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所怀旧
我不愿逛商场，拥挤的人流，混浊的空气，带来的多是疲惫。有点空闲，愿意到郊外或者公园，对着一池绿水、满坡野花，享受宁静。特别在黄昏时，夕阳在树梢轻柔地铺洒余晖，除鸟雀归巢的啁啁声，仿佛整个宇宙都别无声息，处此景中，整个心灵都沉浸于静远之中。
但也有例外，我每每路过位于上海繁华西南的东方商厦，有事无事都想进去看一看。不是钟情于商厦伟岸的建筑，也不是流连于商厦精美的商品，而是因为现在耸立商厦的这块土地，曾经承载我进入社科研究领域的第一个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这块土地上，我度过了难以忘怀的8年时光。
我是1979年进入历史所的。那时，历史所所在地徐家汇还带有浓重的城郊接合部痕迹。除了教堂昂首指天的升腾式建筑外，没有其他高楼大厦，多的是江南风味的砖瓦平房。历史所便处于几排砖瓦平房的拱卫之中。这是一幢建于20世纪初叶的欧式4层小楼，据说原来是修女院。可证此说的是这幢小楼各层的洗手间中都无男式小便器。小楼和拱卫与它周围的几排砖瓦平房位于由藏书楼和徐汇中学校舍围成的一葫芦形地块之间。地块边高墙俨立，墙面被岁月剥蚀得斑斑驳驳，大片绿苔如翠眉绿须般悬附于上。地块内冬青成排、瓜豆满架，更有两棵高大挺拔的银杏比肩而立，树龄皆在百年以上，春夏时将凤尾似的碧叶亭亭撑开，送遮天绿荫给世间，秋冬际把碎金般的黄叶款款洒地，赠一地暖意于众人。进此地块，颇有入世外桃源之感。对需坐冷板凳、耐得住寂寞的史学家来说，这实在是做学问的好地方。
但究其实，世外桃源并不平静。我进历史所，正值拨乱反正之际。历史所接二连三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冲击乃至自杀的人员召开平反或追悼会。家属泣不成声的回忆，同事扼腕垂泪的叹息，将当年惊心动魄的斗争一一展现在人们眼前。那时，人们既为我党纠错和前辈追求真理的勇气所振奋，同时也深感中国传统中负面影响之顽强和残酷。
这种沉重的气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逐渐淡薄。学者们在日趋宽松的学术环境中，以极大的热忱投入研究。与其他社科研究一样，历史研究中的禁区也一个个被打破，不少实事求是总结历史经验的好成果问世。在此潮流推动下，我第一次在中国史学权威杂志《历史研究》上发表了论文——《论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全文1万多字。为了这1万多字，我看完了曾国藩的全部文集、日记，做了大量卡片。曾国藩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集大成者，对诸子百家未涉猎者少，特别是儒、法、道更成其安身立命之本。难得的是，他已顺应时代变化，开始关注西方文化。民风强悍的湖南乡间生活，翰林院晨诵夜修的苦读、屡败屡起的血战、领兵于野防忌于朝的遭际、曲折的外事交涉、领风气之先的洋务活动，构成了曾国藩极为复杂的阅历，也造成了他极为复杂的性格。这是一个“打掉牙和血吞”的超人毅力维护封建统治的卫道者。又是一个敏锐主张并实际引进西方工业技术、以求缩小中西方差距的先行人。如果说范文澜先生主要从某一侧面对曾国藩作了简单概括；那么，到了80年代，历史已使我们具备了更全面地研究曾国藩的条件，我们便不能再简单地，而应全面地对此人物作出分析评价。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实地揭示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的转变，科学地总结中国近代化的规律，从而为当代中国的发展提供正确的借鉴。论文发表后，在史学界引起较大反响。《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人民出版社将其收入《洋务运动论文集》。
虽然以现在的眼光看，此论文还有可改进之处。但这毕竟是我较早的学步之作，所谓敝帚自珍，书此只想略表我对历史所及自己的历史研究生涯的怀念。
其实，这种怀念并非仅系于学术。8年时光中，在历史所我感受过纯洁而真挚的友情。湖心亭内品新茶，银锄湖中荡木舟，书生意气，纵论五千年，评判环球事，至今历历在目。
而今，历史所迁去新大楼。宏伟建筑、现代化设备，是我们当年在曾供修女悟道的小楼内做梦都未曾想过的。这是历史所的进步，上海社科院的进步，也是我国整个社科研究进步的一种表征！遗憾的是，历史所旧楼已荡然无存，后人无法再直观感受这种巨大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这代人是幸福的，因为我们亲身体验了这种巨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