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在眉睫：农奴制改革

六、迫在眉睫：农奴制改革

1853年至1856年，沙皇俄国为争夺黑海海峡的控制权，以实现其南出地中海的夙愿，同奥斯曼土耳其、英国和法国进行了著名的克里木战争。战争以沙皇俄国的惨败而告终，死亡人数达30万。根据战后签订的《巴黎和约》，沙皇俄国不仅没有夺得黑海海峡的控制权，而且被禁止在黑海保有海军军械库和舰队，还要让出多瑙河三角洲，把比萨拉比亚南部归还给摩尔多瓦。这场战争对沙皇俄国的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对外政策方面，它是沙皇俄国扩张史上遭受的最严重的挫折，使其在欧洲的霸权地位顿失。从此，沙皇俄国把侵略矛头转向中亚和远东。在对内政策方面，它充分暴露了农奴制和专制制度的落后腐朽，激化了阶级矛盾，催发了农奴制改革。

早在克里木战争爆发之前，沙皇俄国的广大民众就因不堪农奴制和专制制度的重压，不断掀起反抗斗争。如：1831年夏，诺夫哥罗德省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军屯户起义，全省14个军屯区就有13个卷入了起义。起义遭到沙皇政府的残酷镇压，4000多人被送交军事法庭，但也迫使沙皇政府开始改变军屯区的管理体制，到19世纪50年代完全取消了军屯制。1834年至1835年，彼尔姆省和奥伦堡省的数万国有农奴因反对把他们转为宫廷农奴，从而增加赋税负担，掀起反抗，政府派军队残酷镇压。1847年，维捷布斯克省数万农奴变卖了牲畜和农具，携妻带子，成群结队地向首都圣彼得堡进军，要求沙皇让他们参加圣彼得堡至莫斯科的铁路修建，然后赐他们以自由。总之，尼古拉一世自从1825年登基以来，对内实行更加反动的专制统治，群众的反抗斗争不断增多。据统计，仅农奴的反抗斗争，1826年至1837年就达846次，而1838年至1849年更增至1058次。

克里木战争爆发后，大量农奴被征入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锐减，加之又出现了严重歉收、传染病等自然灾害，农奴的处境更加悲惨，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农奴反抗斗争继续蓬勃发展，大批农奴逃离家乡，企图摆脱农奴制，获得自由。许多农奴听到服兵役后即可获得自由的谣传，竟争先恐后去应征，人数往往以数十万计。

与此同时，克里木战争也彻底暴露了沙皇俄国的落后腐朽。沙皇俄国当时有战斗部队120万人，后备部队170万人，全国人口6200万，不可谓不庞大，但其武器装备却远远落后于英法。当时，英法军队大部分都已装备新式步枪——有线膛枪（来复枪），俄军95%的士兵仍然使用射程只有300步的拿破仑时代的旧式火枪——滑膛燧发枪。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基本上是供沙皇检阅用的（尼古拉一世喜欢检阅军队），缺乏战斗力。黑海舰队虽可作战，但多为帆力舰。俄海军总共只有蒸汽舰24艘，而英国、法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共有281艘。俄国的交通补给工具也十分落后，铁路尚未修到南部，部队给养仍依赖牛马车辆运输，国内部队调动时间比英法军队从本国调往战场所需时间还要长。当然，我们不是唯武器论者，战争的结果主要是由战争的性质决定的，如果俄国进行的这场战争是正义战争，俄国的经济政治制度较对手先进，或许可以弥补武器装备的落后。世界历史上以弱胜强、掌握落后武器的军队战胜拥有先进武器军队的战例屡见不鲜。偏偏俄国进行的这场战争是一场争霸战争，其经济政治制度又远远落后于英法，这就决定了其失败的结果。

