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缘文化”说的提出
以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为内涵的“五缘文化”说，酝酿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第一篇论文是在1989年4月发表。
1982年10月，我正式调入经济思想史研究室，参加由室主任马伯煌主持的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计划重点项目“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课题，到福建侨乡进行课题调查，恰好遇上东南沿海率先对外开放，利用雄厚的三胞（台胞、港澳胞、海外侨胞）和华人资源，运用“三引进”（引进资金、引进技术、引进现代管理），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因此社会经济很快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一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和思考：同样的天，同样的地，同样的人，为什么一对外开放就有如此迅速的变化？因此我把课题中对华侨历史的调查，同对外开放结合起来，通过侨联，“三胞办”和经济部门，以及在福建、广东、浙江的许多侨乡召开座谈会进行了解。经过调查，形成一个概念，变化的重要原因就是，首先党中央在思想路线上进行了拨乱反正，扭转了把海外关系笼统看作是“反动关系”的“左”的思想，重新明确“海外关系，是好东西，不是多了，而是少了”（邓小平语）因此干部群众思想获得了解放；加之国家实行了改革开放方针。沿海特别是侨乡历史形成的海外固有资源恢复了沟通渠道，犹如人体被人为切断的血脉又重新接上，新鲜血液又源源不断流进，社会经济肌体又恢复了生机。至于如何恢复和发展固有联系，各地干部根据本地情况，各显神通，各有千秋，他们深入发掘传统文化潜藏于民间历史形成的各种社会人际关系资源，用于推动本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我在调查基础上，将其归纳为：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五根纽带、五座桥梁，统称“五缘文化”。当然五缘文化说的提出，也同我当时研究中国管理的科学化与民族化关系的思考有关，因为我在这个领域形成了一个理念，引进世界已经被实践证明是科学的普遍管理原则时，还必须考虑运行机制的文化环境。所以对沿海各地结合实际发掘传统文化资源，“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化与经济互动，也就比较易于理解和接受。
五缘文化说在脑中逐步形成后，数年间不敢公开提出，因为很多朋友反对，认为那都是过去曾作为“封资修”批判过的东西，有朋友还善意劝告，“不要踩地雷，自我爆炸”。直到1989年，我调入亚太所任华侨华人社会经济文化研究室（之前叫综合研究室）主任，确定以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经济文化作为主要研究任务，又恰逢福建省漳州市邀请参加“纪念吴本诞辰1010周年学术讨论会”。吴本乃宋代名医，医德高尚，医术精湛，因采药坠岩而逝，被百姓纪念、神化，被朝廷敕封为“保生大帝”，在中国台湾地区、东南亚庙宇众多，有巨大影响。接到邀请，正犹豫不决之际，时任亚太所所长的金行仁同志一句点拨：“怕什么？你就把酝酿多时的五缘文化抛出去，探探‘气候’！”于是我撰成第一篇论文：《五缘文化与纪念吴本》。
研讨会是由漳州市政协主办，不仅有福建省各地和北京、上海等地学者参加，而且台湾地区保生大帝宫庙、团体、学者也首次组团前来参加，所以福建省领导颇为重视。会议于1989年4月17日上午开幕，开幕式后大会发言，我被排在第三个。说实在，上台发言时我心里是不踏实的，是福是祸没有底。因此在发言时照本宣科，不敢离开稿纸一个字。当我稿子念得差不多时，突然有个人走上台站在讲台的旁边，我有点心慌，想大概出问题了。可是当我刚念完稿子，这个人迎着我伸出手，要同我握手，并要同我交换名片，我当时还没有印名片。接着他走向讲台，作即席评论，开头一段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刚才林先生发言提出‘五缘文化’，我听了很高兴。现在两岸都在讲统一：我们那边（指台湾，蒋经国当政）主张‘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边（指大陆）不赞成；这边强调四个坚持（指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那边也不同意。要‘统一’，首先要有共同语言，林先生提出的‘五缘文化’说，你们赞同，我们也会同意。”我看着他给我的名片，上面署的是，“台湾省宗教咨询委员会委员、玉泉宫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旭东测量公司董事长李炳南（赐南）”。所以对五缘文化说亮相得到首个评论的是来自台湾地区的朋友。下午讨论可以说是一边倒肯定“五缘文化”的理念，有人甚至形象地说“五缘文化”可以成为支撑海峡两岸大桥的五座桥墩。讨论会结束后，漳州市统战部部长、政协副主席等一帮人，特地到我住的房间表示慰问，感谢我给会议提供了一篇好论文。晚上，解放军海峡之声广播电台一帮人带着设备，对我做了录音采访，第二天凌晨就对外广播了。五缘文化说这样喜剧性的登台，是我做梦也没能料到的，能有这样的结果，我非常振奋。
漳州会议归来，所长金行仁也非常高兴。恰巧，此时北京来了一位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处长，为举办“全国首届侨务工作研究论文评选”，到社科院组稿。金行仁同志向他推介“五缘文化”，并把我介绍给他。他向我了解了情况之后，约我撰文参加评选活动。金行仁对我说：“这下你可以敞开写了，把多年酝酿的东西都写出来！”于是我用了2个月时间撰成1.7万字的《“五缘文化”与未来的挑战》交了上去。1990年2月，亚太所由刘鸣同志主持的《亚太研究》创刊，还是把我的《五缘文化与未来的挑战》在第1期全文刊发，虽然还不是公开发行刊物，但也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到了1990年5月，我突然接到院办转给我的一封国务院侨办的信函：
林其锬同志，您的论文《五缘文化与未来的挑战》在我办1989年举办的第一届全国侨务工作研究评选中获二等奖，特发给证书与奖金（另寄），以资鼓励。(https://www.daowen.com)
此致
敬礼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政研室（章）
一九九〇年五月
过了几天，我收到盖了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章的获奖证书和300元奖金及一本《侨务工作研究论文集（一）》，其中汇编了全国第一届侨务工作研究论文评选论文38篇：一等奖空缺，二等奖11篇，三等奖21篇，其他6篇；上海地区仅我一篇获奖。说实在，在我看来，证书奖金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对“五缘文化”肯定的信息。如果讲“五缘文化说”，在漳州会议是得到民间的认可，那么此次得奖也算是得到了官方的肯定，我多年悬在心上的石头总算落地了。
《五缘文化与未来的挑战》获奖之后，院《学术季刊》要发表，但要压缩篇幅，因此改写成《五缘文化与亚洲的未来》在同年（1990年）第2期刊出，全文被《新华文摘》于同年第9期转载。1993年3月，《五缘文化与未来的挑战》又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1988—1991年度优秀学术成果奖”，同时还被上海市华侨历史学会和新加坡南洋学会联合编印的《华侨华人问题学术研讨会暨姚楠教授从事东南亚研究60周年文集》收录。1993年《华商世界》第1期、第2期全文发表。1992年被翻译成英文，收入SASS PAPERS（4）于同年7月出版，我申报的《五缘文化与对外开放》也被批准列入上海市“八五”社科研究重点项目。“五缘文化”研究也就此起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