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厚积薄发终有时
张 军
读完本部书稿，像蓦然回到了往昔的难忘岁月，犹如老友相逢，谈笑甚欢。令我更加激动的是，这本书让我再次感受到巴金要讲真话的大声疾呼和胸无宿物的赤子之心，更深入地窥透到钟望阳许多不为人知的豁达和严以律己，重温了吴强率真的人品和文品。致佐笔端所扫射的名家逸闻趣事，探幽发微，钩沉辑佚，力求呈现并还原各位大师名家与众不同的精神风貌：张瑞芳、秦怡、黄宗英对周总理的崇敬和发自内心的爱，陈登科爱国为民的理念与执着，白桦为人处世的正直与耿介，韩美林苦难中的高傲不屈与忍辱负重，刘海粟的忠于艺术和潇洒人生，林散之在艺术探索中的欢乐与痛苦……书中所描写的众多不朽人物，多数是誉满天下的人中翘楚。他们在文学界、戏剧界、艺术界都有独特建树，并经得起时间检验和淘洗，最终成为对当代及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一代宗师。
显而易见，这些杰出大师学养渊博，个性独特，有天纵之才，倘若作者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没有洞若观火的思想深度，没有下笔成风的文字功力，没有独特视角的文学造诣，很难落笔成文，妙笔生花。
致佐已年届八十，人生有涯，但他不但不废写作，还壮心不已，专志于挖掘众多大师名家散落的遗珠玉石。令我惊喜的是，书稿中包含的篇什，每一篇不但把人物写得栩栩如生，可读性强，而且清晰地描述了在绵长的岁月中每一个人的大喜大悲，无不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
走笔至此，我不禁想起三年前致佐创作的另一部32万字长篇纪实文学《周恩来与北影》。我虽已桑榆暮景，视力昏花，却在第一时间就通读了初稿。虽耗费时日，读完却难抑兴奋之情。须知，讴歌敬爱的周总理，倘若没有视野宏远的眼光，没有寄意遥深的思考，没有挥洒自如的大笔力，是写不出这样一部内容丰富翔实、史料真实有据、见解新锐缜密的大著作的。诚如上海市作家协会原党组书记汪澜所言：“曹致佐不甘寂寞，用六年写出这部书稿，全书从头至尾都洋溢着他对周总理的爱戴！”
正因为致佐胸怀大格局，并付之大魄力，才使《周恩来与北影》这一书稿的深度力透纸背，意蕴隽永。周恩来总理的亲属周秉德、周秉钧还为书稿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前言”。文中指出：“一部32万字的纪实文学，蕴含了不同寻常的重量，其丰富的内涵远远大于作品自身。”
谁能想到，我正在等待《周恩来与北影》的书香墨韵飘拂而来之时，致佐居然再次出手，为自己的创作开疆辟土，写出了扛鼎之作《文艺名家往事》。在书稿中，致佐把他的笔墨倾注在比山峰更高、已登峰造极的巅峰人物身上。这批巅峰人物被社会尊称为“大师”。大师，在他们擅长的领域，以他们的睿智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并具有卓越的贡献，推动了他们所从事的事业的突飞猛进，是开宗立派的人物。
掩卷沉思，致佐为什么能把那么多的人物写得有血有肉，跃然纸面？因为，他并非静止孤立地介绍人物的身世、面貌和性格，而是着笔于人物命运的荣枯盛衰或不同事件的突变异化，把错综复杂的历史原貌——当事人一次又一次的大喜大悲，关联历史潮流奔腾翻卷的重大事件，以峰峦重叠却层次分明的笔法，从各方面显示人物的性格特征，这自然提升了作品的吸引力和可读性。再则，曹致佐在青少年时代，阅读过众多的中外名著，而且又喜好背诵古典诗词。可以说，这给他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致佐到了晚年，在创作上依然精力旺盛，笔耕不辍，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也自然打心眼儿里为他高兴。抚今思昔，不禁让我想起我们之间长达近四十年的友谊。
