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美国的学术交流

在同美国学术机构发展机制性合作交流方面，与北京及上海的著名高校、智库相比，可能乏善可陈，更多是个人的交流与参访，这也是美国的地位及其智库运行模式所决定的。世界各国智库都想与其发展关系，他们当然居高临下，择优选取，但不签订固定的交流协议应该是其常态。

从我个人赴美参访的情况看，重点交流的方向仍然是朝鲜半岛问题，特别是朝核、美朝与中朝关系、朝鲜经济等问题，延伸性的方向则是东北亚四大国关系、中美关系。第一次去美国是1993年2月，使用的是福特基金会给上海社科院的交流经费，由于当时院领导希望让更多人分享使用这笔经费，所以，对每次个人出访的经费与时间长度都抠得很紧。给了我3个月出访时间，每月800美元，另外加1 200元机票费。显然这点钱对于在美国纽约这种大城市生活是非常艰难的，而所里领导还希望我能够延长3个月，逗留半年，以多多观察美国，但经费自理。所以，在我到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报到与支付房租、押金后就不得不寻机打工谋生。这种安排除了生活费用的压迫外，还有就是学校不提供办公室、图书卡，更无法旁听课程，因为我的访问不属于他们的交流项目，东亚研究所所长黎安友的邀请仅仅是应我们的要求而提供的签证协助。

但即便如此，这半年的半游学、半打工的经历对我们这种来自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人还是有意义的：对认识美国光怪陆离的多维社会、草根阶层的奔波生活、淡薄的人情关系结构，以及如何面试申请工作，如何在全新的竞争环境中学习他们的文化，如何应对黑人的抢劫与苛责的老板，都是一种心理考验。在此期间，我与邀请人黎安友畅谈了一次，他此时正在学术休假一年，所长是研究中国党史的查林代理。黎安友热衷于参与中国国内政治，研究所也接纳了若干个来自国内的“自由人士”，这方面活动比较多，黎安友也在负责Asia Watch的工作，也多次要求我对其文章进行评论，当然我只能敬而远之。

在美半年期间，我申请参加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Orientation Trip”项目，其中国际关系组访问了弗吉尼亚州的威廉斯堡、费城、华盛顿与纽约，参观了许多人文历史景点与政府机构，也会见了一些官员，这个组的许多成员后来都成为学界的翘楚，如徐蓝、任东来、牛军、刘亚伟、吴白乙、周敏凯、张毅军等。

在个人交流方面，最重要的是拜访了“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容安澜（Alan Romberg），他当时应该刚刚卸下国务院发言人的工作。容先生是一位谦谦君子，讲话温和、理性、客观，虽然同样维护美国的利益，也会批评中国的一些做法，但不会以强势霸语的方式表达，其特有的换位思考与共情性是一般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所缺乏的。他思路清晰，逻辑性极强，分析问题独到，其观点的深度或精妙之处往往超越同场的其他美国学者。他是美国学者中我交谊最深、最尊重的学者，此后20多年我们在首尔、济州岛、釜山、上海、华盛顿多地进行晤谈，每每到华盛顿他都提出请我吃四川菜、意大利菜或泰国菜，安排我会见一些主管中美关系的官员。2015年9月有一天他请我在华盛顿市中心某餐馆吃饭，正好教皇车队路过，教皇从车上探出半个身子向沿路欢呼的民众致意，我也有幸领略了教皇的半侧身子的风采。还有一次我俩应Gordon Flake邀请参加“曼斯菲尔德基金会”的一个项目，在釜山研讨后再一起坐高铁到首尔，聊得非常开心。有一次参加峨山政策研究院举行大会，他作为Stimson Center指定的召集人之一，让我参加他担任主持人的小组。为此，他连续几个晚上与我联系有关讨论议题的细节，甚至为我的简历进行润笔。无论我在什么时间与他联系，他往往第一时间会回复我，而且每份往来的电邮抬头，他一定写上“刘鸣教授”，而我的回信往往就是以Alan开头，可见其为人的细腻。他于2018年3月29日去世，我最后一次与他见面是2017年6月18日父亲节，我请他在乔治城吃午餐。他那天谈兴很浓，印象里他告诉我家里重新装修了，换家具，定房间色调与装修公司打交道都是夫人一手包办。另外，他回忆了尼克松首次访华前，他与国务院政策计划处另一位年轻同事被派到加州尼克松的家，帮总统做访华的功课。他透露，尼克松曾提到是否需要出访前就“文化大革命”表达其立场，是否需要在未达成联合公报的情况下发表一个他个人的声明，但所有这些无知的建议都被他委婉否定了。

