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外话——有没有“正确的”思考方式
本书的所有内容都基于作者自己对世界的自觉思考,基于作者本人世界观的发展。正如我们所知,人类从本质上是一种会思考的生物。没有人能告诉我们怎样思考、思考什么,我得自己想清楚这些问题。由于我有自我意识,我也能够自己想清楚这些问题。
而且因为我能够与人交流,我能够最大程度地理解我的思考方式和思考内容,所以我能够与他人交流我的想法;而且为了能让我从他人的想法中获益,我也试图了解他人的思考方式和思考内容。
在思考这些问题时,人们认识到,如果所有人的思考方式没有共同的标准,我们就不可能或者很难从他人的思考中获益。如果全人类都为某种有意义的事合作的话,探寻全人类思考方式的共同标准就是有意义的。
这样固然很好,但共同点不可能自然出现,而事实很可能与此相反。这就意味着人们一直在努力寻找一种共同点,并形成广泛的认同,这并不奇怪。相对于人们合作思考的可能性,人们更加愿意尝试制定正确思考的规则。
在历史上,只有古希腊思想家在这方面的尝试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他们试图将某种特定的思考方式界定为唯一可接受的思考方式。这种思考方式被称为“理性”或“逻辑”思考,而用这种方式思考的人就被认为是“理性”的人。拒绝接受这种思考方法的人会被认为“不理性”,理性思考的倡导者赋予这一称呼很浓厚的贬义色彩。说一个人不理性或者荒谬,或者说一种说法不合逻辑,就是对一个人的思考方式合理性的最终否定。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思考方式?为何两千年来这种思考方式吸引了如此多的人?事实上它又在多大程度上偏废了其他的思考方式而成为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共同的和正确的思考方式?
历史上留存下来的一些不完整的古希腊哲学家的文献回答了以上问题。公元前5世纪在爱利亚盛极一时的爱利亚学派首先提出了一种想法,即正确的思考方式不允许同时认为一种说法及其相反的说法都是有根据的(这种想法被称为“矛盾论”)。我们无法确认矛盾论是由谁提出来的,也无法知道为什么爱利亚学派如此重视矛盾论。乍一看,这只是一种平常的难以引人注意的想法。所以,如果说本页书上的字体是黑色的同时又不是黑色的看似是荒谬的,但为什么讨论是否可以同时提及这两件事就是有意义的呢?毕竟,书页上的字体是什么颜色是在对说话人所说的“黑色”一词进行意义界定——或者至少从说话人经验中举出另外一个例子与其他的经验来共同界定“黑色”这一形容词。如果说话人认为他举出的经验不应该加入其他“与界定黑色相关的经验”,他就不会说应该这样做。说字体是黑色是与对“黑色”一词的概念界定相关的。
事实上,这或多或少反映了爱利亚学派的思想,他们认为这种说法非常准确,因为它把人们对词语概念的理解解释得很清楚。他们还详述了矛盾论,因为他们认为人们过去忽视了对词语概念的界定方法,或者说忽视了正确的词语界定方法而草率地运用这些词语——尤其是就像矛盾论不存在一样草率地说话和思考。他们认为,忽视矛盾论正如在界定词语概念时不将特定的经验与界定该词语的相关经验联系起来一样。他们告诉人们:“要想清楚,是否有与该词语相关的经验?如果你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你就弄不明白该词语对你的意义,就无法用一种对你有意义的方式来使用它,更别提对别人有意义了,这样就会让人完全困惑。”
我们之后还会看到这种思想有时并不像爱利亚学派所认为的那般正确[1]。但此时此刻,让我们重新讨论这种古希腊人在创立矛盾论时的思想。
在之后的几个世纪,很多古希腊哲学家都对界定正确的思考方式非常感兴趣,并把矛盾论作为他们研究的起点。继续进行这一研究的最著名的哲学家——因为关于他的文献保存了下来——就是苏格拉底,因为他的很多思想都被学生柏拉图保存了下来。苏格拉底的很多思想都在试图将矛盾论应用于各种日常情境中,并且对应用过程中的困难进行研究。同时,他的学生柏拉图继续创造出了新的语言理论,以及关于现实世界的新理论。他们的工作在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时期达到顶峰,亚里士多德或许是有记录的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了。亚里士多德用矛盾论作为原型,创造出了一整套人类思考理论体系,并用这套体系来界定正确思考方式的局限。这一体系的基础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逻辑”logic源于古希腊著作中logo一词,意思是“单词、话语”),他将以逻辑为基础的正确的思维方式命名为“推理”或“理性思维”。以此作为理论框架,亚里士多德以理性思维为基础,对整套研究领域进行了界定。这些领域至今还仍然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被那些反对过亚里士多德理论体系的人参考。本书参考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体系。
爱利亚学派的世界观的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所有问题在于他们单一地理解人类界定自己使用的语言的方式。本书已经详细论述了语言的基础,并且一再强调每个人、每个单词都有自己独特的意义,这种特殊意义来源于这个单词所代表的个人经验的总和。所以,对每个人而言,其个人经验和这个单词之间都存在一种直接联系,这种联系不但将个人经验和这个单词联系起来,还在使用这个单词时指向前者。
但是,我们无法阻止将同一经验甚至是同一组经验与不同的单词联系起来。我们也无法阻止将同一经验(或者同一组经验)纳入到界定另一个单词的经验中。例如,在我看着电脑屏幕上的印刷字体打字时,我能将这次观察的经验纳入我曾经用来对“黑色”进行界定的经验中(我也确实这样做了)。我看到我打出的字以“白底黑字”的形式出现在电脑屏幕上。另一方面,如果我在看电脑屏幕上的字时正好在考虑屏幕的分辨率(此时此刻,我在打字时就在考虑),同一经验就被纳入到我曾经用来界定“分辨率”和“灰色”这两个词的经验中了。在第二个例子中,这就意味着实际上这些字可以同时既是“黑色”的,又“不是黑色,而是灰色”的。这一点是爱利亚学派没有想到的。
当爱利亚学派的哲学家们陶醉在创造出全新思维方式的喜悦中时,我们不能责怪他们没有想到这一点,我们也不能责怪那些继承他们思想的古希腊哲学家。相反,我们应该敬佩他们的创造,因为(就我们的知识所及)从未有人尝试将“正确的思考方式”与“不恰当的思考方式”(“正确思考方式”的反面,“不正确的思考方式”)区分开来。我们已经在时间和思想上走了很长的路,现在我们已经能够丰富思维的概念,并且能够拒绝任何要确定一种比其他思维模式更正确或者更合适的思维模式的企图。
将一个特定的经验与很多单词联系起来,把很多随着时间推移数量和种类都在增加的经验和一个特定的单词联系起来,是我们每个人都在进行的活动。这一过程被称为“有机体思维”,这一名称主要被用来提醒读者,“理性思维”不能也不应该被认为是看待世界的唯一一种恰当的思维方式。
[1]爱利亚学派完全沉溺于自己的思考方式中,他们认识自然界时在本可以进行的描述上纠缠不清;而因为矛盾论这些描述都不能一直适用,所以他们最终绝望了。形象地说真实的世界根本上是由一种不可改变的物体构成的——“一种物体”——人们的所有经验都是虚幻的。之后他们写了很多自然哲学的文章,这些著作题为“虚幻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