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不知从几时开始，在我们的文艺创作中产生了这么一种倾向：只要是英雄人物就不能有缺点，他的事业也一定不能失败。不仅写劳动模范或共产党员如此，在某些“戏改专家”的笔下，连古人也不例外。于是《闹天宫》的孙悟空就必须奏凯而归，《战太平》的花云也不许有丝毫的动摇犹豫。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是对英雄人物真正的歌颂。但以我这外行的眼光看来，那些被改动的地方却正像在一座完整的石膏塑像上粘上了一张膏药。

孙悟空当然是莫须有的人物，闹天宫也自然是一派荒唐言。但谁也不否认这个形象是从唐代到明代的民间艺术家逐渐从现实生活中加工提炼出来的，到了吴承恩的笔下，这一形象就更加完整统一。闹天宫的故事固然是人民丰富的想象力的结晶，可是它究竟还以现实生活为蓝本。所谓“现实生活”，当然是封建社会的特定的生活；所谓加工或想象，也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出现在舞台上的“猴子戏”，照我想，似乎不能把《西游记》完全撇开，另起炉灶。因为我们现在要塑造孙悟空的形象和搬演他的事迹，必须首先以吴承恩的原书为依据。而新本《闹天宫》的结尾则恰与吴承恩原书的精神背道而驰。孙悟空既已战无不胜，何以又肯死心塌地保唐僧取经？既已把天宫打得落花流水，何以又自甘谦退，奏凯回山？取玉皇大帝之位而代之，不更符合于历代农民起义的实际情况么？奏凯而归的结局，无疑是现代人民思想意识的反映。试想，一出戏里的“人”和“事”都以封建社会的现实生活为蓝本，却硬装上了一条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的尾巴，这该是什么味道呢？

在旧本《安天会》偷桃盗丹的几场，孙悟空在天宫里是独往独来，如入无人之境的。通过孙悟空那些矫捷轻灵、生龙活虎般的表演，令人感觉到宇宙间只有这个无法无天的猴子是有生气的，相形之下，观众已体会到天宫里的死寂沉闷。等到李天王奉旨“降妖”，那一窝蜂般的天兵天将又恰同孤身作战的孙悟空成一鲜明对比，只看场面和舞台气氛，观众就能察觉孙悟空的勇敢伟大。而天兵天将究竟是有神通的，因此也还需要一定的气派和尊严，这就用天王的大段唱工来表现了。然而天兵天将毕竟不是悟空的对手，直到最后，借重了二郎神和他的哮天犬，用暗箭伤人的办法，才把孙悟空打败。弃“神”而用“犬”，这对天宫该是多大的讽刺！而孙悟空的一时失算，正使观众感到莫大的惋惜，观众的同情心无疑是在悟空这方面的。谁能说孙悟空不是英雄呢？这不比奏凯而归更有感染力么？

在新本《闹天宫》里，除结尾之外也还不无缺点，大约为了强调群众力量，孙悟空手下的猴子猴孙的出场就不免有过多之嫌。而对天宫里的“人物”，我们又不免以今天的尺度去要求他们，因而“恶之欲其死”，把他们处理成一批流氓式的坏蛋。这些改动，适足把孙悟空的伟大给削弱、冲淡了。恩格斯说过，“作者的观点愈隐蔽，对于艺术作品就愈加好些。”他还说，“作家不必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将来历史上的解决硬塞给读者。”可是我们从新本《闹天宫》里除了找到一些作者在主观上要肯定或否定谁的意图之外，并没有发现比老本《安天会》更多更好的东西。这不能不承认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个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