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之教训：会党之人不足依靠，非建立自己的武装不可。唯新军是革命的希望
孙中山来到晚晴园，不觉间，已到三春时节，杂花生树，飞鸟穿林。春色怡人淡复浓，南山花放北山红，杨枝吹做千条线，唤侣黄鹂弄晓风。只见那百花深处，杜鹃成群，飞来飞去，争鸣不已，把春光点缀得十分美妙。
在这“春眠不觉晓”的春夜，孙中山却辗转难眠。在他住进晚晴园的这三个月的时间里，他相继策划了中国边疆的两次起义：一是1908年3月的钦州、廉州、上思起义，二是4月的云南河口起义。这两次起义虽不像镇南关那样，是他亲自参加，但也花费了他多少心血啊！
朦朦胧胧到了天亮，他急急忙忙推开窗户，去看窗外花坛，果见两株高大玉立的火炬花，花叶已被夜风撕裂，花瓣已被夜雨打落，斑斑点点，散落在庭院，令他油然而生悲怆……恍惚间，一个人影走了过来，定睛看时，是黄兴，不错，是黄兴老弟。孙中山急忙打开房门欢迎战友回归。
“你可回来了。”
“这一夜，风也大，雨也大。”黄兴答非所问。
“那边情况怎么样？”中山急问。
黄兴道：“哎，别提了。像这夜风夜雨一样，全泡汤了。”
钦州、河口起义之失利，连日的劳苦使黄兴有气无力，像庭园里的火炬花，被风雨吹打得抬不起头来。
“你是怎么回来的？”
“河口失利之后，与你一样，被法国当局驱逐，河内待不下去了。”黄兴叹口气道。
“那汉民呢？”
“汉民更惨。他为逃避法警侦捕，只身藏于黄降生洋服店的楼上。黎仲实、谭人凤、倪映典亦不知去向。总之，都太狼狈了。”
中山不再问了，他凝视着窗外被夜雨狂风浩劫的世界，感慨不已。良久，又问：“你没吃饭吧？”
黄兴抬起头：“已有两天了。”
孙中山急唤女仆，让她赶快为黄兴做点饭端来。黄兴吃了饭，精神有点好转，说：“八次起义八次失败，以我一孔之见，会党之人不能依靠，不足为恃，非建立革命武装不可，非培训自己的干部不行。否则是将令不行，人心各异。”
孙中山眼睛一亮，若有所悟地：“血的经验，血的教训。”(https://www.daowen.com)
两个月后，胡汉民也来到新加坡，与孙中山先生会晤，重谈失败之教训。也谈到会党不足为恃，非建立革命武装不可。这不得不引起孙中山的重视。
河口起义失利后，果如黄兴所说，胡汉民为逃避法警侦捕，藏于黄降生洋服店二楼约两个月，不敢出门。至7月末，胡从河内潜回香港，与任职广州陆军学校的赵声，密商今后军事进行之方针，一致认为，应将运用会党改为运用新军，革命才有胜利的曙光。并商量了具体方案，赵声也答应愿意为革命效力，在军校内培训新军，充实义师。
孙中山听了胡汉民的汇报后说：“会党性质我固知之，其战略自不如正式军队，然军队中人辄患持重，故不能不以会党发难。诸役虽无成，然影响亦不细。今后军队必能继起。吾人认为革命之一切失败，皆一切成功之种子也。”
胡汉民说：“先生所言，不啻革命之哲理，党人自应有必收最后胜利之确信。余察军队中标统（团长）以上官，往往持重，其部队未有革命之思想，则更无怪其言。军队运动，宜注重于连排长以下。”
“是的。”孙中山深以为然，于是数下密令于同盟会负有任务者，令转向运动和建立新军，进行义举。这是孙中山思想的一大转变。
在这个大转变的前提下，本年（1908年）于新加坡修订《同盟会革命方略》时，加进了《招军章程》和《招降清朝兵勇条件》。这便是党人自己直接编训自己的“中华国民军”。其规定：
一是：凡有志愿充当国民军军人者，通常以18岁以上，40岁以下者为合格。
二是：凡当国民军军人者，于入营之始，要亲具誓表。且宣誓之后，领回军约收执，于誓章及军约本人名字之下，皆要印取左手大指指模，以凭认别真伪。
关于招降清军兵勇条件又规定：
“带械来降者，记功一次，并照军械原价4倍赏给（如原价25元，则赏给100元），将来由军政府颁发。”
“投降后，与义军一体看待，兵勇每月饷银10元，衣服饭食等，另由军中供给。”
“……不降者杀无赦。”
总之，自云南河口之役失败以后，孙中山和同盟会其他核心人物，均把军事活动重点，转向新军和建立自己军队上面。并且如有新的起义时，一定先筹好足够的款项，再发动起义。
黄兴到新加坡不久，孙中山嘱其到日本东京加强军事建设方面工作。且东京又有共进会组织，尽管黄兴一再强调组织之统一性，而并无作用。黄兴乃重组大森体育会，将重点放在军事建设方面。8月，大森体育会重新组成，聘请日本教官，教授军事学。就学者，有林文、焦达峰、孙武、夏之时、刘揆一、张大义、杨大铸、刘九畴、李伟、杨若、包绍杰、张金三、段雄等78人。与此同时，国内腹地也有革命组织之新发展。最重要的就是任重远等在中山先生领导钦州、河口诸起义的同时，也在武昌新军中进行革命宣传与联络工作。他在41标3营前队当兵，与军士郭抚宸、王子英、秦炳钧、黄申芗、杨王鹏、钟畸、彭新振、童裕昆、李亚东商定组建军队同盟会，参加者达400人。于1908年7月26日在武昌洪山罗公祠开成立大会，由秦炳钧任主席，宣布宗旨，但未定章程和名义，以会员自相约束，以免被查出。数日后，任重远又回四川，会务亦停顿。同年11月，又改此为群治学社。此为武汉新军中有同盟会之始。
河口起义失败后，经费欠缺、财力不足，一直严重影响着起义的进行。为此，孙中山在两年内八方呼吁，四处奔走，常为筹措经费所困扰。1909年5月19日，孙中山离开新加坡赴欧美进行筹款。从此，他转辗南洋、欧美，无法直接领导和参与国内的反清起义，只能通过黄兴和其他同志间接地指导内地革命，黄兴也深孚众望，毅然挑起领导同盟会、组织起义的重任。他切实执行孙中山的指示，不避艰险，出生入死，调解内部矛盾，顾全革命大局，表现了作为革命领导人的优秀品质，获得了党人的拥护与支持。可以说，原先确立的同盟会孙黄体制，正是在1908年之后才得到真正的体现，黄兴成了与孙中山齐名的革命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