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情人终成眷属

第十六章　有情人终成眷属

最先得知秘密的是宋家大小姐——宋霭龄

霭龄辞去了秘书工作，顿感一身轻松。

日本，樱花烂漫时节，霭龄和孔祥熙以闪电般的速度定下了他们的婚事。孔祥熙拿出两枚银币轻轻一撞，银币发出清脆甜润的声音。这是大吉大利的兆头。4月的一天，他们的婚礼如期举行了。

霭龄摆脱了几年来紧张忙禄的工作，一下子换成了一种轻松自在的日子。蜜月中，她尽情地享受着新婚的幸福——孔祥熙的温存和他提供的物质享受，优哉游哉，好不惬意。

二妹庆龄接替秘书后，也很快进入了角色。她的工作较之大姐更为细致、周到、严谨，受到了孙中山的高度评价。按照中山先生的说法，走了个关羽，来了个赵云。孙中山在事业上又有了支持，在精神上得到了安慰。现在他精神焕发，信心倍增，改造国民党的大业进行得卓有成效。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孙中山更加繁忙起来。孙中山出任党的总理。陈其美、居正、张静江、胡汉民、张继、廖仲恺等为总务、党务、军务等各部正副部长。中华革命党的纲领是“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在组织原则上，明确规定党员“必须以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远遵守。”“凡党员有背党行为，除处罚本人外，介绍人应负过失之责。”为改变国民党“主持党务者，半为官僚所软化”和成分复杂的情况，宣告此次建党办法，务必正本清源：第一，摒斥官僚；第二，淘汰假革命党。以防止第一次革命时形形色色不同动机、不同面目的人都纷纷投机混入党内，结果鱼龙混杂，以伪乱真，异党入据，大权旁落，真正革命党反遭排斥，革命也完全变味的情况。

孙中山真切地感受到了庆龄对他事业的重要和精神上的支持。要真正完成他的革命大业，他的身边不能没有庆龄。庆龄也由衷地爱着孙中山，愿意为他和他的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他们竭力保守着这个秘密，但是一年之后，庆龄和孙中山相爱的消息传了出来。霭龄是宋家第一个听到消息的人，也是感到刺激最大的人。

孙中山对党的改造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他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得以确立和巩固。他度过了令人担忧的精神上的颓唐时期，重新焕发了朝气，将再次成为中国革命的风云人物。霭龄对这一事实看得非常清楚。但千不该、万不该，她是自己的妹妹。如果她是另外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霭龄也许会为她祝福，为孙中山感到高兴。但不幸的是她却偏偏是自己的妹妹！这就大不相同了！自己碰了壁的事，作为妹妹她就不应该再次去做，可她居然不给自己留这个面子……

宋嘉树得知此事：岁差悬殊，这不是爱情！庆龄被软禁了……

霭龄先向父亲谈了这件事。

查理不相信这会是真的，他跟孙中山接触频繁，同样也经常见到庆龄，并没有发现过任何蛛丝马迹。但霭龄保证这事千真万确，她说，尽管他们的相爱极其秘密，可我有最最可靠的情报。查理要求霭龄不要激动，自己要认真想一想。霭龄说，好的，我等着你的意见。

查理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最后他歪倒在榻榻米上，陷入了沉思。

自己和孙中山初次相见的时候，霭龄4岁，庆龄1岁。多年来，不论是孩子们在国内还是在万里之外的美国读书，自己一直在给她们讲孙中山的伟大品格和革命思想，希望的是她们能像自己一样，追随孙先生的革命事业，为国家的新生和富强而努力奋斗。自己一直把孙中山看作家庭的一员，没有什么事情对孙中山隐讳，也同样没有对孩子们隐讳。她们一直是称孙中山为叔叔——这是妥当而放心的称呼。但是没有想到她们一到成年，不仅把聪明才智献给孙中山领导的事业，而且要把爱情献给孙中山。先是霭龄，爱得那么痴迷，幸亏自己及时点拨，她才抽身，没有给自己和孙中山的友谊投下阴影。现在庆龄也陷入了这个误区。究竟是自己给她们灌输的东西出了偏差还是另外有因？他苦苦思索，检讨自己多年来的一言一行，没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那是什么原因呢？对，一定又是青春期崇拜。一个女孩子到了青春期必然会对异性产生了解、爱慕的渴望，那么首先吸引她们的自然是她们能够接触到的活生生的男人。她们会在诸多异性中比较、选择，而她们倾心的对象当然是其中最优秀者。她们只管把自己的感情向这个男子倾注，并不管对方的身份、家庭、年龄等等状况，不考虑实际可行性。她们会把这个人神化美化，想象得完美无缺，浑身都放射着光环。然后做出在成年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

