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周边国家的研究，牵涉面广，涉及的学科也多，有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宗教、社会等。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为了完成科研任务，我时常“疲于奔命”。我记得我写过“中国与朝韩”“中日关系”“台湾问题”“中国与东南亚”“中印关系”“中国与中亚”“中俄关系”等文章。而且那时欧亚所几个研究室的课题有时是打破研究室的界限，全所共同研究的，我时常被拉去临时“当差”。我记得我写过“中欧关系”“中国与中东”等文章，连“犹太人研究”“非洲研究”等，我好像也写过文章；拉美、北美研究方向，我好像也写过一篇。

如此研究和写作，好处是学习的知识面广。为了写作，逼迫自己去啃书本，去阅读大量资料。弊端是研究的课题不可能深入，研究的水准也难以提高。到处“打酱油”，“左一锤子，右一榔头”，精力过于分散，这种“打零工”式的研究方式，使我逐步意识到长此以往将一事无成。

20世纪90年代下半叶，我开始逐步集中于自己的研究方向。除了完成所里交给的研究课题外，我开始“经营”自己研究的“自留地”。1992年中韩建交，有关韩国和朝鲜半岛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由于朝鲜战争的原因，中韩建交前，有关韩国（以前称为“南朝鲜”）的研究，在我国国内很少，不仅专家学者少，而且研究的资料匮乏。上海社科院朝鲜半岛研究中心是上海市和我国最早成立的朝鲜半岛研究机构之一，我有幸参加了该中心的成立大会。之后，我对朝鲜半岛研究的兴趣“一发而不可收”。我像集邮爱好者收集邮票那样，在各种报纸杂志上收集有关韩国和朝鲜半岛的研究资料。(https://www.daowen.com)

20世纪20年代始，在日帝殖民统治下逃亡到上海的一批韩国爱国者组建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举旗抗日。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和韩国抗日独立运动的研究，有利于促进中韩关系的发展。我加入了此研究行列。我多次到徐家汇藏书楼翻阅了几十年的《申报》影印件，又到上海档案馆和南京第二档案馆，收集了有关的研究资料。我还到上海的韩侨（朝侨）家里进行实地采访。在此基础上，我撰写论文参加了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和重庆及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的有关“韩国抗日独立运动”的研讨会，结识了一批学术界的朋友。

1997年，欧亚所派我随上海市外办代表团赴韩国参加国际学术大会。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抵达“研究对象国”韩国进行实地考察，开阔了眼界，进一步明确了研究的方向。冷战后朝鲜半岛局势的持续动荡，使不少有识之士深感不安。一些挚友劝我不仅要研究朝鲜半岛的历史，而且也应研究朝鲜半岛的现状，因此我开始关注起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我注意到朝鲜半岛地区不仅存在着朝韩双方的军事对峙，而且与朝鲜半岛有关的中美日俄几个大国的利益在这一地区交织，我决定对围绕朝鲜半岛的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经过几年积累，我写出个人专著《大国与朝鲜半岛》。这本书对涉及朝鲜半岛的各种国际关系的历史作了简要回顾，重点在于分析、阐述现状，并对未来的前景略作了展望，可以供读者在观察和研究朝鲜半岛问题时作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