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缘文化”研究的立足之道
五缘文化的提出、研究，之所以能取得现在的结果，一是拜改革开放时代之所赐；二是靠诸多社会贤达和一批不计名利同道的关怀、帮助、参与，还有就是有关部门和领导的支持。没有这些，一直处于缺乏经济和物质资源的民间研究，是很难坚持的。上海五缘文化研究所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脱离隶属关系之后，就完全依靠海内外热心支持文化研究的单位和个人的捐助来维持。研究所按“有多少米，烧多少饭”的原则，只设课题费、项目费（如开研讨会等），不付任何津贴和车马费，包括我这个所长在内，连电话费也不报。最困难时，大家连开会的交通费也是自己掏腰包，所以有人说：“真难以想象。”但25年还是坚持下来了，基本队伍始终没有散。这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的？我在2013年10月6日“纪念五缘文化与华人经济研究室成立20周年”时，曾即兴写一俚句形容历尽艰难一起走过来的团队：
问道不嫌贫，只求学理真；
书生情何寄？送怀民族兴。
对学问的追求和对中华民族复兴精神的寄托，这大概就是这个团队得以坚持的最深层原因。
由于“五缘文化”研究是以恩格斯定义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两种生产论”为理论出发点，以社会结构和社会人际关系网络为主要研究对象，把“五缘文化”定位于制度文化层面：内联精神文化，外系物质文化，因此，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品格和包容性大与渗透性强的特点。所以在五缘文化说提出之后，引起了众多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关注，从不同学科专业和不同的工作岗位，在“五缘文化+”上做文章，以不同的途径和方式参与“五缘文化”研究和实践。这从已出版的20部“五缘文化”研究专著、文集，和数千篇论文、文章，以及被多学科、多部门所援引和运用中可以得到证明。而上海五缘文化研究所，也本着广结善缘、多交朋友，按照研究所顾问、已故的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所倡导的“在学术上存同求异，在学者间存异求同”的精神行事。因为它是民间研究机构，成员没有行政隶属关系，不存在行政制约压力。它也不是营利单位，因此也无利可图。所以只能发挥“缘”的优势，以道义、友情纽带结合，同道相聚，来去自由。这样也就更能凸显宽松环境，更有利于个人专业思想的发挥，产生有独特见解的研究成果。
五缘文化研究源于改革开放实践，始终面向实际，与时俱进。“五缘文化”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发展的。最初是从“三引进”发掘海外资源，推动地方经济起飞开始，介入的学科是华侨华人学、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经济学、管理学、营销学；实际工作部门是侨务、统战、海外联谊、沿海省市地方政府（特别是侨乡）。后来逐步扩展到民族学、谱牒学、方志学、心理学、文化学、国际关系；实际运用扩展到社区建设、乡村振兴、海峡两岸关系、构建和谐社会、“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诸多领域。2016年12月23日，“纪念福建省五缘文化研究会成立20周年暨‘五缘文化’与‘一带一路’建设论坛”在福建举行，参加会议有来自上海、湖南、湖北、江西和福建福州、厦门、漳州、泉州、永定等地的高校、社科研究单位和文史研究单位及有关部门的专家、学者、领导90多人，收到论文46篇。2017年12月1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同上海五缘文化研究所联合举办“五缘纽带与新时代大国外交”研讨会，有上海、北京、湖南、广西、福建五省市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收到论文18篇，有20多人作了发言。我应邀作了题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五缘文化》的主旨发言，论文后在《国际关系研究》2019年第1期发表。2010年6月在上海举办世博会期间，由共青团中央、《农村书屋》杂志社、中国光华科学基金会、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上海社科院等单位联合主办的“万名‘村官’看世博大型公益活动”，其中有一个内容：分批举办多期“‘村官’研修班”，学员来自北京、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浙江、湖南、安徽、江西、陕西、甘肃、新疆、宁夏等全国各地的农村基层干部，我被聘为“公益教授”（无讲课费），向他们讲授《五缘文化与建设新农村》，受到“村官”们的欢迎，成了每期必讲的“保留课程”。“村官”们反映：“五缘文化理论将对今后建设新农村的工作产生更大的作用。”《农家书屋》2010年第9期作了报道。2017年10月，复旦大学中文系和上海五缘文化研究所联合举办“民间文化与乡村振兴”学术会议，我又应邀作了《五缘文化与乡村振兴》的主旨发言。
“五缘文化”研究仍在持续发展之中。2020年12月8日，湖南省邵阳学院五缘文化研究所正式挂牌成立。邵阳学院“五缘文化”研究可谓异军突起，学科带头人是该院历史系胡克森教授。据他在《我的“五缘文化”研究及其课堂教学》一文中的自述：“我1989年7月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有两年半时间在洞口县委办公室综合信息组工作。好像是1990年9月的某一天，看新到的《新华文摘》第9期来了……我翻开《新华文摘》就看到了林其锬先生发表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0年第2期，又被该年的《新华文摘》第9期全文转载的文章：《‘五缘文化’与亚洲的未来》。于是我一口气读完，从而对‘五缘文化’这一概念的提出产生了浓厚兴趣。”从此开始了独立研究，先后在《洞口党报》《邵阳日报》发表了多篇文章。