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党人：贵族造反
五、十二月党人：贵族造反
普加乔夫起义被镇压后，叶卡捷琳娜二世很快放弃了“开明专制”，采取了许多措施，以加强贵族地主阶级的统治，维护贵族地主的特权利益。
她从地方到中央进行了行政改革，取消了从前的省州县三级管理体制，改为省县两级管理体制。把全国划分成50个省，省下直接置县。省县的设置不是根据地理条件和历史特点，而是根据人口划分，每省30万至40万人，每县两万至三万人。省行政长官由沙皇直接任命，县行政长官为县警察局长，同时掌管行政和警察职权，由贵族选举产生。城市为独立的行政单位，普通城市的行政长官由商人和市民选举产生。同时，每两个或三个省任命一名总督管理。总督实际上是沙皇的代表，掌管当地军政事务，拥有极大权力。对于中央政权，她逐步撤销了手工工场、理财、矿务、司法等委员会，将其职能下放到各省的署和厅，同时加强外交、陆军、海军三个委员会的权力。削弱元老院的作用，沙皇抛开元老院，通过大元老直接听取汇报和传达圣谕。
她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和新征服地区的控制，撤销那里的自治权，实行行省制度，委派俄罗斯贵族担任总督、省长等要职，强制推行俄罗斯化。如：在乌克兰，她强制乌克兰人民学习俄语，把俄语定为官方语言，学校、教会只能用俄语进行教学、祈祷，书籍只能用俄语出版；乌克兰本民族语言则被降为次等语言。
她加强军队建设，使陆军总数从其上台时的33万增加到50万，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军队；她恢复和加强了波罗的海舰队的实力，又建立了一支新的舰队——黑海舰队，使俄国海军发展成为拥有100多艘主力舰、炮舰、巡洋舰等舰只的庞大海军。
1785年4月21日，叶卡捷琳娜二世颁赐《俄国贵族权利、自由和特权诏书》，确认和扩大了俄国贵族所享有的特权，规定贵族有占有农奴、土地、矿藏、森林、水源的垄断权，有购买村庄、在城市购买房屋、开办工厂、设立市场和定期集市的权利；贵族可免交人丁税，触犯法律不受体刑，免服兵役，如从军可不在军队宿营等；授权贵族在省县两级组织贵族联合会，选举首席贵族、县警察局长和陪审官等省县两级官员，贵族联合会代表本地贵族有权向省长、总督和沙皇政府提出要求和建议。同时，该诏书规定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伏尔加河流域、西伯利亚等地的非俄罗斯贵族享有和俄罗斯贵族一样的特权。
叶卡捷琳娜二世不愧为彼得大帝的外孙媳妇。她连彼得大帝的面都没见过，但她的内外政策继承了彼得大帝的衣钵。她的行政改革完善了彼得一世建立的贵族官僚制度，她赋予俄国贵族的特权加强了沙皇专制制度的阶级基础。她使俄罗斯的军事实力空前强大，俄罗斯的版图进一步扩大，俄罗斯帝国似乎进入了鼎盛时期。她因此被贵族地主阶级颂扬备至，被称为“贵族女皇”。
然而，正是被叶卡捷琳娜二世赋予无限特权的贵族，最先意识到农奴制和沙皇专制制度的落后与腐朽，最先起来造沙皇专制制度的反。当然，这里所说的贵族，是指贵族中一小部分先进分子。
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时期，俄罗斯贵族中的先进分子发出了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第一声呐喊。18世纪80年代初，贵族出身的革命思想家亚历山大·拉吉舍夫创作了俄国第一篇革命诗歌《自由颂》，热情讴歌了未来将会发生的推翻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人民革命，预言被压迫的人民总有一天会把沙皇送上断头台，未来革命的胜利将是人类最伟大的节日。1790年，他又出版了著名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一书，通过沿途所见所闻，无情揭露了广大农民在农奴制下所受的苦难，指出农民一星期内要为地主服役6天，或支付力不能及的代役租。地主夺走了农民的一切，留给他们的只有无法夺走的空气。他深刻指出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号召推翻专制制度。这使沙皇政府极为恐惧，将他交付法庭，判处死刑，后改为长期流放西伯利亚。
