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鸣访谈录：回顾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组建
钟 鸣
为了解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组建的情况，我们对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常务副总干事钟鸣进行了一次访谈。钟老于1986年起兼任中心常务副总干事，时任上海市政府研究室主任，后调任至上海爱建股份有限公司。钟老现年高九十有五，但思路清晰，中气足，对访谈提出的问题给予了详细的回答，并多次纠正我们对当时这段历史某些不准确的认知，还找出精心保存的历史资料加以佐证。以下是访谈的主要内容。
访谈者：钟老，您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成立初期主持工作，能否介绍一下当时成立这个机构的背景？
钟鸣：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是汪道涵老市长亲自主持成立的一个学术研讨组织。
道涵一向有儒雅市长美誉，这是由于他的言谈举止温文尔雅，由于他在文化学术界广泛的人脉关系，更由于他的战略眼光和前瞻思维。
1985年，上海领导班子“三驾马车”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等同志因年龄关系从党政领导岗位退了下来。汪道涵虽然辞卸了上海市市长职务，但精力仍然旺盛，报国之心不减。组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正是他高瞻远瞩的选择，是他与学术界联系所牵扯的一条纽带，也是他和大家为发挥余热搭建的一个平台。
访谈者：能否介绍些更详细点的情况？
钟鸣：那时，很多学者喜欢接近汪道涵，围绕一些现实问题做深入研究。不仅是上海，北京的徐雪寒、于光远、蒋一苇、吴敬琏、高尚全等专家学者常来常往，都是汪道涵的人脉关系。记不清哪位学者提到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建议上海有必要建立相同性质的机构。为此，汪道涵找我聊聊。其实他已有所考虑，找我聊天无非是增加点砝码而已。
我在汪道涵身边工作，随从他在上海市长任期的全过程，相互熟悉，几无隔阂。他难得空闲时常找我聊天，有时夜深人静也会通过电话聊几句。聊起来，东扯西拉，看似没有主题，实际上是有内涵的。有些事就在闲聊中定下来，像苏东坡《赤壁怀古》的词里面写的那样，“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这就是他儒雅的一个侧面。
国际形势风云多变。作为全国经济中心和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上海，许多重大决策和举措都受国际形势的影响，及时研判国际形势很有必要；上海人才济济，有足够的力量加强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宦乡推动成立了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后易名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已做出榜样；汪道涵从市长任上退下来，有精力、有时间来关注这方面的研究，为此倡导和推动成立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就这样，这个中心顺应形势发展要求，又在各方面条件具备时，自然而然形成了。
访谈者：这样一个机构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钟鸣：成立这样一个研究机构，是要借助于它的平台，整合与国际问题研究的有关组织和人力，发挥更大的作用。
国际问题研究与改革开放是紧密联系的。成立一个机构把这方面的研究力量组织起来，就能发挥更大作用，这对上海改革开放具有积极意义。可是，当时上海市党政机关很多领导对此是不理解的，他们认为国际问题都是中央关注的问题，跟上海关系不大；或认为上海已有不少关于国际问题研究的单位，何必另立机构……所以并不把这个当回事。
国际问题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海阔天空，无边无际。这是一门边缘科学、交叉科学。当时上海研究国际问题的机构很多，研究力量很强。专业研究就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学会、国际关系学会等；还有复旦大学附设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交通大学等也有这样的机构。但是，大家各自为战，互不通气，很分散。如能够把大家集合起来，加强合作，就能够提高整体研究质量。
如何整合这些力量？这是个重要的问题。为此，有必要建立一个组织，把分散的有关单位和人员凝聚起来，通过协调、沟通、交流、相互切磋，不断提高研究的质量。这正是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责任。汪道涵顺应形势，成立这个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平台，组织协调和推动全市的国际问题研究。
访谈者：当时对这个机构的管理和组织架构是怎么考虑的？
钟鸣：1985年，在汪道涵倡导以及宦乡支持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成立了。
这个机构是直接挂靠上海市政府的。因为汪道涵的身份比较高，如果挂在社科院或其他单位，谁管也不太合适。所以呢，直接挂靠市政府并保持相当大的独立自主比较好。这样，市政府办公厅代管管理中心的一些组织人事，以及对中心事务方面给予保障，就方便多了。当时，担任市政府办公厅主任的万学远同志明确表态，他只是负责中心的一些相关事务，中心的业务工作他不插手。
在组织架构上，汪道涵有仔细考虑。筹组初期，由他自任总干事，安排蔡北华、陈启懋为副总干事。蔡北华是老革命、老资格，刚从上海社科院的副院长位置退下来，在学界有很广泛的联系。他又是老好人，容易同各方面相处，有利于协调各单位关系，方便开展工作。当时，陈启懋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所长，这是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正相对应的单位，也是首个与中心关联的单位。他的工作重点在研究所，兼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职务，但不参加中心的具体工作。
