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去年以来，为了使民族戏曲繁荣兴旺，我们做了两件大事，而且做得相当成功：一、大力发掘传统剧目和濒于失传的绝艺；二、认真向老艺人请教，希望他们把一切本领都教给下一代。一年时光有限，而且这件艰巨的工作又是刚刚开始，自然不能求全责备，但如果就此沾沾自喜，以为任务已接近完成，那可不免太乐观了。照我这带有急躁情绪的人看来，我们的工作似乎还是用好整以暇的步伐在缓缓行进，并未做到十万火急的“抢救”的程度。听到好几个有关机构中负责搞研究整理工作的同志在谈论，某人的唱工必须录音，某人的身段应该制谱，而事实上却做得很少、很慢，有的根本还未“动工”。然而人老了生命总不免要结束，我们与其事后追悔——恐怕我们已经追悔了不止一次了——何如及时抢救？

记得1953年冬天，我在天津还看到梆子老艺人郭鸿宾演《汜水关锤换带》。去年夏天我又到天津，便听说此老已成古人。他是演武二花的，他会梆子《连环套》的窦尔墩和梆子《通天犀》的青面虎，现在当然是“人琴俱亡”了。照我主观的推测，恐怕连那出《汜水关锤换带》也未必给我们留下。

“礼失而求诸野”，在抢救、发掘工作刻不容缓的今天，我们除了注意老艺人之外，还应该注意到老票友。有些老票友的修养连艺人也是“五体投地”的。艺人的下落还比较“有迹可寻”，追踪票友们的下落就格外困难。解放以来有个倾向，即一切事往往由少数“圈内人”包办，对于群众，特别是对于当年曾属于“老顾曲家”范围内的戏迷们，实嫌注意得不够，不尊重他们的意见，不珍惜他们的知识。于是在工作中就缺乏“提醒儿”的人，因而，工作也就不易推进。比如北京市的老票友包丹庭和顾赞臣，在1953年以前就根本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等到领导同志知道他们是戏曲界的“活文献”时，他们已经缠绵于病榻之上，不久就死去了。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深深警惕；对这种人才，当然更应该十分珍惜。

所谓珍惜重视，并不止于是对这些老辈（包括艺人和票友）尊敬、优礼而已，更主要的是要请他们倾筐倒箧地把具体的东西给下一代留下。我们是革命功利主义者，我们应该真正成为民族遗产的衣钵传人！把遗产抢救下来，才是真正为子孙万代谋幸福的具体表现！如果把事业心放到次要地位，只想到“团结团结他们”或“周济周济他们”，那可真是“舍本逐末”“似是而非”，辜负党的一片苦心孤诣了！

1957年1月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