拉吉舍夫被投进了监狱，但他的著作和思想在俄国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也在一些贵族青少年平静的心海里掀起了波澜。《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被沙皇政府列为禁书，但莫斯科国立大学的学生私下争相传阅。他们被书中所揭露的俄国农民受苦受压的血淋淋的事实所震撼，被书中所阐发的无可辩驳的真理所惊醒。对照周围他们从小司空见惯的贫富悬殊、贵贱不等的环境与现象：一边是金碧辉煌的宫殿，一边是低矮破陋的木屋；一边是披金戴银、油头粉面的贵族男女，每天出入舞场宴会，以惩罚奴仆为乐；一边是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农民，一年四季辛勤劳作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还要忍受主人的任意欺凌……他们为俄罗斯的落后愚昧感到羞耻，他们陷入了深思。
当然，影响这些进步青年的不只是拉吉舍夫的著作，还有法国的伏尔泰、卢梭、狄德罗、达兰贝尔、孟德斯鸠等人的思想。当时，他们的著述已传入俄国，他们的思想对俄国进步青年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引起了他们的热烈争论。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一切封建特权必须消灭的思想，权力属于人民的思想，逐渐在他们心中扎了根。有的进步青年发誓，长大之后，要将思想化为行动。
1811年前后，莫斯科的几位进步青年组建了“少年兄弟会”。他们被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所吸引，决定去库页岛建立一个新的共和国。他们制定了“新的共和国”的“法律”，甚至设计了他们所要穿着的特殊服饰，服饰的胸前有两条平行的铜线条，以示平等。
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卫国战争爆发。当时，贵族享有不服兵役的特权，但一批进步的贵族青年热血沸腾，豪情满怀，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入伍参军，走上了前线，投身于保卫祖国的行列。这场战争不仅锤炼了这批进步青年的爱国主义，更开阔了他们的思路，扩大了他们的眼界。当他们越出国境追击法军来到西欧后，亲眼看到了自由平等思想在这里结出的硕果。这里没有农奴制，实行君主立宪制，君主的权力受到很大限制，人们平等而自由，文明而健康，国家富足而繁荣，和俄国相比，反差真是太大了，他们再次受到强烈震撼。
打败拿破仑后，俄国国内的阶级矛盾重新激化。卫国战争期间，传说沙皇将在战后赐予农奴“自由”，广大农奴为了尽快获得自由，积极参加了战争。他们不仅参军参战，而且自发组织游击队，配合正规军作战，保家卫国，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最大贡献。然而，战后农奴不但没有获得自由，反而遭到更加残酷的剥削。贪得无厌的地主为了获得更多的金钱以供挥霍，提高农奴的代役租，加强农奴的劳役，恨不能榨干他们身上最后一滴血。这种情况，连梁赞大主教也看不过眼，他揭露说，地主还乡以后，把农奴搜刮一空，迫使他们以行乞为生……地主的“自私自利之心达到了想从石头缝里榨出油来的程度”。这使从战场归来的农奴愤愤不平，他们控诉道：“我们抛头颅洒热血，现在又强迫我们为地主淌大汗。我们使祖国摆脱蹂躏，现在地主却来蹂躏我们。”农奴和地主的阶级矛盾激化，农奴的反抗斗争不断发生。1815年至1825年，平均每年发生农奴骚动20余次。
除了农奴的反抗斗争外，这一时期也发生了工人和士兵的反农奴制骚动。1815年至1825年，军队中发生的骚动至少有20次。农奴、工人、士兵的反抗斗争结合在一起，对封建农奴制和专制制度造成了直接威胁。