到1986年，为了加强领导、推进工作，对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领导班子作了调整和补充：(https://www.daowen.com)
设名誉总干事，聘请宦乡和汪道涵二位长者担任。总干事由蔡北华担任。副总干事陈启懋，还补充了2名：一个是我（其时我已从市政府研究室调任爱建公司副总经理），并指定为常务；另一个是市外贸公司的总经理郭忠言。同时，调来王志平为专职秘书长。
我这里有一份市政府1986年9月10日颁发的文件，增补我和郭忠言为中心的副总干事，可以验证中心的隶属关系。这不是市政府办公厅转发的，而是市政府直接批复的文件，抄报市委，抄发爱建公司和外贸公司。这份文件上的用词是“同意”，意思是同意汪道涵的意见而增补的。
访谈者：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主要工作方向是什么？
钟鸣：在中心组建和发展过程中，宦乡和道涵都明确指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要在协调国际问题研究和推动对外开放两方面发挥作用。这是中心工作的两个基本方向。这涉及中心的主要任务是什么，要怎么干，往哪个方向发展。对这些问题，汪道涵的思路非常清晰。
1987年我到北京，特地到宦乡家里去拜访。汪道涵专门给写了便条做介绍，否则宦乡也不认识我。当时中心办公室主任陈宽宏也帮我引路（他原先在中央办公厅工作过，对北京的情况比较熟悉）。我是作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向名誉总干事汇报与求教来的。
宦乡是一位非常朴实的领导，他对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评价也是非常实事求是的。他说，这个中心说有用也有点儿用，说没用也确实没什么大用。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要提供相关国际局势的一些分析给领导做决策参考。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研究国际问题非常必要。开放越多的地方，越需要国际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像陈国栋、汪道涵这样能够高瞻远瞩的领导，他们具有国际视野，要放眼全球研究中国和上海的发展，对国际问题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这跟领导的眼界有关系，有远见的领导就会感觉到国际问题研究有作用。有的领导自以为是，总觉得自己比别人高明，根本不想听别人的意见和建议。对这样的领导人来说，你的研究报告就一点用也没有。
这次拜访宦乡，我还对上海准备召开国际问题研讨会向他作了简要汇报。
访谈者：您对中心工作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哪些事？
钟鸣：当时我已经到爱建公司去担任副总经理了，但是领导叫我负责中心的常务，那也要把这份责任担当起来，努力把工作做好。
到如今印象比较深的，是我经历的两件大事，对应着中心的两大工作方向。
头一件事，在上海组织召开了一次国际问题研讨会。召开这个研讨会的议题、议程早已提出来了，可是迟迟无人过问。我被委以常务副总干事后，看到会期将近，却没有人抓，有点着急，于是就主动总揽这个事情。“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你一抓，工作的轮子就转动起来了。
这个会议，当时决定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办，协办的有好几个单位，主要是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和上海外贸学院，积极性很高。我们中心主要起个领导、组织、支持作用，具体工作协办单位很多人会来争着做的。最积极、最突出的是上海国际关系学会的金应忠，他几乎天天到中心来，找我商量有关事宜。还有，外贸学院也非常积极，经常来主动汇报汇报他们的工作进度。大事及时向汪道涵、蔡北华请示汇报，具体问题当场商量拍板，工作效率相当高。
这个会议举办时，汪道涵和宦乡都参加了，吴敬琏也来了。上海有关的学术界人士，像著名的学者陈彪如、余开祥、汪尧田等，都踊跃参加了这次盛会。这在上海是相当有影响力的一次活动。
另一件事，也是在1987年，我以中心的名义到香港去参加了一次学术交流活动。这次活动，主要是对上海的开放进行深入探讨。一起去参加的是熊永石，他主讲上海经济区的建设和发展，我主讲上海投资环境的重新评估。（可能由于不久前，国务院批转《上海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汇报提纲》，这个汇报提纲是我主笔起草的，因而被邀。）
这么大的话题要郑重对待。因此参加会议前，我曾到市委向江泽民（时任上海市委书记）请示汇报过，主要是：在香港有这样一个活动，我要不要去参加？这么大的主题，由我去讲合适不合适？讲话注意些什么？对对口径，希望他给予指示。
香港这次活动很热闹，我方参办的主要是香港经济导报社。新华社香港分社、华润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都参加了。我的发言题为《上海的开放与发展》。没想到这个会议在香港是那么轰动。很多报刊都发表了我的发言，《香港文汇报》全文刊登了我的发言稿，《香港经济新闻报》《香港信报》等都发表了我的发言摘要。特别是对上海利用外资不断上升、上海设立证券交易所势在必行等方面，都予以重点报道，反映出海内外对于上海在改革开放中的动向与地位的高度关注。
交流会结束，我乘轮船回上海。锦江轮船公司总经理是我的老朋友，特地给安排了一间空闲的头等舱。难得有这么好的条件，我利用海上航行2天多的时间，写了一篇赴港参加上海投资环境重新评估会议的简要汇报。一到上海就把这篇汇报稿送市委印刷厂付印，第二天取回印刷好的简要汇报，直接送呈江泽民书记审阅，完满完成任务。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有一个内部刊物《情况与反映》。如能找到那个刊物的话，很多经历应该会更清晰，具体活动也就更准确了。
钟鸣：曾任上海市政府研究室主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常务副总干事。访谈者贾继锋：曾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办公室负责人；方针：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原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