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导向的亚太研究

事实上冷战结束以后，整个世界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亚太地区作为中国主要外部环境就越来越突出了。除了中美、中日关系发展很快外，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改变。1992年，在韩国举办APEC会议之际，中国与韩国正式建交。1994年，朝鲜又与美国签订了核框架协议，朝鲜半岛的去核化出现了新的希望。在东南亚，中国与东盟各国关系都先后实现了正常化。在冷战结束的大背景下，和中国明确的对外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亚洲太平洋地区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成为一股新的潮流，APEC从部长级会议也进一步发展成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亚太研究所被形势推向了研究现实问题的舞台。

刚开始时，我感到国际问题研究离我们很远，其中心枢纽在北京，对在上海研究国际问题心中无底。好在当时汪道涵在上海，他一直关心国际问题，同政府部门、经贸部门、学术界的联系极广，经常在不同的范围听取意见，讨论问题。1991年后，他又担任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的会长，带动了上海对台湾问题的研究。这是我们成长的有利条件。同时，上海已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和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以及后来的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的国际问题研究所等，形成了一个能不断交流观点的学术圈，再加上与北京各单位和境外各学术机构的交流，创造了一个十分有利于国际问题研究和交流的环境，特别是上海有一些对国际问题研究非常有经验的老同志和老前辈，带动着国际问题研究不断向前。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慢慢懂得了这个道理：无论是身处北京还是上海，对国际问题研究也好，中国台港澳地区研究也好，关键是能立足我们的国家利益，心中有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多多掌握情况的发展，努力做好为中央服务的工作。(https://www.daowen.com)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亚太所逐步建立起与外部的交流联系。特别是与日本的综合开发研究机构（NIRA），与韩国的外交安保研究院，以及与美国、日本、东南亚及中国港台地区的学者建立起稳定的联系。随着对外交流交往的拓展，亚太所的研究能力也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