这一时期，沙皇政府不仅不履行诺言给农奴以自由，反而推行了一套更为反动的政策，以维持其统治。这就是俄国历史上著名的“阿拉克切耶夫暴政”。
阿列克谢·阿拉克切耶夫，1769年出生在俄国一个贵族农奴主家庭，早年毕业于炮兵学院，曾任省区炮兵和步兵总监、省长，1796年任圣彼得堡城防司令。叶卡捷琳娜二世死后，他成为沙皇保罗一世的宠臣，领导了根据保罗一世的旨意进行的军事改革，推行普鲁士军事制度和战术原则。1801年，保罗一世被暗杀，其子亚历山大一世登基，阿拉克切耶夫一度失职归乡，但很快又被召回，成为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宠臣、沙皇内政的首席顾问和俄罗斯帝国中央政府机构的决策人。
阿拉克切耶夫为人奸诈，秉性残忍，野蛮粗鲁，刚愎自用。他本人就是一个农奴主，在领地上经常用盐水浸泡过的鞭子抽打农奴，人称“该死的毒蛇”。他凭借着和亚历山大一世的特殊关系，凭着沙皇宠信，独揽大权，横行无忌，施行暴政，最残暴的便是他实行的军屯制。
军屯制的思想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提出来的，但阿拉克切耶夫把它发挥到极致。他从1810年开始试行军屯制，1816年开始广泛推行。这是一种在国有农奴村庄实行军事化，使国有农奴变成世代相传的士兵的制度。具体做法是，把一些县乡划为军屯区，把当地的国有农奴按军事结构组编起来。他们首先要从事农业和畜牧业劳动，保证衣食自给，同时要进行军事训练。他们穿统一的服装，住一样的房屋，每天按照统一的号令下地、上操、吃饭、睡觉。如：农奴闻击鼓声下地耕种，再闻击鼓声从地里去校场操练，晚上10点钟必须熄灯就寝。农奴如违反军规，轻则受棍刑，重则处以夹鞭刑。所谓夹鞭刑，就是把被罚者上身脱光，双手绑在枪托上，由人牵着从两列士兵中通过，士兵每人手持皮条，依次狠狠抽打，直至把被罚者打得皮开肉绽，甚至活活打死。1819年夏，乌克兰楚古耶夫军屯区的农奴发起反抗，阿拉克切耶夫率兵镇压，将52人判处夹鞭刑，当场打死25人，可见夹鞭刑之残酷。此外，他们的婚姻由军事当局决定，有生育能力的妇女每年必须生一个孩子，他们的子弟从8岁起被列入军簿，进入特设的“世袭兵学校”，穿上肥大的军服接受军事训练，12岁即成为正式军人。
沙皇政府实行军屯制的目的是抑制农奴反抗，同时保证沙皇军队的兵源。这一政策的实施充分体现了沙皇专制制度野蛮凶残、惨无人道。当时，有一首民谣唱道：“阿拉克切耶夫毁灭了整个俄罗斯，他使善良的人们哭干了眼泪。”
沙皇政府不仅推行野蛮的军屯制，对教育和思想文化领域也加强控制。喀山地区规定，学校的所有学科一律按《圣经》教义讲授，如有违抗，轻者禁闭，重者充军。圣彼得堡督学在圣彼得堡大学推行阿拉克切耶夫体制，把学校变成军营。许多有进步思想的教授遭到迫害，或被解职，或被交付法庭审判。在这种气氛下，有的数学教员把直角三角形解释为：“直角三角形的弦是真理与和睦、法制与仁爱相遇的象征，通过神与人之间的中介人，把天堂同尘世、天上与地下相连。”有的医生在诊室里挂上了治什么病要拜什么神的图表。报刊书籍被严加检查，不许出现任何“动摇信仰和善行”的言论。普希金因写了《自由颂》等诗篇而被放逐南方。相反，反动愚昧的宗教宣传十分猖獗，秘密警察到处横行。这真是豺狼当道，万马齐喑，虎豹肆虐，民不聊生。
所有这一切都让已接受了拉吉舍夫、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启蒙大师先进思想的贵族青年痛心疾首，思潮汹涌。现在，他们已长大成人了，他们要采取行动了，他们要拯救祖国，要改变俄国这种落后腐朽的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要给农奴以自由，要使俄罗斯这只双头鹰展翅腾飞。19世纪20年代初，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等国革命运动风起云涌，进一步激发和鼓舞了他们采取行动改变俄国现状的决心。他们成了俄国历史上第一批革命家。他们于1825年12月举行了武装起义，以“十二月党人”的称谓名垂青史。
早在对法战争刚刚结束时，圣彼得堡近卫军团一些参加过对法战争、从西欧归来的年轻军官就经常聚集在一起，阅读外国报刊，议论时弊，抨击朝政，探讨变革。