查理把自己考虑的结果讲出来的时候，霭龄大叫起来：“不！完全不是这样。庆龄留过洋，受过高等教育，她不是你说的那种无知无邪的女孩子；而且她已经20岁，也过了那种发痴发呆的年龄。如果不采取措施，她会把这变成事实的！”

查理惊住了，是的，霭龄说得完全正确。自己刚才是想偏了，庆龄是一个有思想、有抱负的大姑娘了，她不会再陷入那种误区。天啊，先是霭龄有这种想法，他阻止了霭龄，现在又出来个庆龄，阻止了庆龄，下面还有个美龄呢。难道冥冥中真有一种叫作命运的东西，注定宋家的一个女儿要和自己多年的这位朋友结合吗？如果真是那样，莫不如尊重庆龄的选择了。

查理语调沉缓：

“既然庆龄是一个有责任能力的大姑娘了，那么她在爱情的选择上应该是自由的，我们不能多加干涉了。”

霭龄本来要跳起来了，但她很快控制了自己。要是反应过分造成和父亲的对立，反而可能促成这件事。请将不如激将，何不从反面激一激，看父亲的反应再说。

“爸爸，这是你的真实想法吗？当初你怎么对我说的来着？什么年龄的悬殊，教义的约束，家庭的丑闻，社会的影响……那么振振有词，那么理由充分，今天怎么全变了呢。难道你受到什么压力，向谁屈服了吗？难道你为了什么好处，要出卖自己的女儿吗？”

“你，你胡说什么？”查理果然大怒了。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阻止这桩蠢事呢？”

“这件事有些不妥，我们可以对庆龄提忠告，让她自己处理。在一个新型的家庭里，恐怕不能采取硬性措施。那样这件事的传播范围会扩大，对她不好，对我们其他人的形象也不好。”

“忠告是没有用的，爸爸！必须采取行动。如果这成为事实比采取过头的行动更难堪。”霭龄寸步不让。

“这得让我再想想。”

“我已经想好了！现在国内的危险已经不大，我和祥熙也准备回去到他说的他们家乡那个‘中国华尔街’去看看。我们全家乘机都返回国内，这样就理所当然把庆龄也带走了，没有什么影响，不会引起任何猜测和动荡，这是最体面也是最有效的方式。”

“我跟庆龄谈谈再作决定吧。”查理已经有些松动了。

“不要谈。这事要做就得干净利索。把船备好，叫上她就走。否则，谈过之后，她不同意走怎么办，采取强制办法吗？她嘴上不说，躲起来怎么办，兴师动众去搜查寻找吗？岂不反而搞得满城风雨，把丑闻自己张扬了？”

“我们跟孙先生怎么讲，他对这样做怎么看？几十年的友谊难道说就这样打碎了吗？”

“这样做正是为了维护我们之间真正的友谊。假如丑闻发生了，不仅损害我们宋家门风，也对孙先生非常不利。我们这样做他会理解的。”霭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把歪理讲得像真理一样。

“依你说来我们只好这样了？”查理仍有些犹豫。

“我们别无选择！爸爸，为了你呕心沥血建立起来的这个家，为了孙先生的革命大业，我们只能如此。”

查理长叹一声：“好吧，只是这样做我总感到对不起孙先生，也委屈了庆龄……”

“爸爸，你把公务上的事处理一下，家事我来安排，我现在正好没有多少事，可以为爸爸分忧。”霭龄说完带着一脸的刚毅果断告辞了。

“分忧？谁知道是分忧还是添忧呢。”查理望着霭龄的背影喃喃自语。

1915年春天，查理突然宣布全家结束流亡生活，返回上海。庆龄表示反对，她要求继续留在孙中山身边工作，因为改造党的工作非常紧张，她已熟悉情况，突然走开会影响整个进程。但是她的意见没人理睬，一切都安排好了，她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再和孙中山联系，便被带上船，连夜驶回国内。

