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改动剧本时,对于剧中人物的身分和代表性必须有较深刻的认识、理解;否则改起来不是隔靴搔痒就是欲益反损。比如《女起解》的崇公道,原是善良的小市民的典型,在他身上,有点庸俗的味道也是非常可能的。可是我们就嫌他太俗,硬要使他“雅”些,于是出诸崇公道口中的那些醒脾开胃、妙解人颐的念白就都被抹掉,剩下的只是一番大道理和几款小教条(当然,我绝对没有主张保留那些“坐汽车”“吃大菜”之类的台词的意思,更不主张崇公道公然提出了扮苏三的人的真名实姓),简直一点也不好笑了。我们也忘掉了旧社会中的三姑六婆本有其落后、油滑的一面,因之对刘媒婆也嫌“改”得使她过于清白,竟成了一尘不染的人物。这样一来,《拾玉镯》后半出的一点儿“水分”也就被挤干,观众的兴致也正像烧残的蜡烛一般,顿然熄掉了。相反,我们对待诸葛亮反倒不大尊敬。在《京剧丛刊》的第一集里,就有一个显著的例子。在《空城计》里,诸葛亮下了城,派赵云抵挡司马懿之后,念过对儿,即行下场;现在谭派、余派的演法,在此处都无任何手势。可是我们的编辑同志就在这儿加了一句表演动作的说明:“诸葛亮抹汗下”。试想以诸葛亮的身分和气派,以他那样的老成持重、深谋远虑,怎么会有这种带有半开玩笑的动作呢?这岂不成了《奇双会》中“三拉”的赵宠了么!

迤逦写来,我的“随谈”也可以适可而止了。今后我们虽不再用“戏改”这一术语,但动笔的机会还是很多的。我的意见可能并不全对,这还要等同志们提出批评。但其中某些事例,果能供今后文艺界的同志作为小小参考,以收隅反之效于万一,我就不胜荣幸之至了。

1956年11月在北京西郊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