事实上，沙皇俄国武器装备的落后也正源于其经济制度的落后。当时英法先进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已分别建立了200多年和60多年，两国也都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经济飞速发展。但俄国仍然固守反动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全国6200多万人口，有4000多万为农奴。他们没有土地，没有人身自由，被当作地主的私有财产，可以自由买卖，可以用来换狗，可以流放到西伯利亚，甚至可以用来作赌注。叶卡捷琳娜二世曾说：“除执行死刑以外，地主对其农奴可以为所欲为。”实际上，农奴被地主鞭笞至死者不在少数。他们不经地主许可，不得进城做工。地主可随时从工厂召回受雇的农奴，他们的工资大部分也以代役租的形式流入地主的腰包。有些农奴企业主都是地主的农奴，地主有权随时收回企业，把他们重新束缚在土地上。这就严重阻碍了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如钢铁生产：18世纪末，俄国的钢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但到19世纪初，英法两国就先后超过了俄国。后来，普鲁士、比利时、奥地利这些小国也赶上了俄国。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英国的生铁产量增长了近30倍，而俄国只增长了两倍，俄国的生铁产量仅为英国的1/15。同期，英国有铁路1.5万千米，德国有1万千米，而俄国仅有1500千米。经济力量的落后自然决定了其军事力量的落后。

农奴制不仅阻碍了俄国经济的发展，也影响了整个军队的素质和士气。军官都是贵族出身，一个个贪生怕死，腐败无能。士兵都来自农奴，他们人心涣散，哪有心思作战。军队又缺乏训练，组织不严，调动不灵。这些都严重削弱了俄军的战斗力。

此外，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庞大的官僚机构，也使其行政效率低下，无法与较先进的英法民主政府一争长短。

俄国民众反对农奴制斗争蓬勃发展，俄军在克里木战争中惨败，使沙皇尼古拉一世忧心如焚，羞愧难忍，心力交瘁，力不能支。他哀叹自己时运不济，登基当天即遭遇了一场贵族革命，在执政近30年中，农奴、士兵、工人等各类人员的反抗、骚动频频爆发，现在又在一场倒霉的战争中败给英法，甚至还有快成僵尸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他执政近30年，既没有创造像其兄长亚历山大一世赢得反法战争胜利、绞杀拿破仑帝国那样的辉煌，更没有获得像祖母叶卡捷琳娜二世享有的“伟大的皇帝”的殊荣。他只获得了一个因屡屡镇压欧洲革命而被人们赠予的并不高雅的“欧洲宪兵”的称号。1855年3月2日，这位智力平庸的沙皇，这位原本未打算做沙皇而没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沙皇，在苦苦熬撑了近30年之后服毒自杀，其长子亚历山大继位，史称亚历山大二世。

亚历山大二世上台后，面对的局势可谓内外交困。在国际上，克里木战争仍在进行，俄国和英、法、奥斯曼土耳其和撒丁王国正处于交战状态。后来，奥地利又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式照会，对俄国提出了一系列强硬要求，如俄国不接受，便将进攻俄国。战争有进一步扩大的危险，俄国将面对一个新的强敌。在国内，农奴的反抗斗争继续发展，不断扩大。据统计，1855年至1857年，平均每年发生的农奴骚动为63次，1858年增加到86次，1859年为90次，1860年增加到126次，1861年达1176次。他们杀死所痛恨的地主和地主管家，赶走为非作歹、欺压百姓的官吏，烧毁地主庄园，夺取地主的土地和粮食，同前来镇压的沙皇军队英勇搏斗，猛烈地冲击着封建农奴制，动摇着沙皇专制制度的统治。