我第二次访学美国是2000年4月，当时潘光与黄仁伟两位领导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与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约翰·路易斯教授建立了合作关系，所以他们让我去那里访问半年。在这半年中，与1993年的情况完全不同，资助费非常充足，完全可以集中精力研学。但由于去的时候已经是4月下旬，学期已过大半，所以无法旁听相关的课程。斯坦福号称是西部的“哈佛”，绿草如茵，满园参天大树，空气清新，松鼠穿梭于树林间，整个校园宛如西部的大农场。共和党的胡佛研究所与东亚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体现了学校的人文优势。在此期间，我自由自在，多次到华盛顿与夏威夷等地参加会议，与CSIS、卡托、布鲁金斯、卡耐基、太平洋论坛、东西方研究中心等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探讨各种中美、中日、美朝关系问题。(https://www.daowen.com)

在斯坦福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美国韩国经济研究所（KEI）”的学术部主任贝克（Peter Beck），并通过他认识了他们的所长Joe Winder，这开始了我与他们近6年左右的合作。这个所是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KIEP）设在华盛顿的代理研究机构，是由韩国国会出资，旨在促进韩美政界、学界人士交流，通过相关课题研究、出版物与研讨会的形式影响美韩双边关系及对朝的政策。由于他们本身研究力量薄弱，定位的重点之一又是经济，在涉朝经济情况与对外关系上信息与学术资源尤为不足。所以，我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们的需求，他们举行的各种会议就经常邀请我参加，并在他们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后来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朝鲜问题经济学家Nicholas Eberstadt也多次请我参加研讨会，就朝鲜的内外经济政策发言。我作为朝鲜半岛的安全专家，一个非经济学家，对朝鲜经济及其内部情况的掌握都是一鳞半爪的知识，在华盛顿智库得到他们不应有的“青睐”，可想而知美国缺乏这方面的权威专家。由于这个所的政治背景关系，应邀参加研讨会的人层次都比较高，特别是演讲嘉宾，这也有助于我与这些专家或官员保持互动，包括李侃如、卡特曼、IMF副总裁等。

2000年无论是中朝、美朝，还是朝韩关系都处于关系升温的时期，2000年5月29—31日，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实现了金日成去世后的首次对华访问，6月金正日和韩国总统金大中在平壤实现了历史性的会晤；2001年1月15—20日，金正日对中国进行了非正式访问，在上海考察了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贝尔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通用和上海华虹NEC公司等外资机构，对上海的现代化赞不绝口，计划把这种模式引进朝鲜。为此，KEI，特别是贝克非常激动，期望我在上海组织一次三边研讨会，经费完全由他们筹措，借此他们想沿着金正日参观过的路线进行考察，以寻迹朝鲜可能的改革开放之路。经过我与他们的共同努力，2001年5月由我们亚太所、美国韩国经济研究所与韩国对外经济政策院合作举办了朝鲜半岛对话与合作前景的三边研讨会，这是我第一次组织这样规模的多边国际会议，与会者包括原中国驻韩国首任大使张庭延、韩国后来担任外长的尹永宽、KIEP的尹德龙、前世界银行顾问巴伯逊及美国和平研究所、大西洋理事会智库的研究人员，国内的朝鲜半岛专家来自北京、上海与吉林等地，会后与会代表参观了浦东。

