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欧亚所工作的十年
李秀石
在《北京人在纽约》《上海人在东京》两部电视连续剧所反映的时代潮流中，20世纪80年代，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室的大部分成员先后去了美国和日本。
1986年，上海社科院批准我以“自费公派”身份应邀到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深造，担任“外国特别研究员”，其间，有义务用日语举办一次本专业的公开讲座。在早大校园独特的学术氛围中，我萌生了攻读博士学位的念头。早稻田大学大学院（研究生院）的办学宗旨是“培养研究者”。为期3年的硕士课程称为“博士前期课程”。从硕士生到博士生的考试录取率为1/4。“博士后期课程”需要3～6年。博士生学习3年就离校的先例不多。从第3年到第6年称为o-badokuta（博士课程延续），仍需定期发表研究报告接受研究指导。如导师认为某个o-badokuta有资格（在学术刊物上发表3篇论文等）撰写博士论文了，就可以在上述6年的基础上作为“研修生”继续在校3年接受导师指导，埋头撰写学位论文。由于早大承认南开大学的硕士学位，我可以跳过“博士前期课程”直接报考博士生。1988年的春天，我收到了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日本史专业（近现代方向）“博士后期课程”的录取通知书，“自费公派”和“外国特别研究员”资格到此为止，不仅退还了社科院的工资，还失去了免费使用校内游泳池和健身中心设施的教师待遇。勤工俭学为博士学位而奋斗开始计时。
日本一流大学的文科博士授予率极低。不仅国立东京大学、京都大学，而且私立早大和庆应义塾大学也是如此。在早大，文史哲及艺术类学科只能获得“文学博士”。近现代专业的3位博导都没有博士学位，我所接触的社科所的教授们也没有，由此可见文学博士学位的门槛有多高。导师安在邦夫教授在我具备撰写博士论文的条件后提出建议：作为研修生在校3年提交学位论文。博导希望在他的学生中培养出一个文博学位获得者。另一方面，母亲大病后身体欠佳，国内亲属不断催促我回国。在博导认可了论文结构的基础上，我决定回国边工作边完成论文，于是在1995年春便登上了返回祖国的“鉴真号”。
去欧亚所工作是回沪后的第一选项。因为潘光所长是我10年前的领导——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世界史研究室的主任，曾任副主任的俞新天也在社科院担任领导工作。所以，去欧亚所仿佛“回到原单位”，心里感到踏实。然而，当时我既没评过职称也没有博士学位，仅有“博士后期课程修了”的学历证明。数年后我提交了40万字的博士论文（现存于日本国会图书馆、早大图书馆和学位委员会），又去早大参加了3位博导审查论文的口头答辩。终于在晋升研究员3年后的2005年，从早大校长白井克彦博士手中接过了文学博士学位证书。在1988年入学的同窗中，园部裕之已经获得了学位，我是第二个，学位授予率在本届10名博士生中高达20%，中日平分秋色。
回顾在欧亚所工作的10年，头等大事莫过于在欧亚所党支部的教育和帮助下，我于1999年9月经袁淑君和崔宏伟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10多年来的夙愿。这是我走向人生新阶段的起点。党支部书记胡士君老师的指导帮助令我终生难忘。社科院通过多种形式深入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组织各研究所骨干前往井冈山和皖南等地开展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史、重温中国人民革命史的教育活动。承蒙领导关怀，我参加了左学金副院长带队前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学习的“井冈山之队”。这次活动对我具有重要的党史补课意义。在黄洋界上的那间小房子内，陈列着一幅红军战士的手绘漫画——粗糙泛黄的纸上画着一列火车，车头上插着一面党旗，上方写着“支部建在连上”。这张漫画进一步丰富了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认知。此后，每当我向日本客人讲解中国共产党与军队的关系，都要援引它来加以说明：“党指挥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建军初期确定的指导方针，绝不允许“枪指挥党”。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伴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越来越需要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我们这些习惯于在国别史领域耕耘的研究者，面临发表研究成果平台少、社会需求相对降低的难题。在潘光所长的不断示范、提醒和督促下，我和所内同仁开始在当代国际问题研究领域“试水”。上海社科院出版的学术刊物，上海市发行的各种报纸杂志以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为我们努力实现学术研究转型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潘光所长非常重视所内共享国际国内学术信息的交流工作，及时分享院内各所特别是国内外研究的新动向，为所内科研工作不断注入新动力。记得黄仁伟副院长这样概括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向现状研究转型：历史是一门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学科。史学研究者的工作是还原历史。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再延长几十年就是现状研究。这与在国际关系理论范畴内的研究相比，具备纵向研究基础深、综合性强的优势。
