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书李鸿章，寻求改革；洋洋万言，字字情深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近代科学和文化的输入以及留学运动和新式学堂的兴起，中国出现了一个新型知识阶层。他们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世界观与传统的封建知识分子表现出愈来愈大的不同。这个阶层的第一代是洋务知识分子和共和知识分子。他们构成近代中国一支十分活跃的社会力量，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所谓共和知识分子，也可以称为民主知识分子，指的是辛亥革命前后出现的一批以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为目的的知识分子。他们具有较系统的近代科学文化知识。他们迫切要求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他们对于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并不强烈，或者是不自觉的。他们反对君主立宪，反对局部改良，要求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是彻底的民主主义要求。
孙中山即是共和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为了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以行医为掩护，活跃在广东地界，受影响者达20多人。后来这20多人都成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先驱。他们定期集会，酝酿着经世抱负的施展和组织的产生、纲领的制定。
一天，是他们约定的集会日。大家都到齐了，唯独孙中山缺席。大家开了一阵玩笑，说中山回家搂老婆睡觉去了，革命对他来说，已经到头了；有的人说，中山可不是那种人，别冤枉了好人。大家有说有笑，谈得很晚很晚。直到深夜12点会议行将结束时，中山到场了，给了大家一个惊喜。
惊喜后大家眉眼传情。
“好了，好了，闲话少叙。他说他是正人君子。那么就有正人君子的事实。你当着大家的面，汇报一下你这十几天来的情况好不好？”爱开玩笑的尤少纨鼓动大家说。
“好，好！”大家一致拍掌：“当面交代！”
“看来我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孙中山说完从手提包中取出一份材料公布于众，“这就是证据！”
大家争相看去，只见正题五个大字映入眼帘：《上李鸿章书》，不觉惊呆了。
“说实在的，这些天，我一直在开夜车，哪还有心思搂婆娘睡觉？”孙中山看大家很惊奇，再次洗白自己说。
“这是什么新思路？请孙兄快讲。”陈少白直言快语。
“我讲完，你这个才子得替我修改啊！”孙中山卖起了关子。
“那好，那好。”陈少白道。
于是孙中山收回上书全文，一一读来，边读边讲，滔滔不绝。
《上李鸿章书》开宗明义地宣称：“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求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为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文章接着对这四事作了具体阐述：
所谓“人能尽其才”有三个方面：即教养有道，鼓励有方，任使得法。教养有道，是指政府应广设学校，师法西方教育，使学有所用，各有所长，因人因地施教，以收教养之功；鼓励有方，指学习西方，奖励发明，创立学会学报，鼓励实学；任使得法，则指政府用人务取其长而久其职，学优取仕，厚其俸禄。文章认为做到这三个方面就能达到“天无枉生之才”，“野无抑郁之士”，“朝无幸进之徒”，而收人尽其才的实效。
所谓“地能尽其利”也有三个方面：即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耨有器。农政有官，希望政府仿效西方国家设立农官，经略农事以劝农民；农务有学，要求政府设立农政学堂，对土壤、植物、农业化学等详加考察，倡明农学，收“一亩为数亩之用，变一国为数国之大”的功效；耕耨有器，认为中国应购买西方国家的农业机械并进行仿制。文章指出：“农政有官则百姓勤，农务有学则树畜精，耕褥有器则人力省。此三者，我国当仿效，以收其地利者也。”
