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经济

作为使人们最初形成自组织群体的人与人之间发生的交换的总称，交易的特点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要分享事物——想法、活动、物体——的意愿推动我们与他人进行交易。这种与他人交易的愿望会增强实现生存、繁衍、过有意义的生活三个目标中的一个或者全部。当然，除非交易的另一方也有同样的交易意愿并且交易与自己的特定目标相关，否则交易就不会发生。

但分享意味着双方都对交换感到满意。交易活动是政治活动全集中的一个子集，它包含交易双方之间的谈判，双方以分享为目的走到一起，构成一个临时的自组织群体。下面我们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假设我参与了交易谈判，想告诉对方我非常想从对方那里得到某物，为了让交易发生，对方必须也有兴趣想从我这里得到某些东西。这样一来，如果双方能给予对方想获得的事物而自己又没有遭受任何损失的话，交易就可以轻松自由地进行了，这种谈判在日常对话中经常发生。

但是，我们知道在讨论财产时，往往我想从对方那里获得的东西也是对方认为自己拥有其所有权的东西，之所以这样认为，或者是在该物体的生产过程中对方付出了心血，或者是对方认为保护该物品能让自己获得优势（控制欲又出现了）。或者反过来——我认为对方想从我这里得到的东西的所有权属于我，或者双方都认为自己拥有对想从对方那里得到的物品的所有权，那谈判该如何推进？

这时就需要引入“价值”这一概念。我考虑了当时的状况，并开始评估我对他人想要从我这里得到的物品（我们称之为A）保持我一人独有的意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让步于我想要从对方那里获得的物品（我们称之为B）的愿望。这一想法是我个人的评估，最初我对这种想法的表达是与A物品在我的世界观中的重要性相关的。如果对我而言B在我世界观中的重要性和A差不多（即对我而言“价值”相近），我完全放弃A的所有权或与对方分享，我都不会觉得失去了什么，而对方对B的所有权也是如此，这时我会认为可以谈判进行交易了——我会将之标记为“公平”交易——如果情况不变的话。

当然，如果A对我而言非常重要，我不想与之分离，也不想与任何人共享A的话，那就没有任何必要进行关于A的交易谈判了。而且，因为我的世界观是变化的，我知道（或很快会从经验中认识到）我现在认为公平的交易在进行交易谈判或交易完成的任一时刻对我而言都可能变成完全不公平的交易。这就是谈判的代价。在更广泛的政治环境下，这等同于对我自愿加入的自组织群体“大失所望”。

很明显，“价值”的概念模糊不清，而且由于我存在的环境的复杂性，这又是一个完全“暂行性”概念。我在此时此刻赋予某一事物的价值与片刻之后赋予它的价值几乎没有关系。我的存在环境暂时的稳定性导致我对价值的概念的稳定性相对于既定的物体而言也是暂时的，但我们不能指望这种暂时性。

但是，交易往往发生在比两个人范围更广的圈子里。实际上，形形色色的群体不断进行自组织的目的，就是让群体内部成员之间发生包括复杂的交换在内的交易。这些群体和交换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持续存在。每个这种群体都在自身内部创造了一个经济体系——这个体系发起协商和交易，这种群体内的任何成员都可以联合起来组成更大的自组织群体，创建更加包罗万象的经济体系。21世纪世界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全球性的自组织系统正在快速创建中，这个系统包含了数量众多的自组织系统。

由于交易中涉及越来越多方来进行谈判，交易谈判中各方对“公平”的理解让谈判的难度显著增大。正如我们所见，对价值的理解因人而异，事实上，在任何情况下，极少会有不同的人从一开始就感受到相同的愿望。要知道这些感受对任何两个人而言是否“相同”是不可能的，甚至不可能知道这两个人对“相同”的理解。讲清楚任何物品的被广泛认同的价值概念从根本上不可能。

所以，交易的政治学，即促使交易完成的谈判是极其复杂、灵活、多变的。努力引入对价值进行测量的固定标准——比如，用一些任意的符号如“钱”制定的测量标准——只不过是用来促进谈判的权宜之计。即便是在最简单的只有两人参与的交易中，比如物品A对我的价值定为X美元，对方也同意物品B对于他的价值是X美元，那么我们通过相互协商促成物品交换对双方而言都是公平的，在这种交易中美元的数量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此刻，我们交易双方一致认为这是一次公平交易，但我所处的大环境有可能——并且几乎可以肯定一直会如此——把X美元视为代表了与我的世界观相关的一种价值，这与X美元对对方而言所代表的与其世界观相关的价值大不相同。

复杂成了关键词。自组织系统存在的方方面面都是如此复杂，由此也导致了偶然性的出现。经济学是一个偶然事件，经济情况虽然有短暂的相对稳定时期，但也表现出偶然性。由于经济学无法研究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使用的模式，难怪经济学研究被称为“沉闷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