1816年年初，这些青年军官、未来的十二月党人成立了第一个秘密组织——救国协会（后更名为祖国忠诚子弟协会）。救国协会约有成员30人，为首的是近卫军参谋本部上校、24岁的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他是俄国著名数学家、农学家和军事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的长子，其家庭是俄国颇享盛誉的书香门第。此外，救国协会成员还有：参谋本部上校、27岁的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特鲁别茨科伊公爵，立陶宛王室的后裔。参谋本部少尉、23岁的尼基塔·穆拉维约夫，其父为国民教育副大臣兼莫斯科大学督学，曾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教师。他本人曾在莫斯科大学学习，卫国战争爆发后，不顾母亲反对，私自出逃参战，直至远征西欧。近卫军重骑兵团副官、23岁的帕维尔·伊凡诺维奇·彼斯捷里，他知识渊博，才华横溢，普希金称他为“绝顶聪明的人”，其父为西伯利亚总督……这都是一些非常优秀的满怀爱国激情的热血青年。
救国协会是一个极秘密的革命组织，会员都要手持《圣经》、亲吻十字架庄严宣誓绝对保守秘密，决不出卖他人，叛变者被处死。他们的目标是明确的，即要废除农奴制和专制制度，实行立宪，实行代议制政体，但对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他们没有明确的意见。由于惧怕“人民革命的恐怖”，他们不愿动员人民起来革命，他们想到的办法只是力争让秘密协会的会员控制国家机关，消除外国人在国家机关中的影响，在新沙皇登位之机迫使他同意实行代议制政体，通过刺杀老沙皇来加速新沙皇登基，但他们的会员又如此之少，采取这些办法犹如老虎吃天——无从下手。他们苦思冥想，激烈争论，犹豫彷徨，一筹莫展，最后决定解散救国协会，根据新的原则组建新协会。
1818年，十二月党人在莫斯科成立了秘密组织幸福协会。幸福协会规定，俄国公民中所有贵族、商人、小市民、教士、自由民，信仰东正教且年龄不小于18岁者，均可入会。这就扩大了协会的范围，使协会的成员比救国协会大大增加，增至200人。幸福协会最初仍主张废除农奴制和专制制度，建立君主立宪制，后来在比较共和制和君主立宪制的优缺点后，一致赞同共和制，提出了为建立俄罗斯共和国而奋斗的口号。关于斗争的手段和时间，幸福协会起初准备用20年的时间营造舆论氛围，到1840年前后发动革命。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他们认为武装起义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便放弃了长期营造舆论氛围的想法。
1821年，鉴于沙皇政府已探悉幸福协会的存在，以及协会中存在不可靠的动摇分子，十二月党人宣布解散了幸福协会，另成立了两个新的秘密组织——南方协会和北方协会。
南方协会建在乌克兰第二集团军，主要领导人有彼斯捷里、阿列克谢·尤什涅夫斯基和尼基塔·穆拉维约夫。彼斯捷里为协会起草了纲领性文件《俄罗斯法典》。这是俄国革命者提出的第一部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它宣布要坚决消灭农奴制度和封建等级制度，农奴应连同土地一齐解放；消灭专制制度，建立共和国；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全部属于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公民拥有宗教信仰、言论、出版、迁徙等自由。《俄罗斯法典》的主张代表了当时俄国最先进的思想。