与此同时，俄国思想界也空前活跃。资产阶级自由派、革命民主派为废除农奴制摇旗呐喊，大声疾呼。自由派早在19世纪40年代即已形成，它又分为西方派和斯拉夫派。西方派代表人物有历史学家卡维林、法学家齐切林。他们赞赏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反对农奴制和专制制度，但不主张采取革命手段，而主张通过渐进的改革，废除农奴制，建立西欧式的君主立宪制，实现俄国资本主义工业化。斯拉夫派代表人物有萨马拉开明地主萨马林等，他们也反对农奴制，但主张在保留农村公社和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自上而下地废除农奴制，在保留沙皇制度的前提下获得言论自由，实现以沙皇俄国为中心的斯拉夫人的联合。革命民主派的代表人物有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他们猛烈地抨击农奴制和沙皇专制制度，认为要废除农奴制，必须首先消灭专制制度，主张通过革命手段，自下而上地推翻专制制度和农奴制，使农奴连同土地一起解放，通过农村公社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这一切都表明，俄国农奴制已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已陷入深重的危机，已到非改革不可的地步。

面对国内外困境，亚历山大二世首先被迫接受了奥地利提出的条件，同英法等国进行和谈，于1856年3月30日签订了《巴黎和约》，结束了克里木战争。随后他们便开始着手解决农奴制问题。

在俄国，沙皇不仅是贵族地主的总代表，而且他本人便是最大的农奴主，拥有大片土地和大量宫廷农奴。贵族地主是沙皇政府的支柱，这就决定了亚历山大二世不可能采取激进手段解决农奴问题。但他又清醒地看到，要继续维持其统治，要使罗曼诺夫王朝长治久安，废除农奴制势在必行。因此，他以自由派的面目出现，决定在最大限度地维护贵族地主利益的基础上自上而下地解决农奴问题。1856年4月11日，亚历山大二世在对莫斯科贵族代表会议发表的演说中驳斥了他要给农奴自由的谣传，同时又指出了农奴和地主之间存在敌对情绪，明确表示对这些问题“从上面解决要比由下面来解决好得多”。这表明了他要维护贵族地主的利益，自上而下地进行农奴制改革。

亚历山大二世的农奴制改革是在获得贵族地主支持后缓慢地进行的。1857年1月15日，亚历山大二世成立了一个“讨论关于整顿地主农奴生活措施”的秘密委员会。委员会承认，俄国农奴制状况“几乎过时了一个世纪”，为了安抚民心，强固国家今后之福利，必须仔细重新审查过去关于农奴的决议，然后逐步解放农奴，以免发生剧变，并开始研究制订改革方案。半年后，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关于改革原则的草案，主要内容为：在地主保留全部土地所有权的条件下，给农奴以人身自由；农奴使用的宅旁园地10年至15年内可赎归私有；农奴仍然使用地主土地，承担代役租和劳役租义务；地主保留世袭领地治安权。是年年底，亚历山大二世收到维尔诺省总督的奏折，声称当地贵族地主愿意不带土地解放农奴。沙皇大喜，立即诏令该省成立省级贵族代表委员会，草拟“改善地主农奴生活”的方案，并提出了改革原则——秘密委员会制定的改革原则。同时，他将诏令发至全国各省，并在报上公开发表。此举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人们热烈称颂沙皇的这一英明决定。

随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将秘密委员会改为农奴事务总委员会，作为公开集中领导改革准备工作的机关。同时，各省也都成立了贵族委员会，起草改革地主农奴生活的方案。1858年，各省贵族委员会相继提出了改善地主农奴生活的草案。各省的地理、经济条件不尽相同，提出的草案内容各异，但大都同意废除农奴制，解放农奴，但要保留地主土地所有制。