所谓“物能尽其用”是指穷理日精，机器日巧，开源节流。文章认为：“泰西之儒以格致为生民根本之务，舍此则无以兴物利民，由此孜孜然日以穷理致用为事。”文章呼吁中国应大力讲求格致之学，推广机器之用，以谋国家富强。
所谓“货能畅其流”，在于关卡无阻碍，保商有善法，广建铁路，发展航运业。文章批评了清政府层层设关、处处立卡，阻挠商贾的弊政，指出应学习西方，体恤商民；又批评了洋务派虽有招商轮船之设，但只限于沿海大江，不多设于支河内港，不能畅开货源、便于商运，提出要在富庶之区如粤、港、苏、沪、津等处修建铁路，招商兴筑。
文章强调这四大宗旨的急务在于兴农政，即优先发展农业的近代化，并表示愿协助李鸿章首先在农业上学习西方，因地制宜，次第举办。孙中山自信地指出：如政府采纳他的这些主张，“以中国之人民财力，而能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
十分明显，《上李鸿章书》的四点宗旨，都是希望中国学习西方，保护和发展本国农工商业的大计，可以说这是孙中山最初提出的一个发展中国民族资本的经济纲领。其中，以“农政之兴尤为今日之急务”的主张，体现了孙中山重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以农业近代化为首选的经济思想。值得注意的是洋洋万言的上书中没有一句涉及改革现行政治制度的话，也没有任何介绍西方政体的内容。上书李鸿章一事反映了孙中山企图一展其经世抱负，知遇于当道以实现其民富国强的夙愿。
孙中山为何要选择李鸿章作为他上书求强的对象？这既有个人的历史渊源，也出于他和同时代人对李鸿章相同的观感。这里有一段故事要讲。一是李鸿章曾经是他就读的香港西医书院的赞助人；二是孙中山大学毕业时是由校方推荐求职的“品学兼优的学生”，任其“钦命五品军牌”。该校共推荐3人，孙中山是其中之一。虽然这件事由于两广总督衙门的官僚主义作风而最终未能实现，但孙中山的名字和他的基本状况，似乎已经为李鸿章所知悉，这就发生了个人之间的历史联系。另外孙中山对李的观感一向不恶。且不说他曾从郑观应那里了解过李鸿章的事业，即使是他一向崇敬的康德黎博士，对李鸿章也有着“中国之俾斯麦”的赞誉。
兄弟们听了《上李鸿章书》，一致叫好。为了让李鸿章看了有所反响，大家又开动脑筋，策划一番。有人道：“李鸿章是个京官，没有特硬的关系，还真难见到哩！甚至连门都找不到。”有人说：“即使找到了，还怕他当成废纸一团，扔到纸篓中去哩。”还有人说：“如今办事，没有关系不行。我们何不把他的太师爷请出来，什么事不好办？”
于是，大家摆出一堆关系来，供孙中山选择。
最后有这么个关系较为合适：那就是李鸿章身边有个叫盛宣怀的干将，这盛宣怀有个弟弟盛宙怀在上海，这盛宙怀有个哥们在广州这里。这是一条关系网，一通百通。
“就这样定了。”孙中山在同伴的支持下，紧锣密鼓地做了许多人事关系的准备。在广州，他与已经卸任的澳门海防同知魏恒取得联系，请他出面给在上海的盛宙怀写信。(https://www.daowen.com)
魏恒曾在粤经商，并捐资得官。因帮盛宙怀办过广东海防捐而与盛氏兄弟相识。自卸澳门海防同知职后闲赋在广州。他对孙中山的学识和医术早有所闻，也欣赏孙中山远游京师然后赴欧洲考察之事，便以提携后进的姿态写信，希望盛宙怀能写信给堂兄盛宣怀，介绍孙中山与之相见。
孙中山拿到了魏恒书函，抱着“冀万乘之尊或一垂听，政府之或可奋起”的希望，把药局的事务交托陈少白处理，自己带着这份重重的国事陈情书于1894年3月间偕同窗好友陆皓东北上，要见一见清政府的中堂大人。陆皓东原是上海电报局的领班生，而盛宙怀正是上海电报局的总办。从此，孙中山就放弃了医学行业，开始了他一生的政治斗争生涯。这年他28岁。
大海掀起了波浪，他们的心也涨起了潮。
同月，孙、陆到达上海，见到了盛宙怀。因为有魏恒手书，碍于情面，盛才勉强写了致堂兄盛宙怀的引荐信。信中道：
敬禀者：顷有沪堂教习唐心存兄之同窗孙逸仙兄，系广东香山县人，精熟欧洲医理；并由广东前山同知魏直牧函托转求吾哥俯赐吹植。附呈原信，祈阅，特此禀达。恭叩福安。
弟宙怀谨禀。初十日。
盛宣怀的引荐信，强调了魏恒函托一事，并将魏信附上，可见其态度并不热情。同时，信中提到了“沪堂教习唐心存兄之同窗孙逸仙兄”一语，可知孙中山在见盛宙怀时把唐心存搬了出来，作为一种关系，求盛宣怀介绍。
