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的产物：“三民主义”的由来

孙中山脱险后，继续在伦敦居留了一年多，直到1897年7月才离开英国赴日本。他在伦敦居住期间，正是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一方面，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和海外殖民市场的不断开拓，欧洲各国尤其是英国，已经建成为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工厂林立，交通发达，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另一方面，随着财富的大量积聚，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各种社会矛盾也日趋明显。首先是分配不均所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日趋严重。荒凉破落的贫民窟和美轮美奂的华丽居宅形成了强烈对照；大腹便便的暴发户与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群显出明显反差，使人深感这个社会并非真正是“乐土”。

其次是劳资关系日趋紧张。资本家为赚取最大利润，早已放弃了以往那种惯于在工人身上打小算盘的剥削方式和陈旧的管理方法，代之以用伪善的改良来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他们取消了原先在工厂区内实行的实物工资制，通过了10小时工作日法案，并实行了一些改良措施；为了减少同工人冲突时所造成的困难和损失，他们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默认工联的存在和力量，并把罢工变为实现自己目的的有效手段，鼓吹和平协调；为了自己和家属不致因城市不卫生而感染流行病，他们在城市中修筑了下水道，在最坏的贫民窟中建造了宽阔的街道，猪和垃圾堆消除了。从19世纪80年代起，英国工人的罢工不断，并且开始公开推出候选人参加议会选举。在伦敦、格拉斯哥、索尔福以及在其他许多选区里，“都有独立的工人候选人出来同两个旧政党的候选人竞选”，并获得了以往不曾有过的间接和直接的成绩。

再次，随着英国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工人阶级中得到了日益增长的拥护，而资产阶级为了抵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出现了各种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所谓学说和理论，社会主义成了时髦的风尚。

面对着上述资本主义世界纷繁复杂的矛盾，孙中山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分析和思索。一方面，他广泛地熟悉社会，结交流亡英国的外国爱国者。他去过英国的宪政俱乐部，到过爱尔敦农业馆，参观过李勤街工艺展览会，还与俄国爱国者交往，联系将《伦敦被难记》译成俄文出版；另一方面，他潜心研究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乃至农业、畜牧业、矿业、工艺制造方面的各类书籍，大英博物院里经常留下他伏案苦读的身影。他接触了当时欧洲的各种社会学说，又目睹了英国的社会现实，这一切，都对他的思想发展起了潜移默化作用，对他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https://www.daowen.com)

他后来回顾自己这段经历时说：

“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

这段话明确地显示了孙中山在居留欧洲期间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过程中的悟性。他所说的“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并非指已经形成了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而是指他对民生问题的关心。因为作为三民主义思想体系之一的民生主义，其核心观念——平均地权，直到1903年左右才真正出现；而民族主义，在当时乃至以后几年中仍时时夹带着狭隘的大汉族主义色彩；民权主义也还没有从“创立合众政府”明确地进到“创立民国”的阶段。但是，民生问题的认真思考却正是在留欧时期开始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孙中山看到了欧洲发达国家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怀着使中国在推翻清王朝之后发展民族经济时避免重蹈其覆辙的愿望，悟出了减轻人民负担、缓和社会矛盾的重要性。这种基于对贫富悬殊的担忧而萌生的改善民生的愿望，既有中国社会兴亡治乱的历史渊源，又反映出西方社会学说的直接影响。因此，可以说，“三民主义”是中西文化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