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归国，感慨万千：16年的海外漂泊终于画上了句号
孙中山到达英国不久，10月12日傍晚，在到一家饭店就餐前，购得一张报纸，从上面看到了“武昌被革命军占领，革命政府成立”的消息。孙中山喜出望外。他心情异常激动，多年的奔波，多次起义的失败，始终有一股愁云在笼罩着他。今日消息传来，愁云不驱自散。
“今天我请客。”孙中山对同伴高兴地说。
“要请客必须到高级餐馆去。”
“那当然啦！”
于是，在孙中山的带领下，几个同伴直奔杨氏饭店而来。
要知道这杨氏饭店相当豪华，东西很贵，顾客多是上等的英国人，华侨很少去。招待人员都是日本人和中国人。孙中山带同伴昂然直入，选择中央的座位，挥手请大家入席。傍晚来用餐的人很多，原先招待还好，坐定后，刀叉餐盘跟着送来。后来人越来越多，情况就变了。邻座有比他们后到的，都已有菜来了，而他们的仍迟迟不来。孙中山环视四周，随即拿起餐刀连续在餐盘上猛击几下，发出“当、当、当”的响声，这么一来，大家都把视线集中到他的身上。餐厅的管理人马上跑过来，问是什么事。
孙中山正襟危坐，庄严地说：“我们是来用餐的，不是来看别人吃饭的。”
管理人立即道歉，并另调专人招待，非常客气。这虽是一件小事，但却给同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孙中山本想由太平洋回国亲自指挥作战，像当年指挥镇南关战役一样，亲自发炮，以快平生之志！但又想到共和国即将成立，它将遇到外交、财力方面的重重困难，同时也为了切断清政府在国外的援助，决定暂不回国，先在国外开展外交活动。此时他认为：“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更大也。”不料，后来半个月，国内革命党人的电文接踵而来，有黄兴、宋教仁、宋嘉树、陈其美等。有报告喜讯的，有邀请他回国任总统的。此时，应付电文已成为他不可少的工作。
在英国伦敦时期，他依旧住在老师康德黎先生家，各地信件也都寄往此处。
一天，邮差送来一封由清使馆转来的电报，正巧孙中山不在。康夫人一见“清使馆”三字，中山伦敦蒙难的恐惧又在她心中浮现，唯恐泄露中山行踪，为慎重起见，便将电报号码抄录，并临摹下中文译文，将电报退回清使馆，表示孙文不在此处。
孙中山回来后，康夫人呈上电报，他看了一眼，笑着塞入口袋。
康夫人疑惑不解地问：“由清使馆转来的电报是不是秘密的？”
“不是，电报要我回去做新共和国的总统。”
“真的，我还以为有别的事呢！”夫人道。
康德黎听后连忙从内室走出来道：“那你愿意不愿意就任这个大总统啊？”
孙中山想了想回答说：“假如没有更合适的人选，我是愿意就任的。”
孙中山的态度平平常常，毫无狂喜之色，他依旧筹款，致使归国之期一拖再拖。康德黎十分钦佩，盛赞他这个弟子“大有耶稣的救世精神，确无一丝自私自利的野心”。
同时，这位老师由对学生的认识又推而广之，逢人便讲：“我自己是个医生，与逸仙相处甚久，确知中国人是世界优等民族，大脑重量重于西方人，故中国人有智力魄力特长，复经四五千年进化，循天择演进之例，愈经天择愈精良，所以不是西洋人能够赶上的。”
不管这“至高至上”评价是否科学，但它却是中山先生为东方人赢得的。
一个月后，在国人的急切催促下，中山先生终于起程回国了，12月21日抵达香港。
1911年12月25日，一个不平凡的日子。
这是耶稣诞生的日子。
圣诞节前的日子，人们就要忙着购置各种节日用品，圣诞礼物。邮电局也格外地忙碌，雪片似的圣诞卡要从这里飞出去。按西方人的习俗，即使平日里不通音讯的亲戚，圣诞节前总要寄上一张圣诞卡，写几句贺词。等到圣诞这天，租界里的大饭店、大餐馆、大舞厅也一概爆满。
然而今天，一个压倒一切的新闻吸引了全上海的注意：就在圣诞节这天，孙中山抵达上海吴淞口。
以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和前来欢迎孙中山的党、政、军、民各界人士云集在码头上。
无风的黄浦江，被笼罩在蒙蒙的雨雾中，有着一股透骨的寒意。孙中山一行乘坐的“香港”号邮轮，很早就下停在吴淞口外，等候靠岸。由于雾太浓，沪军都督府派去迎候他们的“建威”号军舰转了一圈竟然没有找到。
孙中山站在甲板上焦急地眺望着，身后站着胡汉民、廖仲恺，美国人咸马里，日本人宫崎寅藏、山田纯三郎等人。
