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日本、新加坡等研究机构的交流
亚太所在20世纪90年代与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有过一段时间的交流，这是一个由产业界、学界、劳动界发起的半官半民性质的软科学研究机构，主要是对国内外中长期重要的现代经济社会及国民生活的各种问题提出设想和展望，进行研究，提出课题并托相关智库进行综合研究。但这种交流基本上停留在个别高层管理人员的访问及就特定议题的磋商，后来由于某种个人的原因而中断了来往。
之后，我们与防卫研究所进行过若干年非机制性的交流，多数情况是我们出访日本时顺访他们研究所，进行座谈研讨。2009年我主持研究所工作后，感觉这种临时性、随意性的交流难以持续，因为一方面对方的兴趣在于与我们军方的研究机构建立正式学术关系，另一方面他们研究所是日本制造“中国威胁论”的大本营，每年的《防卫白皮书》就出于他们之手，在交流过程中，基本上是不停地数落我们在军事上、海洋上的种种不是。为此，我考虑另起炉灶发展关系。
2011年1月中旬，我在高兰研究员陪同下，在东京先后访问了海洋财团、霞山会、庆应大学等机构与大学，在创价大学举行了研讨会。然后访问了京都产业大学，这是一所西日本著名的综合性私立大学，我们与世界问题研究所的学者举行了“中美日关系现状、问题与对策”的研讨会，来自周边的一些大学、研究机构的学者及外务省官员参加了会议。我与高兰做了主题报告，与会人员围绕我们的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他们的校长藤冈一郎会见了我们，并与我达成了共识，由我们两个研究所先建立交流合作关系，同时由我报院部，签订院校的正式交流协议。同年11月，藤冈一郎校长访问我们院，与左学金常务副院长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开展研究项目，推动双方研究和教学人员及研究生的交流。由于2011年我们接待工作做得比较好，世界问题研究所所长东乡和彦回国后就请我们所束必铨博士去京都访学。这个协议至今得到了良好的执行，在我任所长期间，我们两个所的交流一直有效地延续着。当然，该研究所的不足是，绝大部分研究人员专业方向不是国际关系，而是西方的法律、政治制度、哲学与文明、宏观经济等，所以，在交流时会出现不对等、各说各话的情况。另外，它们毕竟与东京的政府、智库关系比较远，许多政策隔膜比较大，这同我们研讨时会对不上政策点。
双方的交流能够得以成功推进，主要归功于东乡和彦所长的积极态度，另外也与该研究所上海籍经济学家岑智伟的鼎力相助分不开，他每次交流既当发言人，又充当全场的翻译，身兼两职。东乡和彦出身于外交世家，历任欧亚局苏联处长、条约局长、欧亚局长、驻荷兰大使等职，热爱和平，与中国友好。总体而言，他多了一点童真、率真与理想主义的特性，少了一点外交官特有的世故、圆滑与狡黠。因长期在欧洲工作，其思想要比一般日本学者更光明磊落与富有自我反思性，这点上他应该已经摆脱了他祖父东乡茂德这一代人的战略观影响。东乡茂德曾是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东条英机的内阁成员，但按照东乡和彦的说法，东乡茂德当年并不支持侵略战争，所以其祖父不是当年侵略立场的代言人，但历史既然已经把他定论为甲级战犯，那么他接受这个事实，也希望日本与亚洲邻国和解。他还提出了解决靖国神社问题的办法，希望把自己先人的牌位迁出靖国神社。
他在学术上非常活跃，频繁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在与我们所建立正式关系前，就多次来访。同时，其身影经常出现于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会议上。他研究的领域宽泛，包括东西文明比较、日本历史问题、日本外交、北方领土与日俄关系、领土与海洋争议问题。鉴于其个人的外交经历，他对北方四岛归还日本付诸极大的研究精力，有时甚至会呈现超越常理的乐观，特别是在安倍2017—2019年同普京几十次会谈过程中。有一次我在日本访问，他专门打电话给我，用了近1小时来介绍内情，以此来说服我接受他的判断。2014年他邀请我参加他组织的课题暨研讨会，研究海洋争议问题，在他的热情鼓励下，我不得不赶鸭子上架写了一篇关于南海问题的论文，最后由他与印度学者Naidu把多国学者撰写的论文编辑后在著名的Palgrave Pivot出版。
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贾拉南国际研究院的学术交流始于2007—2008年前后，这是亚太研究所时蔡鹏鸿研究员力促推进的结果，因为他长期从事东南亚问题的研究。新加坡虽然是一个城市型国家，但因为是东南亚地区的发达国家，在文化上、安全上又是连接与融合东西方的中心点，在种族上又是比较多元化，所以它有一系列具有世界影响的智库，拉贾拉南国际研究院就是其中一家。1996年由时任副总理兼国防与安全部长陈庆炎提议创立，它内设多边主义研究中心、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心、优越性国家安全研究中心、防务与战略研究所及政治暴力与恐怖主义国际研究中心。由于南大与新加坡国防部、国防科技局是紧密合作伙伴，作为其下述单位的研究院，同样为新加坡政府、国防部提供决策咨询。