在社科院学以致用，努力为国家战略服务的号召下，欧亚所上下一心，边学习边实践，积极通过各种平面媒体和电视传媒等发表研究成果，分析评论国际关系中的新动向、新问题，在拓展研究领域的过程中不断丰满羽翼。与许多同仁一样，我从东方卫视诞生之前就接受电视媒体的采访，不仅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还在《解放日报》《新民晚报》等报刊上发表整版或半个版面的文章，跻身于践行跨学科转型的群体。时至今日，仍然借助于电视传媒分享我的研究心得。特别是担任周边国家研究室主任期间的磨砺，对于开拓研究视野大有裨益，我从研究日本近现代史的“一亩三分地”，扩大到研究当代日本政治、安全保障及中日关系领域，成为运用历史考证的研究方法、通过主要分析有法律约束力的一手资料研判日本政治与安全的研究者。
在欧亚所工作的10年间，改革开放全面深化，成果斐然，有如从“科学的春天”来到了“繁花似锦的盛夏”。国际学术交流活动蓬勃发展。长期以来，欧亚所与以色列驻沪总领事馆之间保持着友好的文化交流关系。许多从以色列、美国等国来访的犹太人，千里迢迢赶来观看欧亚所墙上挂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犹太人在上海留下的照片。除美国客人外，来自日本朝野的学者明显增加，国际学术研讨会接二连三。与早稻田大学教授毛里和子、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所长新贝正先、日本防卫大学校长五百旗头真等人探讨中国政治和中日之间的安全问题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我还为俞新天等院领导做过日语口译，轻车熟路感觉良好。其中，我作为尹继佐院长一行的翻译出访日本，不仅完成任务还长了见识。
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决定授予尹院长“创价大学名誉教授”的荣誉，于是邀请尹院长一行赴日出席创价大学举行的荣誉证书授予仪式并访问创价学会。此行使我进一步了解了创价大学师生对池田会长的热爱之情，看到了“宗教团体”创价学会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尤其是池田会长与周恩来总理之间的深厚友谊，加深了对创价学会支持下的日本联合执政党公明党的认识。数十名创价学会会员列队热烈欢迎、欢送尹院长的情形令人感动不已。
荣誉证书授予仪式在创价大学的大礼堂举行，估计至少有1 000人参加。创价学会组织方非常重视尹院长的讲话。按其要求，我事先将讲话稿译成了日文。见面后又作进一步沟通，在中文稿和日文稿内分别标出了停顿、翻译的记号。如此细致入微的做法迄今未曾经历过，我一向自信只要精神高度集中，随机应变，跟着讲话者的进度翻译就不会出错。客随主便，我将日方的要求知会尹院长。当我紧接着尹院长的话音，按照日方“大声、清晰地读出日语”的要求，朗诵完日文稿的第一段时，场内突然爆发了潮水般的热烈掌声。说不清是感动还是兴奋，我“满怀激情”地分段朗诵完毕，没有一处错误或“卡壳”。全场掌声阵阵高潮迭起。另外，我还担任了双方会谈、宴请及参观等活动的翻译，受到日方充分肯定，但不记得是否被尹院长表扬过。后来，据潘光所长透露，尹院长在一次院内高层会议上提到了我：“池田大作说，李秀石讲的日语比日本人好……”不久，这段长见识的往事便淹没在异常繁忙的岁月中。10多年后，上海大学的马利中教授告诉我一件事，他曾经在创价大学的日语课上看到了我为尹院长做翻译的录像，老师说“要这样做翻译”。一句话勾起了陈年往事，不禁懊悔不已，早知道被录像，我应该穿一套更好看的套装！
欧亚所给我留下的最愉快的记忆，莫过于参加所工会组织的旅游活动。外出旅游采用“公私合资”模式，名曰所里出大头，个人出小头。我和崔宏伟分别与一名藏族小学生共骑一匹马在香格里拉的纳帕草原上奔驰；与好几位同仁上气不接下气地攀登玉龙冰川的顶峰；在冬季的三亚海边游泳冷得瑟瑟发抖；品尝当地米酒领略少数民族习俗……其乐无穷。大家通过这些活动增进了友谊，强化了凝聚力。潘光所长即使无暇参加也要来电祝愿大家尽情放飞。才高八斗的崔志鹰同志，每到一处都要赋诗一首，倍受大家欢迎。在他的带动下，有感于张家界的奇特景观，我也杜撰了两首打油诗，还把当日天气和经过的景点名称融入其中。记得一首五言诗是：“十里长廊秀，水绕四门流。雨过翠欲滴，人在画中游。”每说完一句，大家便高声应和，满堂欢声笑语。每当回忆起欧亚所同仁之间的友谊，我都会沉浸在温馨快乐的往事之中。
往事历历在目。由欧亚所、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和世界经济研究所组成的“国际片儿”也是反映上海社科院科研创新的平台之一，令人难忘。3个研究所的同仁常常一起会见外宾，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最开心的一幕莫过于踩爆气球的庆祝活动。大家争先恐后追上满地乱飘的气球再踏上一只脚，在噼噼啪啪的爆裂声中庆祝“国际片儿”三所携手共进新年新气象。我与亚太所的王少普副所长、高兰研究员、世界经济所的傅钧文研究员等从事日本研究的同仁，在“国际片儿”的平台上结成了横向学术交流合作纽带，获益匪浅。亚太所的周建明所长也对我提携有加，而我在忙乱中竟然忘记了周所长的嘱托……多年后才想起此事，愧疚不已。这是10年间最大的一桩憾事。
衷心感谢上海社科院和欧亚所对我工作的肯定和鼓励，给了我许多荣誉。有1996年和1998—2000年度上海社科院妇委会颁发的巾帼建功奖，1999—2001年度三八红旗手称誉。还有社科院1997—1998年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1998—1999年度和2002—2003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如果不是欧亚所当年接纳了我，如果没有上海社科院引导全院学者为国家战略和上海市发展积极提供智力支持，如果没有各级领导和同仁对我的培养帮助，就没有我此后在另一个“前沿地带”继续奋斗15年的坚实基础和工作业绩。
感恩欧亚所，感恩“国际片儿”，感恩上海社科院！谨向在职和荣休的各位领导和同仁致以最诚挚的敬意！让我们共同见证国际所及上海社科院取得更加辉煌的成果！共同见证伟大祖国一年更比一年繁荣富强！
李秀石：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东欧中西亚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