1998年他调入邵阳学院继续他的“五缘文化”研究，又陆续在《北京大学学报》《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史学理论研究》等多家刊物发表由自己研究所得而撰成的论文。2004年他向湖南省教育厅申报了《“五缘文化”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研究课题，获得立项。经过4年努力，终于撰成同名的30万字书稿，并在2008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了。在课题进行中间，还先后在《史学月刊》《北京行政学院学报》等全国核心刊物和省级以上发表了5篇课题研究的中间成果。书出版后，在学校本科评估中得到好评。由于领导支持，将《五缘文化与中华民族凝聚力》列入历史专业专题讲座，并在历史专业三年级讲授“五缘文化”的基本内容。通过试讲，师生反响很好，从2011年开始，新开了一门《“五缘文化”与中华民族凝聚力》新课程，30个学时，2个学分。还打算向中文系和其他专业学生开设。近年，胡克森教授拓宽了“五缘文化”研究领域，将其延伸到“五缘文化与乡村振兴”“五缘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2019年7月，他参加北京“第7届国际文化管理·2019”国际学术会议，发表了《“五缘文化”的价值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长文，得到重视，《北京行政学院学报》压缩文字发表，全文则收入外经贸大学《国际辑刊》。由此可见：只要有兴趣、有追求，不懈努力，终会成正果的！现在邵阳学院领导积极支持胡克森教授领衔建立邵阳五缘文化研究所，并且得到邵阳市社科联合会等领导的支持，这也将是“五缘文化”研究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
从胡克森教授独立研究开辟“五缘文化”研究新境界的成功经验中，我得到启发：科研的成功与否，首先取决于研究者自身的兴趣和追求，兴趣和追求是研究者内在的原动力。“强按牛头不喝水”，没有兴趣和追求，就不可能有创新性的研究；奉命研究、任务观点是产生不出创新性的科研成果的。当然，研究者的兴趣与追求又出于对社会价值和自身生命价值的体认，这又同国家科研、院所规划相通。所以，我一直抱这样的态度：“身在其位必先谋其政”。承担集体项目，完成组织交予任务是本分应尽的职责。但在其中，也可以寻求与自己兴趣、追求的切合点，即使距离太远而在具体项目中找不到，也可以挤出余力种“业余自留地”。所以我1989年到了亚太所之后，除了个人申报市社科项目“五缘文化与对外开放”外，还参加了由夏禹龙、周建明领衔的“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与中国亚太经济战略”规划项目，同时我对自己感兴趣而不懈追求的刘勰《文心雕龙》和《刘子》研究、经济思想史和管理思想研究都没有放弃，并且出版了多部被同行肯定而有影响的成果。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学术研究需要环境，包括时代社会大环境和具体工作生活的小环境，这是个人兴趣、追求得以实现的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良好的环境会给个人追求以助力，带来发展机遇。1 500年前刘勰的《刘子》有《通塞》《遇不遇》专篇讨论了这个问题，“势苟就壅，则口目双掩；遇必属通，则声眺俱明”。这就是他的结论。环境的宽松，像国际所这样，就不会有“不务正业”的心理压力。(https://www.daowen.com)
“五缘文化说”从提出到研究展开、发展，迄今已30年有余，之所以有今天，实是借助众力、集渐而成。正如前面提到的，一拜改革开放时代所赐；二赖诸多贤良相助。其中与社科院、亚太所、国际所提供的宽松良好环境，领导关心、鼓励、支持分不开。从一开始，所领导金行仁、王曰庠、刘鸣；院领导张仲礼、夏禹龙等都给予热心的帮助和有力支持。像张仲礼、夏禹龙院长，不仅在精神上给予关心和鼓励，而且直接参与，屈尊担任顾问、撰写文章、参加重要学术活动。夏院长在他生前最后出版了一本书《思想之自由乃我毕生不渝之追求——夏禹龙先生口述历史》，在书的《大事年表》中就有三条与“五缘文化”研究相关的内容作为自己的大事列入：“2002年5月被聘为上海五缘文化研究所顾问。此前已被聘为顾问的有王元化、张仲礼、徐中玉、钱谷融等。”；“2014年6月5日至8日赴福州参加福建五缘文化研究会组织的研讨活动。”；“2015年11月在《五缘文化与中华民族复兴》一书中发表《历史唯物主义和‘两种生产’论——兼谈人性、民族性与五缘文化》一文”。而且他还在《口述历史》卷前挑选一张注明“2010年出席五缘文化研讨会”的照片刊出。正因为“五缘文化”研究始终得到院所领导和众多同志的关心、支持，所以我在院庆40周年、50周年时，响应院《跨越不惑》和《同一梦想》征文，分别撰写了《“五缘”文化有知音》和《“五缘”文化说与亚太所同龄》两篇文章，从心底发出“科研无情人有情”感恩之情。社科院、国际所是一块值得珍惜、爱护的风水宝地；“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只要有兴趣、有追求、肯努力，一定会实现自己梦想的！
1 500多年前著名的文论家、思想家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说：“岁月飘忽，性灵不居”，“形甚草木之脆”；又在《刘子·惜时》中说：“人之短生，犹如石火，炯然以过。”的确，个体生命相对于绵邈宇宙，实在是太渺小、太短促、太脆弱了。转瞬之间，我已步入耄耋之年。回顾平生，前半生拘于环境，曲折崎岖，蹉跎岁月；后半生赶上改革开放时代，紧抓机遇，不敢懈怠，在经济思想和管理思想、《文心雕龙》与《刘子》、“五缘文化”3个领域做了努力，获得一些成果，但也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在过80岁生日时，自撰一首俚句：
人到八十尽天年，弹指韶光似云烟；
愧对苍生少作为，空蝗粱黍暗自惭。
林其锬：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
【注释】
[1]本文是在张生研究员为编撰我的口述史采访整理稿基础上补充修改写成的，在此谨向张生研究员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