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关于形势与政策课程的研究成果

三、国内外关于形势与政策课程的研究成果

(一)国外研究成果借鉴

综观苏联和欧美等国家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没有任何学校专门开设形势与政策课程,甚至在欧美国家没有所谓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但这并不表示他们不重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这些国家对公民,尤其针对在校学生,正通过渗透式的隐性教育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思想道德教育。通过不断地探索和改革,这些国家已形成了较成熟的、符合本国国情和独具特色的思想教育内容和形式,构建了学校、社会、家庭等多位一体的教育环境。“它们注重依托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利用公民课、道德哲学课、职业道德课等课程和渗透式教育、隐性教育、实践教育等方式,加强意识形态个性鲜明的思想政治教育,强化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并形成了一系列理论和成果。”研究和借鉴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做法,对于提高我国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非常有帮助的。

在德育实施的重要性方面,苏联著名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提到“个性全面和谐发展”,而在“个性全面和谐发展”里“道德,起到了决定和主导的作用”。在《帕夫雷什中学》一书中,苏霍姆林斯基以自己在帕夫雷什中学20多年的教育教学工作经验为依据,全面地阐述了他的教育信念、办学思想及施教措施。他指出,德育是全面发展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道德意识;他指出德育中具有重要地位的是道德信念,对学生的教育应该以疏导和正面启发为主,使每个学生的积极性都能够发挥出来,要看到每一个学生的长处并将之发扬,必须做到行动和话语一致,要充分地尊重和信任每一个学生。美国著名的教育家、哲学家约翰·杜威,在其著作中详细地阐述了他以实用主义为核心的教育原则和思想。他认为“道德是教育最高最后的目的”“道德过程和教育过程是统一的”。在杜威看来,道德同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体育等一样是社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且道德是上述所有组成部分的基石。民主政治是根据道德规律而建设,而又服务于道德的,而且没有任何其他因素能像道德一样给予民主更多的支持。杜威认为,道德是整个社会进步的枢纽。他指出道德是从经验中获取的,道德没有永恒不变的标准。因此,在学校教育中,学校应该以能促进人类福利为标准,教育学生如何做出道德方面的决定,而不是墨守成规。此外,杜威认为道德的目的是让学生的道德能够得到促进并茁壮生长,个人和社会在道德方面是相辅相成、互相影响的。在德育的主要内容方面,不同体制下的教育内容也有所不同。马卡连柯是苏联早期著名的教育实践家和教育理论家,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培养出符合苏联实际需求和无产阶级道德要求,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接班人为德育目标。马卡连柯坚持尊重信任与严格要求相结合的德育原则,以集体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劳动教育、纪律教育为主要教育内容。杜威认为,道德教育的内容主要应该包括责任感、爱国主义、宗教教育等,而道德教育的实施应该融入学生的生活和各类教学活动中。

随着德育的不断发展,许多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也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教育主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流派。美国心理学家柯尔伯格被誉为“现代道德认知发展理论之父”,他提出了“道德认知发展阶段理论”,认为一切文化中的儿童的道德发展都要经历三个水平、六个阶段,即前世俗水平(包括惩罚和服从的定向阶段、工具性的相对主义定向阶段)、世俗水平(包括人际和谐的道德定向阶段、维护权威或者秩序的道德定向阶段)、后世俗水平(包括社会契约的道德定向阶段、普遍原则的道德定向阶段)。他主张用道德两难的故事问答法来启发儿童思考道德问题,从道德冲突中寻找正确的答案,以此来发展儿童的道德认知能力。20世纪60年代,由路易斯·拉思斯、梅里尔·哈明、悉尼·西蒙合著出版了《价值与教学》一书,标志着价值澄清方法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流派诞生了。价值澄清理论主张以培养学生的道德价值判断能力为道德教育的目标,以学生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道德困惑为道德教育的内容,以建立在师生平等对话基础上的价值澄清法为道德教育方法,致力于解决学生价值困扰问题,体现了社会进步和人们追求个性自由的要求。在当代教育理论流派中,关怀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理论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内尔·诺丁斯,其是美国当代著名的教育哲学家和德育学家。关怀教育理论深受哲学、心理学和伦理学的影响,从存在主义、人本主义和女性主义关怀的角度开展关怀道德研究。在关怀道德理论里,诺丁斯提出关怀他人和被他人关怀都是人的基本需求,每个人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需要得到人们的理解、接纳、尊重和认同;关怀不仅是一种美德,还是一种关系,关怀的双方是平等互惠的,主张建立维持和增强关怀的关系。她还指出,“关怀不仅发生在人与人之间,我们还应该对自我、对动植物环境、整个人类的存在世界进行关怀”。

(二)国内关于形势与政策课程的研究现状

在国务院和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指出,高职院校的使命是培养人才、服务社会、进行科技研究、传承创新文化和进行国内外的文化交流。高职院校的思想教育工作直接关系大学的品质、如何办好大学的问题,关系党如何领导高职院校,关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未来,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同时提出了一些措施:要加强思想理论教育的推进工作,发挥其价值导向,要充分发挥社科哲学在育人方面的优势,要加大思想教育师资队伍以及周边的建设,要加强对以课堂为主的文化阵营的健全和建设,要加强党对高等学校的核心领导价值,要积极推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和改革工作。这样政策出台之后也为高职院校推进形势与政策课程实施的深化改革增加了力量。

在国家颁布的相关文件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对形势与政策课程的重要性、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课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对策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在实施形势与政策课程重要性方面,杨志伟在《论形势与政策课程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一文中认为:“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工作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就是形势与政策,形势与政策也是实现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新高度的必要,思想政治工作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工作,而形势与政策正好满足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时效性。高职院校的稳定需要形势与政策,而形势与政策也是高职院校高层次人才的保障。”在《新时期加强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的思考》一文中,王建利等认为:“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形势与政策课程,校园和谐和学生的健康成长也离不开形势与政策。”李斌雄等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高职院校学生形势与政策课程述评》一文中则从更高的层面提出:“形势与政策的学习能够帮助人民明确执政党的政策目标,通过对其的学习,人民能够正确认清形势,具备客观的、科学的认知和理解,有助于人民对于党和政府的决策认同和接受,增强对于党和国家的信任感,提高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巩固其执政地位。”

在探讨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改革问题时,张慧在《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课课程改革初探》一文中指出,高职院校普遍对该课程的认识模糊、教学方式和手段落后、体制运作不顺等,要求在师资专兼结合、根据学生特点设置课程、构建立体式系列化的鲜活教材等方面进行改革。在《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教学改革研究》一文中,唐玮在探讨该课程方案改革时,也认为存在诸如课程定位不够清晰明确、师资力量薄弱、授课内容不规范且缺乏吸引力、教学方式单一无特色等的问题;认为课程实施进程中需要加强如下改革——师生共同参与课程选题,教学采取竞标承办、合作开展的良性竞争模式,课堂形式和载体尽量多样化。

就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课程实施现状与对策进行分析时,汤传文在《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实施现状与发展策略》中,认为当前高职院校存在对形势与政策课程认识不足、部门之间没有形成合力、师资不足且教师教学任务重压力大等问题;并指出该课程发展策略在于保障和维护其作为必修课的应有地位,适应高职院校特色,精选教学内容,在思政课程中适当渗透形势与政策内容,需要建设高质量、稳定性的教师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