面对着祖国，孙中山此时心潮起伏：经过16年海外流亡生活，自己终于回来了。其间虽然多次返国，但都是秘密的，都必须乔装打扮。今天终于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主人回来了。这个将一生贡献给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的伟人，从来置个人荣辱生死于度外，现在也深深地感喟起来。然而，他没有更多的时间沉浸在个人的情绪中，他知道他面临着严重的局面。他要为中华民国谋得财政贷款的希望都一一落空了。而国内，根据宋嘉树和其他同志不断拍发的电报，看来情况极其严峻。清军尚控制北部中国，其军事实力显然非革命军所能相比。且革命军内部纷争不已，艰难的革命刚刚开始啊！
孙中山在船上与欢迎者合影
想到这里，孙中山更急了，他多么想赶快踏上国土，去澄清那纷乱的天宇，去扫平胡虏盘踞的北国，统一大好河山。
正在这时，一艘汽艇穿过雨雾，急速地画了一个大的圆弧，轻巧地在“香港”号一侧靠上了船舷，翻身上来一个精干的中年人。他竟是宋嘉树。
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与山田纯三郎在船上合影
当孙中山见到似乎从天而降的老朋友时，两人紧紧地拥抱起来。咸马里觉得很奇怪，宫崎滔天是认识宋嘉树的，便敬佩地介绍：“查理·宋，同盟会的老革命家！”胡汉民也是认识宋嘉树的，便悄声向廖仲恺介绍了他的特殊身份和勋业。廖仲恺赶紧走向前去，握住宋嘉树的手：“宋先生，真是劳苦功高啊！”
大家在甲板上热切地叙谈着，宋嘉树想把一切都告诉孙中山，孙中山也是一切都想问，结果谈话既零碎又急促。雾中的细雨虽然很小，但却很密，不知不觉就把大家的衣帽打湿了。大家正要返回船舱时，远远传来一阵隆隆的炮声，众人猛一惊，但旋即省悟，必定是“建威”号发现“香港”号而发出的欢呼。果然，不一会儿，一只小艇驶近“香港”号，上来两个慌慌张张的军官，一个是“建威”号舰长的代表，一个是沪军都督府的代表。他们是来欢迎孙中山一行的。预定上岸的地方是金利源码头。
孙中山一挥手：“好，那就准备靠岸吧。”
宋嘉树忽然叫一声：“不行。”然后指着孙中山说，“你就穿这身湿漉漉的衣服在上海上岸？”孙中山这才发觉自己的衣服已湿透了，皱巴巴地贴在身上，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一笑：“我只此一套衣裳。”
1911年12月30日孙中山书赠宫崎寅藏的题词
宋嘉树知道他的老朋友一向生活俭朴，但今天不同寻常，金利源码头成千上万的人在等着一睹孙中山的仪容风姿，新闻记者必定会在此刻拍下无数照片，这些照片将会在历史上反复出现。让中国革命的领袖、同盟会的总理，穿这么一身有失尊严的衣服出现，那是一种不可宽恕的过错。因此，他眼睛滴溜溜地在周围众人身上扫过，忽然把沪军都督府的代表拉过来，同孙中山的个子比了比，然后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
“你，马上把身上这件外衣脱下！快！”
在场的人开始都愣住了，等到弄清宋嘉树的用意时，都高兴得笑起来。让孙中山戎装和上海人民见面，既精神，又有意义。
船在薄雾中稳稳地开往金利源码头。(https://www.daowen.com)
宋嘉树将孙中山拖到一边，掏出孙中山当初在法国时拍到国内的电报，不满地说：
“逸仙弟，你怎么能拍发出这样的电报？”
孙中山当时的电文是这样写的：“今闻已有上海议会的组织，甚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国基。”孙中山已觉察到这电报的失误，所以现在很爽快地承认：“查理兄，这是我的过错，给国内同志带来麻烦了，很对不起。”
“还好，《民主报》在刊登这封电报的同时，发了一条很巧妙得体的编者按，说是孙先生不以总统自居，系一种谦虚之美德。况且将来大总统一定要按国民公意选举产生。”
孙中山在这位兄长兼诤友的面前，总是那么亲切、坦率、自如：
“查理兄，你真是我的好参谋、好顾问。当初胡汉民、廖仲恺都主张我去广州，一边战备，一边静观天下之变；倒是你一直催促我立刻直赴上海。那一封封电报，催得好啊！我反复思考，现在我革命党人所可倚仗的就是人心，假如我不到沪宁前线，对内对外大计，其他人决不能统筹担负。党内部纠纷，必然贻误战机。东南一旦失利，两广何能独守？”
宋嘉树高兴地赞扬：“太正确了，国家之重任，民众之期望，集于你一身！”
孙中山突然想到：“查理兄，返国以后，内政势必纷繁难理。请为我物色一个能干的秘书，尤其要精通英文。”