北方协会建在圣彼得堡，主要领导人有尼基塔·穆拉维约夫（也是南方协会领导人）、谢尔盖·特鲁别茨科伊、叶夫根尼·奥博连斯基。北方协会也有自己的纲领性文件，是由尼基塔·穆拉维约夫起草的，被称为《尼基塔·穆拉维约夫宪法》。这部宪法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废除等级制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但拥有高额财产的才为公民；废除农奴制，但继续保持地主土地所有制。显然，这部宪法要比《俄罗斯法典》温和保守。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一部反对农奴制和专制制度的进步法典。
除了这两个组织外，当时俄国还有一个独立的秘密团体——斯拉夫人联合会，它成立于1818年，由军官学校学生彼得·鲍里索夫和安德烈·鲍里索夫两兄弟创建，其宗旨是“把全体斯拉夫人从专制制度下解放出来，消除民族仇恨，组成联邦国家”。1825年，它加入南方协会。
南方协会和北方协会虽然是两个不同的秘密组织，其纲领有所差异，但在反对农奴制度和沙皇专制制度这个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也都主张采取在军队中发动起义的策略。这就拉近了它们的距离，它们在暗中紧密联系，协商沟通，缩小分歧。最后，它们决定于1826年召开两个协会的代表大会，制定共同纲领和行动计划。
然而，形势的突变打乱了它们的部署。
1825年12月1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远离圣彼得堡的南方军港塔甘罗格突然病卒。亚历山大一世无嗣而终，按新的皇位继承法，应由大弟弟康斯坦丁继位。但康斯坦丁在华沙任波兰王国军队总司令，娶了一个非皇族血统的波兰女子。根据新的皇位继承法，他如继承皇位，不能把皇位传给他本人的后嗣，因此他早已放弃了皇位继承权。这样，皇位就应该由亚历山大一世的二弟弟尼古拉继承。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生前也曾签署三封传位于尼古拉的密诏，分别藏在莫斯科圣母升天大教堂、圣彼得堡元老院和国务会议，但尼古拉对此并不知情。因此，尼古拉和圣彼得堡臣民仍把康斯坦丁视作皇位继承人，向他宣誓效忠。身在华沙的康斯坦丁则把弟弟尼古拉作为皇位继承人，向他宣誓效忠。尼古拉请哥哥尽快来圣彼得堡即位，康斯坦丁则催弟弟尽快登基，二人上演了俄国历史上罕见的兄弟相让的戏码，也使俄国出现了25天的皇位虚悬期。直到12月24日，尼古拉再次收到康斯坦丁表示他既不要皇位也不返回首都的信件后，才决定两天后在圣彼得堡举行第二次宣誓，正式登基。
十二月党人早在建立第一个组织时就打算在皇权更替时发动起义。现在，时机终于到来了。同时，他们获悉，叛徒已经告密，政府已对他们的秘密活动有所掌握，遂决定立即举行起义。起义前夕，北方协会的成员在其主要领导人雷列耶夫家里召开了秘密会议，制订了起义的具体计划。他们决定于12月26日向尼古拉宣誓时发动起义，选举谢尔盖·特鲁别茨科伊为起义总指挥。他们商定，首先率近卫军开到元老院，阻止元老院向尼古拉宣誓，宣布沙皇政府已被推翻，成立临时政府，并发表《告俄国人民宣言》。与此同时，派近卫军开赴冬宫，逮捕皇室全体成员，占领彼得巴甫洛夫斯克要塞，然后召开立宪会议，最终决定以什么形式废除农奴制，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如何解决土地问题以及如何处置皇室等问题。
但起义者尚未开始行动就遭遇挫折。他们原计划由十二月党人雅库鲍维奇负责指挥部队占领冬宫，但雅库鲍维奇在行动即将开始前拒绝了这一任务，理由是担心士兵在战斗中打死尼古拉及其亲属，而不是逮捕他们，他不想承担这份责任。这就打乱了起义部署，显然不是好兆头。
12月26日清晨，十二月党人开始行动。近卫军龙骑兵团上尉亚历山大·别斯图热夫等来到近卫军莫斯科团，向士兵发表演说，说康斯坦丁没有放弃皇位，还答应把兵役期从25年改为15年，对尼古拉宣誓是个骗局，他鼓动大家去元老院阻止对尼古拉宣誓。士兵们素闻尼古拉粗暴残忍，对他没有什么好感，现在经十二月党人一鼓动，便呼喊着反对向新沙皇宣誓，要离开军营开赴元老院广场。该团团长弗雷德里克男爵见状企图阻止，被十二月党人德米特里·谢平-罗斯托夫斯基上尉手起刀落，砍掉了脑袋。上午10时，莫斯科团800名士兵在别斯图热夫等人的率领下，扛着武器，打着团旗，荷枪实弹来到元老院广场，在彼得大帝纪念碑前排成战斗方阵。他们不时高呼：“康斯坦丁万岁！”有人误以为“康斯季图卡娅”（宪法）是康斯坦丁的夫人，喊出了“康斯坦丁及其夫人康斯季图卡娅万岁！”的口号。