第一次他们来访我们所，是由柯宗元、拉加·莫汉（Raja Mohan）与Ralf Emmers三人组成，其中柯宗元先生是双方交流的重要推动者。他时任研究院的对外交流项目负责人，也是李光耀夫人柯玉芝的胞侄，由于李光耀夫人的祖籍地是厦门海沧后柯村，柯宗元先生在1993年就受其姑母嘱托，到泉州寻根。莫汉是著名印度裔南亚问题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Emmers是比利时人，时任研究生院长，现为拉贾拉南国际研究院院长。首次交流我们就中印、中国与东盟关系、南海问题交换了看法，谈得非常透彻，新方人士也非常坦率，表达了他们的意见，这对于我们更好理解我国与东盟的关系是非常有益。鉴于我们对讨论的满意度，我们决定继续推进这种交流关系，但以不签订协议的方式进行。之后，直至2012年，我们每年保持了一来一往的互访。我们与东盟前秘书长王景荣及海洋专家贝特曼、陈思诚、何孝鸿、李明江、李东民等就南海、中美、中国-东盟、非传统安全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另外，我们在上海举行的国际会议时，也会特别邀请拉贾拉南研究院学者参加。(https://www.daowen.com)
与新加坡交流中最值得提一下的是我与新加坡外交部原常务秘书Bilahari Kausikan的交往，他是新加坡外交部的学者性官员，善辩、好辩、敢言、反应敏捷、有思想、讲话一针见血，我非常喜欢他这种与一般外交官不同的个性化风格。他卸职后，经常在各种国际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著作迭出，这些演讲通常会发给我，著作则通过领馆赠送我。我与他大概于2003—2004年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相识，当时他从平壤回国途中路过上海，与国际所学者介绍访朝情况，俞新天所长请我一起参加。2008年后我多次组团去新加坡访问，一般都会拜访他，聊聊国际与东亚形势。2012年那次访问，由于他第二天要去北京访问，所以我们代表团一下飞机就赶去外交部，与他就“亚太再平衡”议题畅谈了1个多小时，然后在外交部晚宴上与其及几位副司长继续讨论。他的最大的外交特点与新加坡这个有重要区域影响的小国地位相匹配，在中美、中国与东盟之间努力维持一种鲜明的平衡，推动“小国大外交”来确保新加坡独一无二的地位与利益。如在与美国时任助理国务卿坎贝尔战略磋商时，他对美不明智的战略、行动指出其不恰当的原因所在，也用东亚的思维方式与新加坡的经验来教导美国应如何理解中国的立场；与此同时，他也时不时对中国的立场、外交行为与官员的作风表达不满。
他在2017年与时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的交锋就充分显示其这种风格，马凯硕认为，新加坡的外交政策在“后李光耀时代”必须调整，要正视“可能不再出现李光耀这样受他国领导人尊重的政治家”的残酷现实，新加坡在处理外交事务时应“更加审慎”，大国为利益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不一定是强调自身原则的“最佳时机”。比拉哈里则认为，马凯硕的观点极具误导性，“小国应有小国的作为”的想法“糊涂，虚假，非常危险”。“后李光耀时代”新加坡必须调整外交政策的观点是错误的，冒犯了李光耀的接班人以及在李光耀团队领导下获益的新加坡人。前外交部长尚穆根支持比拉哈里的观点，认为“新加坡应该明确国家的核心利益，并通过巧妙方式实现，但绝不是卑躬屈膝、对大国唯唯诺诺的方式”。
2013年8月11—17日，我邀请他作为第二届淮海论坛暨“东亚局势与战略：管控与合作”国际研讨会的主嘉宾做主题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战略互疑的根源：东亚范围内的美国、中国、日本及东盟》。就像他惯常的讲话风格，在中美竞争中保持并列式、排比式的平衡，对中、美、日给东亚地区带来的互疑与竞争各打五十大板：既批判美国的普世价值是一个神话与非历史性的，反对其对中国的内政干预，又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强化表达了小国固有的忧虑；在肯定中国崛起的同时，又强调美国没有明显的衰落，美国仍将是维持稳定的必要条件，是至关重要的。原本我考虑要把他演讲文本放在我们的刊物发表，但后来仔细阅读后只能作罢，因为它有太多的政治争议性，显然他在准备演讲文本中就没有考虑入乡随俗的因素。当然，他对我提供这个讲坛仍然是满意的。作为公务员，他的旅行与住宿费用均是由新加坡政府买单，他也没有接受我们的酬金。
2017年“洛杉矶国际事务委员会”举办《2030年的亚洲》论坛，我们俩与贝德、梅农等一干前官员同在台上，他对中国南海岛礁建设提出了质疑，但他的角度不是从所谓的“非法”进行，而是从战略必要性、战时有效性进行，这突出了他的狡黠特点。当然，我进行了辩驳，强调和平时期的战略平衡与提供区域公共物品的功能。
以上就是我对外交流中一鳞半爪纪实，也从一个视角展示了亚太研究所到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成长之路，挂一漏万的事例肯定不少，还望其他同仁补正、补全。
刘鸣：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国际关系研究所和国际问题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