“现成就有一个——霭龄。怎么样？她已经做了我好几年的秘书了，肯定可以胜任这个工作。”孙中山赞许地点点头，把机要工作托付给霭龄，他完全放心。说着说着，金利源码头已不远了。只见码头上人头攒动，很多人都在不停地挥动帽子，而且隐约可以听到不断传来的欢呼声浪。孙中山大约也没有预料到眼前会出现这样热烈隆重的欢迎场面，他身着黑色戎装，脱下军帽，高举右臂，满面春风地向人们微笑着致意。人们回敬以雷鸣般的掌声。同盟会上海机关鸣礼炮21响致敬。霎时，金利源码头鼓乐齐鸣。
到码头来迎接的有黄兴、陈其美、蔡元培、汪精卫、黄宗仰等。孙中山一行好不容易同各位同志一一握手问好以后，立即就被中外记者团团围住。这时，宋嘉树赶紧把霭龄找来，告诉她从今以后，要当孙中山的秘书，并要她立刻就着手工作，现在的任务是尽可能详尽、正确地将孙中山同别人的交谈记录下来。宋嘉树等到霭龄挤到孙中山的身边，又远远地瞥见孙中山和蔼地对她说了什么，这才悄悄地离开。
一群记者围拢上去，争先恐后地向中山先生提出各种问题：“您带回多少武器以助革命军北伐？”“听说您这次回来，为革命军募捐到很多款项，这是真的吗？”
孙中山回答道：“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精神也。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
他环视一下四周，又对人们表示：“创业难，守业更难，从前革命的困难已破除，但今后，会远远大于从前，必须同心协力共同克服，否则从前的奋斗也就半途而废了。”
宋嘉树从商团书业公会分团中，亲自挑选了一批有文化的排字工人充任孙中山的贴身卫队。事先已经选定法租界宝昌路408号一幢三层法式洋楼为孙中山的住处。但是当宋嘉树这天到法租界公董局，要求让持枪卫队进驻宝昌路时，公董局却推三阻四，他们只同意沪军都督府派四名卫兵当门卫，说其他安全问题，租界当局可以维持。
交涉再三，宋嘉树急了，因为如果保卫工作不落实，孙中山不能贸然住下。他抓起桌上的帽子断然地说：“好吧，孙中山先生无法在这样的安全措施下住进法租界，我们可以另想办法。不过，报界是知道孙先生预定的住址的，如果他们作出的报道，有损于一贯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宗旨的法兰西的声望的话，我就无能为力了。”
公董局的头面人物出场了。他们觉得与其得罪可能成为新中国领袖的孙中山，还不如稍稍显示友好与关怀。所以他不仅同意两排军队驻扎在宝昌路，而且派出了十几名军警探员，作为辅助。宋嘉树刚刚把他们安置妥当，天就黑下来。
远处的教堂响起了悠扬的钟声，欢乐的圣诞节之夜开始了。
当晚孙中山在陈其美陪同下，观看为他归来而举行的《长生殿》演出。
孙中山的护卫由年轻的尹维志与尹维峻姐妹两人担任。在杭州起义中她们俩是叫敌人闻风丧胆的“敢死队员”。
《长生殿》中的御林军首领陈玄礼的扮演者，是清朝多年豢养的刺客李方行，此刻正欲乘机刺杀孙中山。尹氏两姐妹也接到将有刺客活动的情报，所以每时每刻都十分警惕。
剧情在紧张地进行，陈玄礼上场了，一阵高腔之后，猛然来了个亮相。就在此时，维峻发现陈玄礼的袖筒里有一只手枪正对着孙中山。
维峻大吼一声，箭一样窜上舞台，扑向刺客。一声巨响——枪打偏了。
与此同时，维志掏出手枪，几乎不用瞄准，只听“砰砰”两声响，最亮的两盏灯顿时破灭。她对陈其美喊：“你设法挡住刺客！”而她自己护卫着孙中山，趁屋中大乱，迅速夺门而去。舞台上的维峻也在群众帮助下生擒了刺客。
孙中山安然无恙。号称巾帼女侠的两姐妹护驾又一次立了大功。
中山先生一行从哈同公园抵达宝昌路下榻处。宋嘉树跑出去迎接，迎面见孙中山神采奕奕地走进来，后面紧跟着宋霭龄。孙中山笑着悄悄对宋嘉树说：“查理兄，你推荐的秘书是美国式的高效率秘书。”跟着进来的有黄兴、汪精卫、李平书、陈其美，一个个都急于同孙中山谈话，宋嘉树却不等孙中山坐定，就说：
“现在，基督徒们，让我们一起来祈祷！”尽管汪精卫等人颇为不满，孙中山却欣然跟着宋嘉树认认真真地做起晚祷来了。
1911年12月26日，孙中山在上海寓所召开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会上，在中华民国政府形式、结构等重大问题上出现了分歧。
宋教仁主张责任内阁制，效仿法国，总统为名义国家元首，由总理执掌大权。孙中山主张美国总统制。他说：“在国家政治生活正常情况下，实行内阁制是可以的。但是当前是个非常时期，实行内阁制就不适宜了。我们不能对一个唯一可以信赖的人加以种种限制，我也不愿意处处依从别人的意志，耽误革命大事。”
但宋教仁不顾黄兴、张静江等大多数人的反对，依旧坚持己见，孙中山为了顾全大局，同意了宋的方案，并提议黄兴任内阁总理。但是，各省都督府代表会却以16比1的绝大优势否定了内阁制而通过了总统制。