在斯坦福期间，还需要提及一位著名的美国学者——奥克森伯格。他当时是学校“亚太研究中心”主任，我经常遇到他骑车到办公室，有时我们就在办公楼下闲聊，他曾多次提议去他家做客，但不久后就听闻他因罹患晚期脑癌在家休养的消息，这样上门做客就不再可能。他作为美国第二代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的学生，曾作为卡特政府国安会东亚负责人参与中美建交的谈判，在圈内声望较高。他对华友好，有很强的“中国情结”，积极推动两国发展良好的关系。因此，在他生命之烛即将走向熄灭之时，2000年11月四代中国问题学者聚集于斯坦福举行了一场别出心裁的生前“追思会”，回顾了冷战初期鲍大可、斯卡拉皮诺等第一代中国问题学者因无法进入中国，而不得不在中国香港地区、韩国等地与中情局合作，及谢淑丽那一代“文化大革命”后开始进入中国的筚路蓝缕、孜孜以求的艰难性的开创征途，再现了现代从事汉学、中国问题研究的优越环境与条件及庞大的研究力量。

这种为了一位在世的、其成就尚无法与近当代著名汉学家媲美的学者举行的四代同堂报告会、大团聚，如果不是绝无仅有的，也是罕见的，它可能在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历史上是值得重笔书写的一天。当然，它既是一场提前进行的隆重告别仪式，更是对奥克森伯格学术与外交功绩表达一种崇高敬意。这种场面虽令人暗自伤痛唏嘘，但又维持了一种美国式的乐观向上精神与人生的体面。白天的活动奥克森伯格没有参加，但晚宴及穿插安排的逗乐式的颁奖活动他则完整参加，在一轮接一轮的幽默段子中，他本人笑容满面享受了这种师生们、同仁们的赞赏，大家也充满了喜悦之情。奥克森伯格虽然是民主党的中国问题高参，但许多共和党的学者与官员也到场致意，如白邦瑞就与我比肩而坐。会议的高潮是已当选美国总统的小布什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光临捧场，代表布什宣读致敬信。这可谓是美国政治中的一种精致文化与超越党派的传统特色。

奥克森伯格在小布什当选总统后，在斯坦福多次与学者举行小型座谈会，其中有一次参加的人比较多，他在会上专门发表了一个为新政府对华政策建言的演讲，共有11点内容，核心观点好像是既接触，又加强制衡，扩大对中国的影响。在回答我们中国学者提问时，记得他强调中国对美国的霸权行为要“忍”，因为你目前还没有这个实力与美国叫板。这可能是奥克森伯格在生命最后之时留下的声音，此时他已经知道来日无多了，可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还是想尽自己所能为美国做一点事情。在这生命最后时段的发言中，你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个正与沉疴作殊死拼搏的人，这也是他所代表的美国学者的一种人格精神。2001年1月我还收到了他的圣诞卡，但2月22日他就辞世了，终年62岁。

在这两次美国访学之间，还有一次在美的学术交流仍然萦绕在我的脑海中。1998年5月前后，北京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组织了一个大约有13～14人的代表团访问夏威夷，与美国学者举行二轨研讨会，讨论中美如何应对朝鲜可能崩溃的问题。这大概是最早举行的涉朝问题的中美双边中型会议，会议主办方是美军太平洋总部的“亚太安全中心”（APCSS），我们带队的是阎学通与论坛的一位秘书长，成员绝大部分来自北京，上海就我一人参加，沈阳就辽宁社科院的张守山参加。美国许多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都参加了，包括兰普顿、葛莱仪、曼宁、克罗宁、孙飞（Saunders）、卡特曼（朝鲜半岛能源组织执行主任）等著名学者及一批美国国防部、国务院的官员与大使。APCSS接待我们非常用心，晚上还安排到一家研究员家的平台观赏海边日落，派游艇载我们到海上参观。那次会议大概开了一天半，谈得比较深，当然是美国人摸底的内容更多。第一天晚宴由太平洋总部第17任司令普吕厄发表演讲，演讲后他回答了我们中国学者的问题，记得当时我提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评价白邦瑞发表的对华遏制的言论，他打了“太极拳”应付了一下。会议结束后，他与我们一起合影，此君曾是1996年“台海危机”时调派2艘航母的操刀者，但后来退役后到北京当大使，成为积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友好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