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韩国的学术交流之门

1994年朝鲜核危机爆发，朝核成为国际热点，联合国安理会在美国主导下进入频繁的磋商，提出进行核查，否则就进行谴责与制裁，朝鲜的反应非常强烈。美国克林顿政府开始讨论对宁边地区进行定点轰炸。我此时投入精力对这个问题进行跟踪研究，在我所的《亚太论坛》上发表了若干篇论文。驻沪韩领馆开始与我所接触，了解我们的立场。由于当时中国在朝核问题上保持低调的外交，中韩也在外交渠道上有一系列磋商，但韩国不掌握我们对朝鲜施压的全面情况，又认为我们对朝鲜核发展的情况了解得比较多，所以希望利用各种渠道与中方沟通，获取一些我们应对的方案思路。韩领馆可能在接触上海的几个智库后判断，我们所在这方面有较强的研究优势，所以在征询了韩国外务部之后，提议派遣外务部下属的“外交安保研究院”代表团赴上海，与我们讨论应对朝核的方案。

外交安保研究院的代表团来沪时间大概在1995年冬季，由朴尚直、尹德敏与一位外务部特殊政策课的年轻官员所组成。朴尚直是资深外交官，当时的头衔是研究委员，后来他担任了外交安保研究院的院长。尹德敏是年轻的学者，年龄还比我小1岁，他是日本问题专家，他们研究院可能指定他研究朝核问题，后来他在朴槿惠任总统时期担任了韩国国立外交院的院长。那位年轻官员主要任务是记录，担任观察员，整个会谈期间没有发言。

会谈进行了一天，细节内容现在已经很难记起，但总体是分析了朝鲜发展核武器的动因，它的要价，美韩可能采取的举措，中国的立场等。讨论是非常坦诚与建设性的，我方参加人员是周建明所长、王少普副所长及我与另外若干位年轻学者，韩方列席人员包括首任驻沪总领事尹海重，政治理事金一斗等其他两三位领事，口译也是由他们领事担当。双方对会谈的成果都非常满意，韩方也感觉到上海学者的思想开放度与分析问题的水平，表示计划向政府汇报相关情况。当晚，我方款待了韩方人员，晚宴上大家已经不感到拘谨，尹德敏、金一斗与我及我院外事处处长李轶海相谈甚欢，金一斗领事不胜酒力，几乎滴酒不沾，我们还调侃他名字虽然是一斗，但徒有虚名。这次交流后，韩方在1996年邀请了周建明与王少普两位所领导回访汉城（今首尔）。而对于我，则带来了另一个附带成果，韩领馆征询我能否去韩国做访问学者，他们通过内部渠道让“韩国国际交流基金”给我一个名额，我们所也希望我能够去。最终通过金一斗的联系，安排我1996年秋天赴汉城访问半年。(https://www.daowen.com)

由于这次两所互访交流是特定时期的特定主题会晤，所以并没有后续性交流安排。1998年2月25日，金大中就任韩国总统，当年11月他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结束后，他的随行人员，韩国当时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外交安保研究院的朴斗福教授访问了我们所，并提出随着中韩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他们院希望除与北京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保持交流关系外，与我们所建立正式的学术交流关系。自此，我们两家学术单位开始了每年一度的互访交流，形式是交替轮流做东道主。

与外交安保研究院的交流大概进行了13次，直至2011年由于他们机构调整，升格为韩国国立外交院而停止。回顾整段交流过程，前五六年双方都比较重视与积极，我方出访的团队由所长带队，他们来访时则由院长带队；我们访问时，他们接待的规格也比较高，出席的方方面面的专家也比较齐。但随着交流的持续与中韩沟通渠道的大量增加，这种互访的效果也就逐渐下降，因为彼此对对方思维方式有了更多的了解，已经很难感到新奇，交流的形式已经大于实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