与此同时，广大农奴并未因沙皇已颁布准备解放农奴的诏令而停止反抗，甚至反抗更加猛烈。几百年来，他们饱受农奴制奴役压榨之苦，他们渴望获得解放，他们连一分钟也等不下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等革命民主派在报刊上大量发表文章，号召农奴不要对贵族委员会抱任何希望，指出俄国的出路不是准备改革，而是准备革命。这就促使沙皇政府加快改革准备的步伐。1858年10月30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给农奴事务总委员会下达指令，提出了进一步准备改革的三条原则：要使农奴立即感到其生活有改善；地主立即放心，其利益有保障；强大的政权一分钟也不动摇，社会秩序一分钟也不破坏。12月中旬，亚历山大二世亲自主持农奴事务总委员会会议，讨论通过了新的改革方案。1859年3月，总委员会设立了审理各省草案的编纂委员会。编纂委员会经过长达一年半的艰苦工作，综合平衡了各地主贵族地区的利益，广泛征求了各地区贵族地主的意见，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于1860年10月22日将最后草案提交农奴事务总委员会。之后，农奴事务总委员会和国务会议先后修改、审定了草案。此时，农奴反抗斗争愈演愈烈，废除农奴制已刻不容缓，亚历山大二世在国务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清醒地指出：“再拖延下去，只会更加激起狂怒，并且一般情况下只会给整个国家，特别是给地主造成有害的灾难性后果。”1861年3月3日（俄历2月19日），亚历山大二世在其登基6周年的纪念日，批准了关于废除俄国农奴制的法令，并签署了关于改革的特别宣言。3月5日，法令和宣言正式公布。

亚历山大二世批准的关于农奴制改革的法令共包括17个文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农民脱离农奴依附地位的总法令》。这些文件全面而详细地规定了废除农奴制度的基本条件和具体措施。如：它们规定，农民自法令公布之日起获得人身自由和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地主再也不能买卖、交换农民，也不能干涉农民的家庭生活。农民有权订立契约和合同，从事工商业活动，拥有动产和不动产，进行诉讼，也可改变身份，成为市民或商人。全部土地仍属地主所有，但地主必须分给农民永久享用的宅园地和划给耕种份地；农民因获得份地，必须承担劳役租和代役租；最初9年内，农民无权拒绝份地；农民可按规定把宅园地和份地赎归私有，赎金的20%至25%由农民支付现金，其余由政府以有息债券代付，农民须在49年内还清本息。农民的租税由村社征收，村社的公职人员由农民选举产生，但必须执行政府的一切法令，并隶属于地方行政机构；村社实行连环保，以保证农民按时缴纳各类赋税；未经村社允许，农民不得擅自离开，等等。

1861年农奴制改革，是沙皇俄国在自由民主的时代潮流冲击下，在国内广大农奴长期不屈不挠反抗斗争的打击下，被迫由沙皇这个最大农奴主主持进行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这场改革既然由沙皇这个最大的农奴主主持进行，就不能不最大限度地维护和满足贵族地主阶级的利益。正如亚历山大二世本人直言不讳地供认：“凡是为保障地主的利益能够做的一切，都做到了。”因此，这次改革首先是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一次疯狂的大规模掠夺，如同一个即将被处死的罪犯在临刑前贪婪地饱餐一顿一样。在改革过程中，地主把最好的土地割走，把最坏的土地留给了农民。在黑土地带，地主平均割去农民使用土地的1/4；全国平均为1/5。与此同时，农民却要支付比实际价格高出两三倍的赎金。据统计，农民在改革中分得的土地，按1861年的价格仅值5亿多卢布，但到1905年为止，农民共交付赎金20亿卢布。结果，通过改革，贵族地主大发横财，许多农民则负债累累，濒于破产，或因所分得的土地难以为生，不得不以极苛刻的条件租种地主的土地，重新遭受地主盘剥。正因为如此，在法令颁布之初，农民的反抗斗争有增无减。他们渴望的是完全解放、无偿获得土地，他们不相信他们的“好沙皇”会这样剥削他们。

尽管如此，这次改革总算废除了在俄国实行了200多年的农奴制，搬掉了压在农民头上的一座大山，使2000多万地主农民摆脱了农奴依附地位，获得了人身解放。他们可以进城做工，可以从事工商业，这就为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提供了大量的雇佣劳动力，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同时，继续从事农业的农民，他们的生产也开始转入商品生产，地主也开始改变经营方式，改进耕作方式，用所得赎金投资工商领域……资本主义开始在俄国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意味着沙皇专制制度行将就木，俄罗斯帝国大厦倾覆的日子已经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