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了溥皇帝，又出个袁皇帝；关键时刻革命党内部又出现了分裂
孙中山逃亡东京后，开始理智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教训是什么呢？人心不齐，组织涣散，犹如一盘散沙。如此怎能对付凶恶的敌人？怎能承担起历史的重任？国民党较之同盟会已经褪色不少，关键是革命性、组织性、纪律性，使他大伤脑筋。二次革命失败，有许多革命党人流血牺牲；有许多革命党人被通缉，无家可归；但也有投敌变节的，成了袁世凯的无耻的政客；也有革命理想破灭，痛不欲生的；也有逃避现实，出家为僧的。面对现实，孙中山任重而道远。
夜深了，人静了，孙中山伏在案头，在做改组国民党、成立中华革命党的周密计划……
突然有人敲门，来人不是别人，正是湖口起义的陈劭先。
“你是什么时候来日的？”孙中山关切地问。
“我是刚刚到的，特来向先生报到。”
“湖口起义的人员都怎么样？”中山又问。
“嘿，甭提了！杀的杀，逃的逃，各奔他乡。”
“都逃到哪儿去了？”
“这里来的最多，其余的有的到了香港，有的到了台湾，还有的到了新加坡。”
过了一会儿，孙中山不禁愤慨地说：“失败惨重，国民党已成一盘散沙，党员不听号令，这个党我不要了。”
“为什么？”陈劭先不解地问。
“在讨袁前的全国22省中，国民党有8个都督，在国会中国民党系第一大党，各省议会也占优势，力量是相当大的。但是，为什么不到两个月就一败涂地呢？我认为，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散。”
孙中山继而强调指出：“我看袁世凯不出5年就要做皇帝，我们要赶快组织新党，起来革命，叫他做不成皇帝；如果等他做了皇帝，再去推翻他，那就更不容易了。”
孙中山1913年冬着手筹备，次年7月8日在东京改组国民党，正式成立中华革命党。可是中华革命党虽然建立了，而内部却由此引起了分裂。
东京筑地精养轩。
宽敞明亮的房间中，200余名流亡党人席地而坐。其中有黄兴、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还有李烈钧、张继、陈炯明、邓铿等。
孙中山环视一周道：“我党人心涣散，达于极点。钝初被刺，我返沪主张立即起兵讨袁，党内又是众说纷纭，无复统一，克强坚持法律解决……”
说完，他把严厉的目光投向黄兴，然后逐一批评说：“还有英士、展堂，你们都是犹豫观望，一误再误。癸丑之役，终成强弩之末，以致落到今天的地步！”
黄兴等人沉默。(https://www.daowen.com)
孙中山又道：“二次革命，非仅雪癸丑之耻，实欲竟辛亥之功。我已决心对之负全责。现在成立中华革命党，希望大家能绝对服从我，并且要盖指模，立誓约！”
与会者开始窃窃私语，不少人都用目光望着黄兴。
孙中山感觉到了这点，他也转向黄兴问：“克强，还持不同意见吗？”
黄兴答道：“是的，先生的苦心，我是明白的。二次革命前，我党确实松懈涣散，但立誓约、盖指模服从个人，能否严明纪律，振奋精神？况且，也有悖于民主准则。……革命并非经商的公司、会社，一切全由最大的股东决策！
胡汉民抢着说：“克强兄所言甚是，立誓约盖指模的做法，与会党无异，先生不一定过分拘于形式……”
孙中山强硬地说：“不，前者有训。关于这一点我决不让步！”想了一想，又加重语气说，“我不是一个专制的人，但还是要重申三次革命由我自己负完全责任，愿意服从者必须纯然听从我的命令。克强如有异议，也只得悉听尊便！”
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所有的人都悄悄注视着黄兴。
黄兴以巨大的抑制力克制住自己。他默默地，感情复杂地望着孙中山。
孙中山也同样望着他……
首先，在这里，我们不妨先介绍一下加入中华革命党的手续，这也是值得一记的小掌故。入党的人要立誓，誓约中有“服从孙先生”、“服从命令”和“如有二心，甘受极刑”的几句话。誓约要自己亲笔照抄一份，在立誓人的名下，用右手中指打一墨印。然后站立在主盟人孙中山面前，宣读誓约，读毕将誓约交给主盟人，握手而退。有些人主张删去“服从孙先生”、“服从命令”两句，认为这会损害个人的自由。不少人反对打手模，认为有辱人格，并且说：“革命这么多年，出生入死，到今天还相信不过吗？”因而不肯入盟。不过，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内部分裂的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是同盟会的会员中，有多半是地主、官僚家庭的子弟，他们是激于民族意识和反清而革命，所以宣统退位，就认为革命成功了。到了国民党时代，又混进大批官僚政客，成分更为复杂。他们对于孙中山的民主思想和激进的革命主张，自然多不能接受，乃至大有抵触。因此，当年流传一种说法——“先生是理想家”，甚至有人把孙中山称为“孙大炮”。简单一句话，这班人的思想跟不上中山先生的思想，已经落后于时代了。
二是孙中山和黄兴，在政治问题上常常意见相左。
袁世凯暗杀宋教仁，孙中山主张立即兴师问罪，黄兴则坚持法律解决。孙中山要组织革命党讨袁，黄兴又认为不可师出无名，等袁做了皇帝，再行讨伐不迟。这样，孙、黄就无法合作了。黄兴唯恐同志之间矛盾加深，离开日本，远游欧美。而跟黄兴有关系和同一见解的人都不参加中华革命党。这就形成了孙、黄分家，出现了所谓“孙文派”与“黄兴派”。如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谭人凤等，在国内都是有军队和政治影响的。他们的离开，当然是一个损失。譬如，洪宪讨袁之役，中华革命党人曾在广东、山东、江苏等地起义，皆以力量小未能成事；而云南起义，原国民党军人参加的虽也不少，但领导者却为蔡锷，在政治声势上中华革命军比护国军已略逊一筹了。
至于中华革命党内部，开始时，情形也不见佳。
入盟的党员不过七八百人，其中比较多的是留日学生，其次为各省议员和中、下级军官。他们多比较年轻，虽然有些干劲，但组织观念和纪律观念很薄弱。最显著的一个例子：1915 年1月，袁世凯颁布了所谓“乱党自首条例”，规定自首者不但不办罪，还优予录用。江西党员魏调元即偷回南昌自首，以出卖人格换到一个县长。对于这个叛徒，并没有开除他的党籍。又有些党员在日本无法维持生活，秘密地回到上海另谋出路，也就一走了之。所以有人说，“先生和洪秀全一样的仁慈”。
更有甚者，还有对中华革命党行骗的。江西人刘平，在上海穷得没办法，写信给东京本部，说他在江西可以召集几千人起义，就骗到了一个司令官衔和一笔款子。而上海交通站做党务工作的司志，却拿不到一文钱，连吃饭都成问题。大家推陈劭先去东京见中山先生，大胆陈述意见。先生回答说：“要知道，空喊革命有什么用，100人中有99个骗我，只要一个人不骗我，就可以把革命空气激动起来。”
总之，中华革命党成立之初，并没有达到孙中山所期望的那样，恢复同盟会的革命精神，成为健全有力的革命党。同时在用枪杆子解决政治问题的时候，又没有建立和掌握忠实可靠的武力。这样，以后中山先生的起落，在很大程度上就不得不决定于地方军阀的拥护或反对了。
尽管意见不一，但孙中山毕竟不为失败所气馁，百折不挠，面对现实，又迈出了坚定的革命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