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同韩国的交流合作

作为“韩国国际交流基金”的研究员，我在1996年9月中秋之前，抵达汉城，曹世功当时是《经济日报》驻汉城首席记者，他到金浦机场来接我，送我到栖身之地——位于京畿道的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在韩国我驻留半年，直至1997年3月返沪。在这半年中发生了几件大事：韩国总统由金泳三换成金大中；发生了东亚金融危机；朝鲜黄长烨叛逃。

在韩国的访学奠定了我同韩国交流的人脉与学术基础，因为在此期间我接触了国际关系学界中许多重量级与新生代的学者，也拜访了一些中层负责制定政策的官员。这包括前外长韩升洲（时任高丽大学一民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汉城大学的具永禄、西江大学的李相禹、世宗研究所的李泰焕、外交安保研究院的全丙炫（后任驻华大使）、韩国总统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长徐镇英、韩国民族统一研究院的吴承烈、国际问题调查研究所的金荣华、外交部长助理宋旻淳（后任六方会谈韩国首席代表）、极东研究所的康仁德（朴正熙时期中央情报部海外情报局局长）等。其中，具永禄教授由汉城大学东洋史学科的闵斗基教授介绍，他约我在五星级乐天宾馆的“yesterday”餐厅见面聚餐，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吃意大利餐，也开始了解韩国学者请吃饭是基本的待客礼遇。具教授是非常绅士派头的老先生，出版过《韩国国家利益》等专著，是韩国国际关系学界的老前辈。当时聊了什么内容已经不记得了，但感觉韩国教授对中国非常不了解，意识形态与学术上的成见很深。康仁德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多次访问我们所，所以我到韩国后，他派出其豪华专车到“精神文化研究院”来接我到他家吃饭会晤，他原来是军方的保守派，也是20世纪70年代安排朝韩第一次首脑会谈的负责人之一，后来成为金大中政府的统一部长，成为进步派，他与我讨论了诸多的统一模式，很有创意，但我认为过于理想主义，后来在我的英文研究论文中对他的模式进行了点评。

我刚到达汉城时，还计划学习韩语，我的邀请人闵斗基教授（著名汉学家）也推荐我去延世大学学习，但后来发现国际关系界的学者绝大部分毕业于美国、欧洲、俄罗斯，所以英语都不错，完全可以沟通。当时去韩国访学的中国学者的英语一般不是很好，参加英语的学术会议时往往无法自由参加讨论。另外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国际学术经历也远不及韩国，所以一部分韩国学者对中国学者、学生有一种自视甚高的态度，这与现在的情况截然不同。由于我能够自如与他们用英语交流，甚至有时比他们毕业于美国的学者表达更流利，他们以为我是美国大学毕业的，但听闻我毕业于国内，他们深感惊讶，所以在交流时明显表现出更多尊重与钦佩。

在1996年11月一次与国际问题调查研究所的交流时，他们对我诸多尖锐、坦率、独到的见解非常欣赏，当天他们负责学术交流的负责人来拜访我，邀请我来年春天参加由他们轮值的韩国国际政治学会年会《韩半岛安全与四大国政策》国际会议，中、美、日、俄四国各邀请一位学者参加。代表美国参加会议的是国务院情报局朝鲜处处长，代表俄罗斯的是外交部第一亚太局局长，代表日本的是庆应大学添谷芳秀助教。这是我第一次受邀参加国际会议并发表英文报告，他们给予的稿酬也非常高，这使我感受到自己的学术价值。参加这次会议的英文论文1997年在李相禹领导的新亚细亚研究所的《新亚细亚》双语刊物上发表，这也是我第一次发表英文论文。在完成了“国际交流基金”项目后，我递交了英文报告“Prospects，Models，and Impact of Korean Unification”，该报告发表于East Asia 1999年第4期上，这是美国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主办的刊物，这也是我在美国刊物上第一次发表论文。

回国后，我接到更多的韩国会议邀请，去韩国访问遂成为我家常便饭的学术活动（大概25年内访问了60多次），许多学者、官员也非常乐意与我交流，有一次我访问韩国时，时任外务部朝核企划团副团长闻讯后主动约见聚餐，希望听听我对朝鲜最新情况的分析。(https://www.daowen.com)