回国的船上，庆龄一直在猜测。她在家庭中从没有受到如此对待，不听自己的意见，甚至不允许发表意见，实际上变成了被裹挟而去。她已预感到是因为自己和孙中山相爱的事情所致。她不急不恼，决心和父亲敞开谈谈。她有充分的理由，爱情是不以年龄、贵贱、贫富、种族、肤色而被隔绝的，真正的爱情是心灵的沟通，是摒弃一切利害关系的超凡脱俗的两性间的相互吸引，古来多少父母干出过棒打鸳鸯的蠢事，结果不仅毁了子女的幸福，也酿成了终生的悔恨。扼杀爱情，是旧世界最落后最不人道的行为，一个革命者怎么可以走这样的老路呢？父亲是在美国生活过的，中国旧式的不人道的理学观念应该是很少的，怎么突然变得像个封建卫道士一样了呢？她相信自己可以说服父亲，父亲最终会支持自己，尊重自己的人生选择。

但是，这一路查理内心十分矛盾，他不敢面对庆龄，怕看她那双眼睛，也怕听她的理由，他知道自己拿不出充分的道理去说服女儿，一旦交谈投降的可能是他自己。查理采取了躲避的办法，一路上一直和霭龄、祥熙等在一起，不给庆龄这个机会。

回到上海后，霭龄托人介绍了一位名门子弟，匆匆来家见了一面，即由查理宣布了庆龄订婚的消息。

庆龄真急了，她大声抗议：在这样的家庭里，还出现包办婚姻，什么打倒封建，什么实现民主自由，都是假的，还口口声声谈论革命，都是假革命！查理听后十分痛苦，他回顾自己一生走过的道路，都是追求民主平等，主张个性解放，为什么到了自己家庭里的问题上，反而扮演了封建卫道士的角色，为什么要剥夺女儿的自由？她有爱和被爱的权利呀！还有由此带来的和孙中山的关系问题，究竟该怎么处理才好？

但是霭龄不愿意父亲退缩，庆龄订婚的消息已经宣布，只有硬顶下去。她说，过不了多长时间，庆龄自然会回心转意的。她会找到新的爱情，将那段梦幻般的经历忘掉。我们并没有得罪孙先生。他没有正式向庆龄求婚，没有向宋家的家长表示过这个意思，我们当然不知道他有过什么想法。一切都会悄悄平息，事后大家都会装得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根本用不着顾虑。霭龄还建议父亲，为防止出现不测，应该把庆龄看管起来，在结婚之前不能让她随便活动。查理惊叫一声，这不跟山村野夫封建顽固们的做法一样了吗？我们新式文明家庭里怎可以做出这样的事？霭龄微微一笑：是的，这做法是陈旧了一点，但过去那么多人家采用它，就说明它有效、管用，有效管用的就是好的，就不要再瞻前顾后。譬如我们的革命也是这样，要从袁世凯手中夺回权力，什么办法管用就用什么办法，通过国会选举能牵制他，就谋求在选举中取胜；武力可以打倒他，就动用武力。我们办事都是先考虑效果，而不是先考虑手段。只要能达到目的，什么办法都可以用。查理又征求妈咪的意见——自从倪桂珍生下6个孩子，查理便随了孩子们，也开始称呼妻子为妈咪。妈咪是家庭中的铁腕人物，对孩子们要求素来严厉，查理原想妈咪会比霭龄态度更激烈——查理没有想到霭龄的态度是掺杂了个人情感因素的，如果想到这一层，他也许早就能站在庆龄的立场上慎重地考虑——没有想到妈咪只说一句：“基督保佑！”查理感到全家人忽然都成哲学家，庆龄是理想主义，霭龄是实用主义，自己是“违心”主义，妈咪呢，好像是虚无主义，她说的更像一句禅语，只是自己一时猜不透。基督保佑，保佑什么？保佑对庆龄采取软禁吗？保佑庆龄的追求实现吗？查理实在犯难了。

事实上庆龄被软禁起来了。现在她完全失去了自由，被关在房子里，由女仆看着，不许离开房间半步，不许和外界接触，只等着成亲的日子。庆龄悄悄地给孙中山写了信，问他现在是否还需要她，自己应该待在家里还是仍回到他身边去。负责看管她的女仆同情她的境遇，站在了庆龄一边，把这封信秘密地带出去送到了邮局。

孙中山很快回了信。假使没有女仆的聪明机智，这封信可能就落在了别人手里，那样历史也许就要完全重写了。孙中山在信中鼓励庆龄立即回到他身边，在感情和事业上他都非常需要她。庆龄受到鼓励，她不再孤单，她有了精神上的援军，有了可以回归的大本营。她决定逃脱家庭的樊笼，到日本去和他相会。可是，由于看管较严，两次出逃，均告失败。

