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之道：时代使命，全球高度

20世纪80年代中期，正值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时期。为了促进上海的经济发展，汪老在体制内设立了两大咨询机构：上海经济研究中心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经济研究中心后来成为发展研究中心。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则参照了宦乡主导的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模式，至今并未见其他地方建立过类似的机构。可以说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甫一诞生，就站在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展现了上海开放性的国际大都市的气度。当时我国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作出了重大调整。1985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国际问题研究从过去美苏争霸，战争阴云笼罩，转变到和平与发展，以及中国怎么适应这个时代主题。

汪老认为，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承担国际问题研究的重任是理所应当的。在他身体力行的关注和指导下，初创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成为上海市人民政府领导的综合性国际问题研究和咨询机构，将当时所有应当参与和能够参与的机构都纳入其中。起初的工作重点是研究与上海经济有密切联系的有关重要地区和国家，就本市对外开放中需要解决的重大战略性、战役性问题协作攻关，推动国际问题研究的国内外学术交流。后来在汪老的带领下，中心的研究任务逐渐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并扩展到全球重大议题。

谈及当时的国际关系研究，汪老认为格局尚不足以满足中国在那个重要历史时期坚持对外开放和改革的需求。汪老多次强调，国际问题研究要紧扣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要朝着人类文明进步、世界和平的发展方向去考虑问题。他主张与其他国家通过对话与合作来消除分歧，进一步扩大共识，突破各种历史的、思想的障碍，创造对中国发展最有利的外部国际环境。我们从他在中美、中日、中欧关系以及两岸关系等关键问题上的态度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思想脉络。上海国际关系研究界在对外开放中能够作出巨大贡献，汪老的这一思想格局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https://www.daowen.com)

1997年10月，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时与美国总统克林顿达成共识，中美两国共同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保持中美关系不断改善和发展的良好势头。在汪老的组织和指导下，中心乘势而上，组织各方面力量拓展深化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1998年2月16—18日，中心与美国亚洲基金会在上海召开了“面向21世纪的中美关系：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研讨会。美国的对台政策是这次研讨会的重点议题，中美双方与会者达成了高度一致。会议成果对中美元首再次会晤的基调产生了重要影响。1998年6月30日，克林顿在上海图书馆公开重申了对台“三不”承诺：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

汪老还认为，我们的国际问题研究和对外交往应当兼容并蓄，允许各种声音，吸收各种有利的经验。讨论问题时他经常讲“要摆事实讲道理，道理越辩越明”。但是他不喜欢激烈争论，而主张观点交锋，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他一直强调要对标世界上的强者，取法乎上。因此汪老很注重向强国学习国际问题研究经验。他举了个生动的例子说，中国女排为什么能够五连冠，正是因为铆足了劲始终把美国女排当成对手，才能跻身世界一流水平。汪老认为国家的现代化要靠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来保障，在国家安全体制建设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为此，20世纪90年代，他多次组织了有关我国如何组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内部讨论。

在汪老的对外交往经历中，他始终站在这样的高度，也让后来者肩上担起了强烈的使命感。上海的国际问题研究和对外交往自此定下了非常高的基调。这些高屋建瓴的理念，在工作中都很有实效。我在长期的外事工作实践中，不断提醒自己要在国际交往中秉承这样的格局意识。上海社会科学院始终致力于同国际最知名的人士打交道、与国际最顶尖的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借此不断提升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研究能力和国际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