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之源：开放中和，薪火相传
汪老是一个兼具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和”风骨和开放气度的大家。他特别强调在研究和交往中既要以文会友，吸收各种观点，万不可偏激；也要善于倾听、鼓励谈话对象充分表达，特别要注意学习体会对方的思想。
汪老擅长与各方面打交道，从来不拒绝与外国的保守派、右派打交道，总是能够非常柔和地创造出沟通的机会，了解他们的想法，做他们的工作。比如他建议采取官方与民间相结合的方式与美国传统基金会这样的机构多接触多交流，均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上海社会科学院举办学术会议，特别是有关国际问题和经济问题的国际会议，汪老有请必到，在会场坐上半天是常有的事。他在会上有时发表讲话，有时与学者讨论交流，随时吸收大家的观点和想法，及时提出新的要求和研究任务。
1999年美国亚洲研究局发起一个关于知识产权的国际会议“知识产权与上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发展”，希望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合作举办，并邀请沪苏浙皖四省市的代表参加。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伯格担任美方顾问。知识产权当时在中国是非常少见的国际研讨话题，我想请汪老担任中方顾问，汪老以其前瞻性的眼光欣然同意。汪老指出，我们在积极准备参加WTO之际，要进一步提高整个社会对知识产权的认知程度和尊重程度，培植知识产权的社会环境更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他说知识产权问题迟早会在国际关系领域凸显出来，我们要先行一步。然而，会议举行的3天前，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悍然轰炸了我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当时各地与美国合作办会都停了下来。在汪老的支持下，会议得以如期举行。汪老在开幕讲话中指出，我们按计划举行会议，表明我们坚持和平与发展，任何外来因素都不会改变我们坚持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根据汪老的指示，我们在会前做了大量的工作，美方同意在开幕式上与中方代表一起起立为中国烈士默哀。这些都体现了汪老宽容开放又不卑不亢的胸怀气度，令我心悦诚服。
在我看来，汪老对国际问题研究后备力量的重视，对科研人员风度的要求，在国际交往中气度的示范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薪火相传的根源。
汪老毫不藏私地带着后辈们参与各类国际交流活动和学术研究，把对外交往和国际问题研究的接力棒代代相传。当时汪老与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共同关注朝核问题，他请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好几位学者一起参加交流座谈，同时支持我们与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的合作，派遣上海社会科学院多名国际问题学者赴美访问研究。我则负责与胡佛研究所的一位美方专家进行联络沟通。他经常与当时还是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后来出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的刘遵义教授讨论中国经济的发展，他让我在活动筹划、议题确定等方面从中协调。他还主办中国-新加坡金融研讨会，请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专家介绍金融管理的经验。在这些国际合作交流过程中，他常常向来访者推荐介绍我们的优秀科研人员，其中包括了大量的国际问题青年学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年轻科研力量的成长提供了宝贵的机会。(https://www.daowen.com)
众人皆知汪老“爱书成痴”，其实汪老更令我钦佩的是他不遗余力地教导后辈看书。汪老常常逛书店，上海社会科学院淮海中路弄堂口的三联书店是他喜欢逛的书店之一。他有时叫我到三联书店陪他一起选书，边翻边议。看到有兴趣的书，他会问我有没有看过，书里有什么观点。这些不经意间的提问要三言两语回答清楚是不容易的，每次对我考验不小。有时汪老无暇亲至或因病住院，便会让我给他挑几本新书，且见面时要考校我选书读书的收获。在他的悉心教育下，我渐渐学着如何挑选、如何泛读、如何精读。我为此还专门订阅《文汇读书周报》。那个时候随时掌握出版动态、了解新书概况是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爱读书也成为我受益一生的事。
汪老对年轻人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但他为人谦和，批评人从不疾言厉色。其中有一件趣事令我印象深刻。汪老在接待外宾时发现，有的年轻学者忽视外事礼仪和礼宾规范，穿衣十分邋遢。汪老对我说，你去跟那几位同志悄悄说一下要注意仪表，“别把衬衫穿成黑的，西装穿成灰的”。在他的影响下，我也格外注重在外事场合的仪表，直到今天也是这样要求我周围的年轻同事。
因为工作关系，我有幸在10多年的时间里与汪老密切联系。归纳起来，我的任务主要有两项：一是“找人”，汪老关心什么议题我就要联系适当的专家学者与汪老见面，经过多次讨论逐步发展成政策建议或文稿；二是“顺稿”，对有些稿子作适当调整或简化。汪老喜欢说理透彻、言简意赅，反对无病呻吟、庸俗花哨。文章的篇幅要小、语句要短、表述要规范，就有必要对文章作些修改。在汪老身边做的这些工作虽然微不足道，但收获却终身受用。
《中庸》里讲，“天下至诚而能尽其性，而后尽人之性、尽物之性。”1998年汪老在第二届“东方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用这一思想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所有的人类文明平等对话，互补和互利的特点。在我看来，汪老对上海的发展研究尤其是国际问题研究的贡献也很好地诠释了上述思想。他由自身的“至诚”出发，将一生奉献给党和国家，奉献给人类文明进步的事业，是顶天立地的国家栋梁。他同时也在不断感染身边的人们，开拓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的大好局面。我希望这种“至诚”的光芒能永恒地闪耀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后浪身上，传承不绝，能指引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新的辉煌。
李轶海：曾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外事处处长、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