庆龄失踪，孙中山心急火燎

几天来，庆龄不来上班，孙中山已意识到事请的严重性了。他派人去宋家打听，得到的情况却使他大吃一惊：宋家举家回国，庆龄被挟持，余况不明。

此时，由于孙中山与庆龄的事已经达到半公开的程度，对于党内的反对和各方面的反对意见，孙中山毫不理睬，他坦率地发表个人的看法说：“我孙中山不是神，我是人”；“我是革命者，我不能受社会恶习惯所支配”；他义无反顾地表示：“我家我国，我家我妻。”这些肺腑之言，表示了一个真正革命者对待爱情、婚姻的光明磊落和坚定的情怀。

孙中山离不开庆龄。那不是空喊，对于孙中山来说，革命也在需要她。庆龄，20世纪一个伟大的女性、一个不可多得的姑娘！她的纯情个性，则更多地来自宋氏家庭那种特殊的物质、文化与精神生活氛围。浓烈庄重的宗教气氛，诗情画意的田园生活，优雅和谐的家庭亲情，美丽动听的美国民歌，婉转悠扬的钢琴音乐，一帆风顺的成长经历以及无忧无虑的物质生活，等等，都给庆龄的气质和性格注入了那种纯真、质朴、美好、善良及理想主义的诗化成分。(https://www.daowen.com)

在庆龄离开的那些日子里，孙中山只要一闭眼，庆龄就亭亭玉立在他面前。回忆庆龄在身边工作的日子，她给了他多少支持，分担了他多少忧愁。他托付给她的不但有日常事务，还有他的秘密通信。他经常对时局和问题发表的真知灼见，使她受到有关中国革命的教育。她也能写出漂亮的文章来。理想使他们献身一个目标，工作使他们不知疲劳。如今庆龄离开，他一下觉得少了许多东西，实有“人去楼空”之感，常使他陷入沉思状态。他原本是个爱读书的人，现在变了样，常是打开书本，眼睛却凝视别处，心猿意马，甚至不思饮食，脸庞明显消瘦了一圈。

房东梅屋夫人是个热心肠的人，很担心他的身体，做了不少营养丰富的菜肴给他吃。孙中山夹了两下就放筷了。梅屋夫人忙问，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俺的饭菜不合口味？中山摇头不答话。梅屋夫人看出了门道，单刀直入地问，是不是患了相思病？他沉默了一下，真实地回答：“庆龄是位好姑娘，也是我的好帮手，我忘不了她。遇到她以后，我感到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爱，知道了恋爱的苦乐。”

孙中山也是爱交流思想的痛快人。接着，他又向梅屋夫人披露了多日心中的郁闷和矛盾。他说：“卢夫人是我的结发之妻，是父母自动包办而娶，已给自己生育了三个儿女，付出了辛劳，这是中山永远不能忘记的。但是为了中国革命，我长期在外奔走，与卢夫人长期分居，她不同意我对事业的选择，想把我束缚在家里，守着她。这是不可能的。加之，她过于保守，我过于反叛，性格兴趣不一致，徒有夫妻之名啊。说实在的，自己不应该有那种非分想法。但是，我又无法扑灭胸中燃烧的对庆龄的爱情。有了庆龄在身旁，我感到踏实些。确实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在我们的日本国，爱情是个人的自由，别人不好说什么。只要你个人认为是幸福，就应该大胆追求。”梅屋夫人为孙中山那种青年般的热情而感到惊奇。

“那你们二人定下来了吗？”

“我已下了决心与卢夫人分离，与庆龄结合。”孙中山回答道。

“不过，我要提醒你，与年龄相差悬殊的女人结婚，是要折寿的，不知你考虑没考虑？”梅屋夫人又道。

“人活着的价值，不是为活着而活着。如果能与庆龄结合，即使第二天死去我也不会后悔！”

“想不到你是这样地爱庆龄！”梅屋夫人被孙中山的真诚所感动。“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以成全你们，并协助操办婚事。”

“在日本结婚，是有法律条文的，要办不少手续。”接着梅屋夫人又与孙中山一一策划起来。

“目前我先帮你置办家具，布置新房。而你呢，要办两件事：一是尽快与前妻解除婚约，二是派人把庆龄从上海接过来。日本的手续，我来帮你办，你说好吗？”

