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戏

这次在天津演出的京戏，其中以《艳阳楼》演得比较成功，周啸天演出的《打登州》也还够水平。我想主要只谈这两出戏。

《艳阳楼》一剧，过去在南方和北方的京戏中，有许多名演员都常演出。南方有代表性的演员是李春来和盖叫天（张英杰），演此戏扮花逢春；北方则以俞菊笙（润仙）为代表，后来就要算俞（振庭）杨（小楼）尚（和玉）三人了，他们演此戏均扮高登。这出戏的编制人在表现方面有一特点，即用全力写高登，但花逢春、青面虎、秦仁、呼延豹四人则是群策群力，最后仍是集体力量占了上风，置强暴不仁的恶霸于死地。自从北方经俞菊笙演出此戏后，高登一角逐渐被美化，尽管是一出反恶霸的好戏，可是观众只从形式上着眼，一味欣赏高登的气派、劲头、工架、亮相；加上扮花逢春等的都是配角，走边一场不过敷衍了事，就愈使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到高登身上，而造成了畸轻畸重的情况，甚至我们几乎不容易看出高登有失败的可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偏差。

这次会演，《艳阳楼》一剧系由红风京剧团演出，从路数看，可以说是集南北两地之特长。事实上，却正符合于该剧原作者的真正用心所在。那就是说，花逢春等四人的形象绝对不低弱于高登。考其原因，不外三方面：一、这四人的表演整齐一致，节奏旋律，都若合符节。这种表演，使观众能体会到他们是一伙协力齐心向同一目标共同奋斗的好汉，这就加强了整个剧情的气氛。二、四人的表演，并不单纯是形式主义的招数而已，而是经过细致的钻研，含有现实性的意义。三、四人把走边时所有的牌子全唱出词儿来，而且唱词的意义也已了解，所以在边耍边唱时都把感情表达出来。同时，扮高登的完全照尚和玉的路子演出，一丝不苟，就更使全剧完整相称了。

《打登州》这出戏在谭、余等先辈手里并非冷戏，吴铁庵、马连良也对此戏有相当研究。近些年来，因为没有人动才“冷”了下来，其实这出戏意义极好，值得提倡。首先，它肯定了农民起义。其次，是对它的主角秦琼这一英雄人物的描写也比较成功。再有，它的情节说明了古代军阀的淫威，被压迫者的委屈，但更突出的是描写了“瓦岗寨”上三十六友的巨大力量。从结构上看，也颇具章法与图案美。《三家店》着重在史大奈的友情表现，但到了《打登州》，程咬金就以“史贤弟看守山寨”的号令把这个人物给一笔带过，简劲异常。程咬金、徐茂公、尤俊达、罗成、单雄信及王伯当的遇见秦琼，场上地位的安排是同中有异，或小同而大异，或大同而小异。论主角的“戏”，秦琼有唱有做，有念有打。论人物的刻画，史大奈的淳朴热诚，程咬金的天真直爽，都是极好的形象。我们没有理由使这样一出戏由“冷”而“失传”。

可惜这次演出的《打登州》，后一半在表演方面有很多缺点。第一，徐、尤等见秦琼只应由徐一人比手势，最后程咬金做暗号，余人皆不应有表示。如果每人都透露消息，而秦琼还糊里糊涂，岂不荒谬。第二，秦琼见诸人时的身段不宜百分之百地雷同。那只有使人厌烦。第三，秦琼耍锏只应小试牛刀（马连良即是如此），不宜大耍特耍，如《卖马》的后一半，因为太卖弄就被杨林看出他的本领来了。第四，王伯当射完红灯以后，秦琼应俯身急驰溜下，才是暗中驱马逃走的真实形象，如果缓步举着双锏，扬头下场，就不合情理了。此外，程咬金的形象应加修改，“丑”扮固然不妨，“丑”化实难容忍。我建议应该把这一角色改成天真坦率、乐观诙谐的形象，而不宜做出耸肩扭背的怪状。

另外，在演出方面，王庾生的《打渔杀家》实在值得借鉴。他能戏极多，表演复多现实主义手法，我们应该及时地加以重视。他已年过六十，可是腰腿功夫仍甚矫健，挨打后出场居然摔一反抢背。再如韩慎先《碰碑》的唱法也确有研究，我们也应及时注意，以免失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