在后来广泛深入交流中，有两个官员需要特别提一下，首先是原统一部南北会谈本部常任代表的文大瑾，他与我私谊最长，我们于1995年在辽宁社科院时就认识，1996年我们在汉城多次见面，当时他只能词不达意地讲中文。后来他到北京任统一官，中文大有长进，我去北京公差时，我们还一起去官厅水库骑马。2008年7月—2009年7月，他获得政府高官海外访学项目的资助，来我们院做一年访问学者，我以指导老师名义协助他研究。实际上他来沪后基本上是自由活动，我们所里的活动他也无法参加，因为他无法完全听懂中文，只能参加一些国际会议。但请他做了一场有关朝鲜领导层问题的报告，反响较好。按规定，他们政府有一笔研究费转到我们财务处管理，用于我的指导费，但我分文未动，后来他用这笔钱组织了上海七八位韩国问题学者赴南京汤山进行休闲式研讨会，大家收获颇丰。2009年他回韩国后任南北出入事务所所长（坡州总部），当年8月17日他在事务所迎接现代集团会长玄贞恩访朝归来，上海《东方早报》刊登了他迎接玄贞恩的照片与相关信息，而在旁边则是我的一篇有关半岛的文章。后来李轶海处长专门把这一版面复制在镜框内，在他再访问我院时作为礼物赠他，非常有意义。他也非常用功刻苦，退下位置后读了博士，写了博士论文，帮前统一部长撰写回忆录，自己已经出版了2本书。

另一个官员是曾任统一部的副部长、政策局长的李凤朝，这是我接触众多涉朝中层官员中最有政策思想、对朝鲜最具有洞察力的一位，可惜天不假人，已成故人。他20世纪90年代来过我们院一次，我在办公室对面的“邓家菜”餐馆用川菜款待他，他赞不绝口。后来参加统一部组团的京沪学者代表团访韩，他在三清洞招待我们，双方在歌舞声中推杯换盏，谈古论今。

在我们国际关系研究所成立后，同韩国机构的交流也略有拓展。这包括峨山政策研究院、东北亚历史财团、首尔研究院、釜山东西大学。峨山政策研究院是韩国最有全球影响的民间智库，据说每年要举行200多场大小会议。我们所与他们的正式交流只有一次，是为了纪念中韩建交20周年，我们所6个研究室的主任都去了。另外，我还推荐了我们所学者参加他们的会议与访问项目。

东北亚历史财团的交流缘起车在福博士，他是中国社科院毕业的博士生，中文很好，非常积极推动财团与中国的交流。在复旦大学的一次会议上认识后，就做我工作，希望开展交流。由于该财团原来定位是高句丽问题的研究，与我们有政治立场冲突，外交部也对与他们的交流有规定。所以，北京、东北地区的高校、社科院与他们的交流均受阻。但他提出，他们财团已经部分转向现实问题，希望与我们就东北亚安全问题进行共同合作。我同意进行合作，暂不签署MOU，明确不涉及高句丽问题，费用绝大部分由他们承担。2013年在韩国举行第一次会议，我们所6位从未访问过韩国的研究人员参加，由我带队，另外为弥补专业人员的欠缺，我还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陶文钊老师、复旦的方秀玉教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龚克瑜教授参加。车在福也很用心，多次邀请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时永明与中央党校的罗建波代表北京方面参加会议。研讨会也有韩国其他单位的学者参加，《中央日报》作为合作方参与，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驻北京代表通常会参加上海会议。2014年他们组团到上海，由我们所承办会议。上海社科院党委书记于信汇致开幕词，王战院长会见了所有团组成员。双方的合作会议持续到2018年，共5届。随着合作的持续，我感觉这样的会议再继续开下去的意义不是很大，因为他们财团的科研人员基本上是研究中国与日本历史，他们虽邀请韩国当地专家参会，但明显发现这些专家对他们举办的会议不甚重视，基本上是应付性地参会，也不递交论文，这也可能是财团不是正宗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的原因。而我们所做东北亚、朝鲜半岛的学者也是很少，双方的交合点较少。当然，通过这样的单位交流，唯一的好处是我们所绝大部分科研人员均访问了韩国。最后需要特别肯定与感谢的是车在福博士，他在动员财团理事长、秘书长投入资源方面花了很多心血，十分尽力的，即使我决定不再继续这种合作，他仍然想方设法把我们历年参会的论文进行删选后集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