“谢谢夫人。”孙中山把全部的心意浓缩成这四个字。

于是孙中山立即派自己的贴身秘书朱卓文，去澳门原配夫人卢慕贞那里联系解除婚约之事。并带了孙的亲笔信，孙在信上明告，他打算同谁结婚以及为什么有这个想法，等等。卢夫人理解他，据有人回忆，卢当时说，她不会写中文和说英文，连走路都不利索，因为她缠过足，所以她不能像庆龄那样帮助他。一日夫妻百日恩。出于对丈夫的关心，她基本上答应了。

事实上，这对夫妻婚后的关系一直是名存实亡。他们分别的时间比相聚的时间要多得多，双方的思想境界和观念意识一开始就不一样，以后差距越来越大。

正如孙中山所说，卢夫人在一个方面确实帮助了他的革命工作——为他解除了家室之累，独力把三个孩子扶养成人（尽管孙中山和他的哥哥孙眉经常寄款接济，这也是很不容易的）。但她的思想感情同他不同。对孙中山来说，他的革命活动赋予他的生命以意义和动力，艰难险阻无所畏惧。对卢慕贞来说，这样去冒险犯难是很难理解的、完全不必要的，而且使全家人都会遭殃。因为按照封建律令，孙中山敢于反对“神圣的天子”，是要株连九族的。为此，孙中山有时不得不把家眷带到或送到他流亡的地点。

辛亥革命之后，他曾把卢慕贞带到南京，分享胜利的喜悦。她看到他就任临时大总统，怎么也兴奋不起来，更多的是觉得不舒服。

1913年，形势发生逆转，这在卢夫人看来是他们又要恢复过去那种到处躲避追捕的噩梦式的生活了。那一年她曾带着一个女儿到东京作短暂停留，不幸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受了伤。卢觉得这不是一个好兆头。就是在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她也觉得不是很安全。孙中山有很多敌人，独裁者袁世凯同清廷一样，到处派出间谍和杀手。

因此，卢慕贞同意孙中山找一个比她自己更适合一起生活的伴侣。她知道他已经找到这样一个伴侣，可以同他一起工作并随时随地照顾他，表示很欣慰。但她起初认为没有必要离婚——为什么这位新夫人不能做“侧室”呢？在中国古老的传统中，“侧室”不算是不光彩的地位，因为丈夫纳妾是完全正当的，并且常常是得到原配夫人的同意的。

但对具有现代观念的孙中山来说，纳妾是他要努力在中国消除的最令人厌恶的落后陋习之一。对受过美国教育的宋庆龄来说，当然更是如此。孙坚决不同意这样做。

当朱卓文把卢慕贞带到日本来见孙中山时，经过孙中山的劝解，离婚的事情，双方很融洽地解决。双方签署了一份由东京著名律师和田瑞草拟的文件。

此事结束后，孙中山收到庆龄从上海发来的急函，详述了自己被禁的状况，希望得到解救。

面对这封信，孙中山心急火燎。他当即写了一封挂号信给在上海的老友宋嘉树。5天后，他又发了一封电报给庆龄。信音皆无。万般无奈之中，孙中山便再次派使者朱卓文去上海迎救庆龄。

此事能否办成？中山在焦急地等待着。

有情人终成眷属

1915年10月上旬的一天，朱卓文领命前去上海解救宋庆龄，并带女儿同行。孙中山亲自将他们父女送上船，他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朱卓文，一位孙中山的忠实秘书。他与孙中山同是广东同乡，曾在美居住多年，后被中山先生召回。此人办事干练、机智，善于雄辩。孙中山的一些重大事务都是亲自交给他操办，被中山称赞为：“人才不可多得，善解棘手之事。”

朱卓文听了孙中山的交代后，感到此事不比一般。但他还是愉快地接受了下来。富有心计的他，特意把女儿慕菲雅带在身旁，他认为：男人的缺陷应由小女弥补。有时，女性出面，往往会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慕菲雅聪明，她继承了父亲身上的优点。同时，她又是庆龄孩提时的朋友。她了解庆龄，庆龄也了解她。朱卓文相信，由他父女出面，即使再棘手的事也会成功。孙中山答应了下来。

果不出朱卓文所料，在他们父女到达上海的第三天，就通过慕菲雅与庆龄接上了头，并把孙中山的亲笔急信转给了庆龄。信中叙述了中山先生的情思以及希望庆龄随朱氏父女立即返东京，面谈要事。庆龄阅后，泪流满面，不能自已。同时，朱卓文还给她讲述了孙中山与卢慕贞协议分离的经过，出示了二人签署的离婚协议书，还说他是离婚的证明人之一，令庆龄感慨不止。