然而，狡猾的尼古拉为以防万一，已在当日凌晨提前召开国务会议，宣布即位，史称尼古拉一世，并接受了元老院元老的宣誓。当起义队伍到来时，元老们早已离去，元老院早已人去楼空。这使起义的又一重要计划落空。
上午11时，新沙皇尼古拉一世派圣彼得堡总督米罗拉多维奇前去劝说起义士兵解散。他一再解释康斯坦丁已主动放弃皇位，也同意向尼古拉一世宣誓。米罗拉多维奇是1812年卫国战争的英雄，在士兵中颇有威望。十二月党人为了防止动摇军心，要求他离开广场。多次劝阻无效，只得采取强制措施，起义军参谋长奥鲍连斯基用刀刺伤其腿部，卡霍夫斯基又开枪将其击成重伤，方才消除了这一威胁。
不久，十二月党人尼古拉·别斯杜日夫率领海军陆战军1100名士兵来到广场，加入起义队伍。随后，潘诺夫和苏特果夫又率领1250名掷弹兵团士兵来到广场，和起义队伍会合。这时，广场上的起义军已增至3000多人，军官也有30余人。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更重要的是，这时在广场已聚集了数万名群众。他们中有工人、农奴、商人、学生、市民等。他们是前来围观者，但又是一颗颗上了枪膛的子弹，只要扣动扳机，就可射向沙皇政府。同时，广场的形势对起义者也非常有利：以起义队伍为圆心，形成了三个圈。内圈为最早赶来围观的百姓，中圈为沙皇派来镇压起义的万余名军队，外圈是后面赶来围观的群众。如果起义者领导有方，发动群众，登高一呼，势必天下响应，形成对沙皇政府军的里外夹击。他们若里应外合，必陷敌于人民起义的汪洋大海，起义军非但没有这样做，自身还陷入了群龙无首、惘然无措的地步。起义的领导者哪里去了呢？
原来，起义总指挥特鲁别茨科伊自从起义爆发后始终没有来到现场，而是躲在沙皇军队总参谋部他的办公室里来回踱步，苦苦思索。他思前想后，认为起义准备不足，绝无成功希望，继续参加只能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被送上绞刑架或流放西伯利亚。他越想越害怕，结果背叛了革命，不仅不前往现场指挥起义，反而打算向沙皇宣誓，后又跑到奥地利使馆要求庇护。
就这样，十二月党人到处找不到他，只得推举奥鲍连斯基为新的总指挥，但为时已晚。这时已临近天黑，尼古拉一世担心天黑后起义规模会扩大，于是下令炮兵向起义队伍开炮。一发发炮弹射向在凛冽的北风中站了一天的饥饿人群，中弹者纷纷倒地，余者四散逃生，广场上留下了一具具横七竖八的尸体。死者的鲜血融化了洁白的积雪，形成一条条殷红色的涓涓细流，又汇成一团团红色的火焰。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就这样被凶残的沙皇政府镇压了，共有1200多人当场被打死，其中900多人是在现场围观的无辜的平民百姓。
北方协会发动的起义爆发后，南方协会的十二月党人也于1826年1月10日在乌克兰第二集团军切尔尼哥夫团中发动起义。他们明确打出了“推翻沙皇统治、建立共和国”的旗号。1月15日，他们被沙皇政府派来的军队镇压。
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沙皇政府对起义参加者大肆逮捕和审讯。先后有579人被逮捕审讯，其中5名起义的主要领导者被判磔刑（后被绞死），121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只有19人生还）。其余参加起义的士兵，或被处鞭刑，鞭打致死，或被派往高加索同当地山民作战，战死疆场。沙皇专制制度的野蛮凶残再次暴露无遗。
十二月党人起义是俄国贵族先进分子发动的沙皇俄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反对农奴制和沙皇专制制度的武装起义，它再次敲响了俄国农奴制和沙皇专制制度的丧钟。同时，它也证明，贵族先进分子由于其阶级局限性，不可能发动群众，领导革命取得胜利。之后，领导革命的重担就历史性地落在另一批人身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