孙中山看了此信，实在不敢恭维，心里多少有点失望。于是他在上海期间，找到正在上海的同乡《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想请他帮助介绍会见李鸿章。在郑的家里，又碰到一位太平天国的状元王韬，此人和李鸿章幕下一个管文案的老夫子罗丰禄认识，就给他写了介绍信，想通过罗的引见见到李鸿章。由于孙中山在大学时代曾读过王韬与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合译的英文版四书五经以及王韬在报纸上发表的不少文章，所以对王韬也很仰慕，便把《上李鸿章书》的内容和王韬说了，王韬也重新替他加以修正。至于郑观应，很早就知道孙中山有游学欧洲的打算，他与盛宣怀关系极熟，便慨然为孙中山写信介绍。这样一来，前信不足，后信有补。孙中山也得到了极大安慰，于6月间的一个清晨，坐船离开上海赴天津。
旭日东升，一片火烧的云，连着一片火烧的海，海上又有火烧的浪。大浪一浪高于一浪地涌向船头。船头上的孙中山长长地吁出一口气。陆皓东走过来说：
“现在君子之交淡如水，人托人，情更淡，不如找自己认识的人痛快。”
“不提它了，我在考虑下一步了。是不是担心盛宣怀会给我们打官腔？”孙中山道。
“这谁也不敢保证。”
“听他们说，盛宣怀在天津筹办东征转运，两信还是放入一个信封为好。见了面再说吧。好事多磨。”
6月26日，轮船到达天津港。恰逢盛宣怀在天津，一天后要去北京。高官难见。孙中山及时向盛宣怀呈上信件，暗暗庆幸来得及时。如来晚来一步，还说不准要等到什么年月。孙中山呈上信后，一直把眼睛盯在盛大人的脸上，密切注视着他表情的变化。盛大人阅完信件后，脸上还是露出了笑容：“什么时间来到这里的？”
孙中山答道：“我们刚刚下船。”
“住在哪里？”
“法租界佛照楼客栈。”
“吃过饭了吗？”
“吃过了。”
“那好。如再见到郑观应，给我带好。你们的事，我尽量办好。保证转达，不作贪污，争取让中堂大人尽早接见。”盛宣怀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又说：“目下，中堂大人正忙于处理因朝鲜问题引起的中日外交交涉及撤军事宜。可能不像你们想象的办得那么快。”
“我们住下，就在这里等。有什么消息请及时通知我们。”
“那好吧。”盛大人满口答应。
就这样，孙中山和陆皓东在天津住了下来。一住就是一个月不见动静。再去找盛宣怀，盛也不见了。无可奈何，二人怀着极其失望的心情，乘车到了北京。亲眼目睹了京师的腐败景象，两人感慨万端。北京的天空是灰的，北京的楼房是灰的，北京的街道也是灰的。望着这灰色的京城，想着一路的风尘，他们的心在暗暗地流血。
在一个傍晚，他们乘车离开了北京，闷闷不乐地回到了上海。这时，中日甲午战争已经爆发。7月25日，日舰在牙山口外丰岛附近的海面击沉清政府运载援兵赴朝的英船“高升号”，清军700余人丧生。29日，日军攻击牙山东北成欢驿清军，清军败走，牙山失陷。8 月1日，中日两国同时宣战。9月15日，日军猛攻平壤清军，双方激战，左宝贵以身殉国，叶志超逃走，日军占领平壤。17日，北洋舰队在黄海海面被日军舰队偷袭，海战中“致远号”管带邓世昌与全船官兵壮烈牺牲，“经远号”管带林永升中炮阵亡，全船官兵战至最后，与船同毁。北洋海军损失舰船5艘，官兵伤残较重。这一系列的败况传出，朝野为之震动，孙中山则“以为时机可乘”，便由上书转而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
上书的失败，使孙中山企图知遇于李鸿章一展其经世之才、谋民富国强的善良愿望碰了钉子，也使他原先思想中革命救国和实业救国两条并行思路的整体构架发生了变化。从此，他把实业救国的理想暂时搁置，致力于反清革命的大业。他从自己的上书实践中获得了教育，终于使近10年的求索有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只有全力推翻清王朝，才有可能建设起一个真正富强的新国家。从此，他再也不计个人的进退得失，把自己的一生完全融入革命事业中，成了一个职业革命家。
后来，孙中山听到关于李鸿章的三种说法：一是他这个中堂大人，没有时间理会他这个乡野小民。二是上书已经看到，战争吃紧，等打完仗再说云云。三是中堂大人见了上书，看了一眼扔在桌头。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心血来潮罢了，不值得一看……总之，孙中山听了这些传说，痛心疾首，更坚定了他推翻清廷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