接着，庆龄也当场表示：“我已不计后果了，眼下也不考虑那么多了。究竟怎么走，还请朱先生拿主意。”

“此事容我想想，操之过急，会适得其反。”

此后，他们又见了一次面，专门讨论走的方案。

在一个静谧的夜晚，同情庆龄的女仆在外帮助望风。一切都安排得很周密，尽量做到万无一失。庆龄给父母留下预先写好的一张字条。因门被反锁，她偷偷地打开窗户，跳下阳台，利用床单结绳，顺绳坠下二楼，再越墙而出，坐上事先准备好的车子，神不知鬼不觉地直驶上海码头，与在码头上买好船票等候的朱氏父女接上了头。等轮船开启时，她才像笼中鸟飞上了自由的蓝天。此时，庆龄虽释重负，却并不十分轻松。她站在甲板上，理了理秀发，平了平心跳，遥望大上海的万家灯火，又望了望大海的远方，尽管夜色苍茫，但她却看到了希望。

10月24日，庆龄回到了日本，下午1点50分，到达东京火车站。孙中山驱车前去火车站迎接她。

胜利是在重重困难中取得的。当两位封建的反叛者拥抱时，他们露出的微笑，是向世人的宣告：胜利永远属于革命者！

第二天，即1915年10月25日上午，宋庆龄与孙中山在廖仲恺、和山田纯郎等数人陪同下，十分愉快地到牛达区袋町五番地日本著名律师和田瑞家中办理结婚手续。并由这位律师主持签订了婚姻《誓约书》。誓约书签后，和田瑞律师在家中设宴招待了他们，以示祝贺。

下午4点半，他们驱车回到大久保百町三百五十番地的梅屋庄吉家举行茶点宴会作为公开的结婚典礼。

一切都是按照梅屋夫妇的安排，一切都是按照梅屋夫妇的布置。结婚典礼在梅屋家的二楼大厅里举行。在正面大楼的壁龛前面，八折金凤屏风，辉煌耀眼。左右两边是中国造的红木高低架，朵上的青磁大花瓶里插着盛开的菊花。菊花在日本象征着吉祥如意，而在中国象征着白头偕老。一切都朴实无华。

客人相继来到，总共有五六十人之多。其中有执掌日本政权的政界人士，有真诚地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志士，也有当时表示同情孙中山，却企图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实现各自目的的人物。他们是：犬养毅、宫崎寅藏、萱野长知、头山满、内田良平、古岛一雄、小川平吉、杉山茂丸、寺尾亨、佐佐木安五郎。另有在日本的廖仲恺夫妇等。接着，孙中山和宋庆龄坐汽车到来。

在一阵喜庆的鞭炮声中，新娘新郎下了车，缓缓步入大厅。宋庆龄戴着大花边帽，穿着一件粉红和淡绿花图案的裙子，衬裙透出白色，手里拿着一束花，显得十分俏丽动人。孙中山一身西装，和她手拉着手进门来到大厅，由等待在那里的照相馆的摄影师从各个角度摄下他们的倩影。

客人们涌过来，向他们表示祝贺，然后大家围坐在新婚夫妇的两侧，由牧师宣布婚礼开始。在一阵“赞美诗”的音乐声中，由房东梅屋夫妇充当媒人，新郎新娘喝了梅屋夫人斟的交杯酒后，日本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犬养毅唱起了《祝福歌》。这以后，头山满站在中间，孙中山和梅屋、宋庆龄和梅屋夫人，分别喝了结为义兄弟、义姐妹的交杯酒后，在诗意的气氛下，酒宴开始了。大家频频举杯，频频祝福，把婚礼推向了高潮。

11月5日，头山满在上野精养轩主持有十多人参加的招待会，向外界宣布了孙中山与宋庆龄这对革命者结婚的消息。招待会上展示了结婚仪式上客人围着新郎、新娘所摄的照片。孙中山一些真诚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朋友，为孙、宋的结合感到由衷的高兴。当然也遭到了一些反对，毕竟胜利属于革命者。

束缚被打破，两颗心终于走到一起，为了革命的事业，孙中山夫妇奔走祖国各地，开展革命活动，不久即发起护国战争，开展护法运动，1921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在桂林成立北伐大本营，并不断探索中国革命。

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成立了国民党。

宋庆龄作为妻子和秘书，竭力支持丈夫的事业，与国民党右派作了坚决的斗争。

孙中山夫妇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