1911年12月30日，孙中山出席广东旅沪各团体恭贺他当选临时大总统的宴会。前排右四起：伍廷芳、胡汉民、孙中山、汪精卫
接着，在宝昌路408号孙氏寓所，孙中山主持的这次同盟会在沪领导人会议，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文件：《同盟会本部宣言书》。会上，尽管汪精卫等人竭力主张要同清廷议和，但因为孙中山坚决主张以革命武力统一中国，彻底扫除北方的专制余孽，《宣言书》遂号召：“愿我将士少希望于和议之可成，急整军旅，俟一旦停战期满，即率大军北进，以慰国民之热望。”这份宣言一扫当时的和谈风。
孙中山到底高瞻远瞩啊！这使宋嘉树赞叹、钦佩。他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但对党内同志却宽容厚道。百川之所以归海，本来是因为大海能够容纳。这才是领袖的风范！孙中山回国以前，革命阵营内部对大元帅的职位之争，从武汉到上海，又从上海到南京，始终争斗不已。孙中山一回国，一切其他选择都因之相形见绌而烟消云散。未来的大总统，非中山莫属。
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的各省代表推选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消息传来，整个上海都欢腾起来。闹市区的街面房屋前，平添了许多彩旗，纷纷扬扬地飞舞。白天，爆竹、花鞭响个不停；入夜，各式各样的彩灯齐放光辉。宋嘉树更是兴奋不已，他所盼望的共和制度即将在中国实现了。
紧接着，黄兴在南京筹备大总统就职典礼事宜后回到上海。宋嘉树看到这位出生入死、忠勇坦荡的革命家，两眼血丝，喉咙沙哑，心痛得要掉泪。询问之下，黄兴告诉他，各省代表在选举大总统前曾强迫黄兴接受一个先决条件：孙中山当选以后，必须致电袁世凯，表示“虚位以待之心”！听了这话，宋嘉树被激怒了！
1912年1月1日上海各界人士在车站欢送孙中山赴南京就任
“又是和谈派！为什么那些人总想把中华民国交给袁世凯！”宋嘉树很明白，所谓要孙中山表示“虚位以待”，还是寄希望于和谈，让袁世凯取代革命党人。连续几天的欢畅、欣喜，从宋嘉树心中消失了。他现在渐渐地醒悟到，革命队伍内部复杂的成分，不是孙中山一人可以轻易改变的。妥协让步的主张，廉价胜利的幻想，也不是哪一个单独的英雄可以抵御的。这使宋嘉树又变得忧郁起来，但他并没有变得消极。相反，他看到孙中山如果做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将会在党内遇到巨大阻力。作为诚挚的战友，他，宋嘉树，早已将命运同孙文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了。
转眼就是1912年元旦。上海北站内外，至少聚集了两万人在欢送孙中山。他定于今日去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不用说，作为孙中山的秘书，霭龄是一步不离地跟随着孙中山的。宋嘉树实际上也在负责着孙中山的安全警卫工作。他们俩都要去参加大总统就职典礼。孙中山还专门邀请宋夫人携子文、子良、子安三个男孩也一起到南京去观礼。宋嘉树高兴得胡子直颠：“中国的华盛顿就职典礼，我们宋家都应该去祝贺！可惜庆龄、美龄不在国内，不然这两个姑娘要高兴得跳上天！”
此时，在美国就读的19岁的宋庆龄立即写了《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的文章，她盛赞：“中国革命是滑铁卢以后最伟大的事件，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这场革命取得了最辉煌的成就，它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政体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
不久，父亲给她寄来了一面新国旗，庆龄高兴极了，立即爬上凳子，把原来挂在墙上的那面大清龙旗撕了下来，将这面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新国旗贴上，然后连呼：“共和国万岁！共和国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