是一个改革开放后百废待兴的时代。学会的绝大部分会员都是出身朝语的专家,或是朝鲜族,或20世纪50—60年代曾就学于北京大学、延边大学、金日成综合大学等学校的朝语专业,我可能是少数几位不懂朝语的与会者,也是会上发言最年轻的学者,更是唯一用英文文献撰写朝鲜半岛议题论文的作者。(https://www.daowen.com)

会议发言者大多是各单位的重量级学者或学界的老前辈,记得当时最权威的朝鲜问题学者、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陶炳蔚在会上就中韩是否应该建交做了振聋发聩的发言,他是坚决反对建交的一派,其理由之一是苏联与韩国建交后没有得到承诺的利益,他曾经做过毛泽东、周恩来与金日成会谈的翻译。另外一位我当时接触的前辈学者是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的李相文,也曾经做过抗美援朝期间杨勇司令员的翻译。听了我的发言,加上一部分资深学者阅读过我前面发表的《南北朝鲜对话和统一前景评估》的文章,这些前辈对我作了许多赞许与鼓励,这也使我增强了信心,自此一发而不可收迈进了这个研究方向的大门。

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与西方、周边国家的关系处于低潮。此时,我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也处于转型阶段:同朝鲜的关系已经逐步走向务实化,意识形态的盟友合作色彩已经褪色。与韩国尚未建交,仍然称之为“南朝鲜”,但在经济上、人员上开始了非官方的往来,学界、智库(如中信研究所)人员开始频繁访问韩国,力图推进中韩建交,经济学界、国务院对借鉴“汉江奇迹”“大集团财阀”与产业政策等发展模式来推动国家经济改革与大企业的发展持有很大的兴趣。

鉴于朝韩1991年先后加入了联合国,两个分裂的政权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合法化了,在邓小平运筹帷幄的决策下,我国决定同韩国建交。1992年8月中韩建交,上海总领事馆于1993年5月在上海设立,这也为我们上海社会科学院与韩国开展交流关系打开了门。

复旦大学于1992年10月成立韩国研究中心,我所也在1993年5月成立韩国研究中心(后改为朝鲜半岛研究中心)。我所韩国研究中心成立后,举办了一系列的内部会议,成为上海研究半岛政策问题最活跃的中心,北京、上海、东北地区许多重要智库内著名朝鲜半岛专家频频来沪参加会议,其中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朝鲜半岛研究室副主任翟明久,中央党校的张琏瑰,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戚保良、于美华、陈玉洁等(还有一位他们所所长助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周兴宝副所长与虞少华,上海复旦大学原副校长庄锡昌与石源华、任晓,华东师范大学的潘世伟、余伟民,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田中青,上海师范大学的桑玉成,吉林的张英、陈龙山,沈阳的张守山,丹东的安振利等学者。通过交换各种信息与分析,为中央的决策提供了各种信息、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