我们相识于1986年。大约在5月中下旬，我与吴强在作协相遇，他对我说：“《作家与企业家报》我每期都看，办得还不错，有特色。这对促进改革，为企业家夺路前进，起到了鸣锣开道的作用。”我答道：“从各方面的反映来看，都是肯定有加。许多企业家说，这是为我们办的报纸，一定全力支持！”吴强说：“希望你们把报纸办得更加活跃一些。”我说：“我也是这么想，可是，现在办报只有两个人，外借四个人，力不从心。”吴强同志想了想说：“经你这一提，我倒想起一个人。他叫曹致佐，是上海人，在马鞍山市文联任文学工作者协会执行副秘书长。”1984年10月，工人出版社、安徽省作家协会在马鞍山市联合召开“全国城市改革文学创作座谈会”，156位各地有名望的作家应邀出席，吴强也参加了。于光远发来了题为《作家应该为勇于冲破阻力的改革者鸣锣开道》的贺词。曹致佐受安徽作协主席陈登科的委托，负责筹备这次会议。他啊，组织、宣传各项工作都安排得很周到，事事令人满意。在会议结束的宴会上，有几位凭着酒劲，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大声说：“这次会议的安排事事顺当，样样到位，小曹干事的能力太棒了！我们工人出版社欢迎曹致佐来工作。”《光明日报》记者张胜友大加夸赞：“这个曹大个子可是个人物，会议开得这么好，开得有声有色，是他忙里忙外，独当一面。太能干了。”就在你一言我一语都表示想要把曹致佐调到本单位的说笑之间，陈登科又气又恼地说：“你们也欺人太甚，我在尽地主之谊，你们真够意思，吃了喝了，还要夺人之美。这成何体统！要人，休想，要喝酒，我奉陪到底。”会议结束后，袁鹰（人民日报文艺部原主任）告诉吴强，冯牧（中国作协原党组书记）已看中了曹致佐，他说，中国作协就是需要既能创作又能干实事的干将。原打算调两个人，一个是光明日报的张胜友，一个还在物色中。现在他已有意于曹致佐。会后组织大家上黄山。陈登科嘱告小曹要一路照顾好吴强。登山的一路上，曹致佐一直陪伴左右，交谈甚欢，他给吴强留下了深刻印象。今年春在上海探亲时还特意上门来看望。吴强就问他工作变动了没有。他说他不想去北京。陈登科找他谈了两次，要他到省作协当副秘书长。作协秘书长贾梦雷也打电话催他，他都没有答复。吴强犯了疑，问他为何不想高就？他说自己的父母在上海，他是独养儿子，原来他想回上海。讲完这些，吴强接着介绍了曹致佐的情况：他和肖马、杨履方合作创作的电影《青春似火》由北影拍摄并已经公映；独幕话剧《青出于蓝》由马鞍山市话剧团上演，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短篇小说《心在坟墓里》引发了全国的争鸣；他的短篇小说《魔力》在《人民文学》发表并产生了反响。
吴强和我有着深交，陈登科也是老熟人。新中国成立后，我担任共青团安徽省委书记项南的秘书，与文化界、文艺界都很熟悉。陈登科是出名的陈老大。陈老大和吴强看中的人，我当然另眼相看，也就萌生了引进这一人才的想法。那时人才已经可以流动了，我就拜托吴强与曹致佐联系。吴强一口答应。过了大约半个月，吴强对我说：“曹致佐一听有希望调到上海作协，笑着说：‘我难道额角头碰上了天花板？！’谈到最后，他希望夫妻俩一起调，他不想夫妻分居。”我听后心凉了半截。因为当时上海有规定，人才调动只能调一人。正当我觉得勉为其难时，吴强胸有成竹地说：“我看也可以作为人才流动来商调。”他接着说，小曹的爱人叫郁佩瑛，也是上海人。邓小平复出后抓整顿，当全国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起色的时候，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到马钢调研，发现机修厂木模仓库的郁佩瑛创造了一套用数据来管理上万件木模的科学管理方法。不久在冶金部全国设备管理的现场会议上，郁佩瑛的“三点一线”管理方法获得一致好评，被冶金部命名为冶金部科学管理的十面红旗之一。“四人帮”被粉碎后，万里任安徽省委书记，未经马钢安排，直接来到木模仓库视察。后来，他和郁佩瑛的一段对话广为流传：
马钢党委书记崔书记说：“想当年，这面红旗差一点被砍掉。”万里问：“怎么回事？”崔书记气愤地说：“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有人说，木模仓库是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试验地，是黑旗不是红旗，竟擅自决定召开批判大会。”万里问郁佩瑛：“挨整了？”郁佩瑛摇摇头：“会没有开成。”“为什么？”“那天传来了‘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万里听后仰天大笑：“小郁，我俩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大家都好奇地等他说下去。“1976年，‘四人帮’的爪牙曾经三次要开会批斗我：第一次是7月27日，铁道部副部长郭鲁派人到医院通知我，明天召开批判大会，结果第二天凌晨，发生了唐山大地震，没开成。第二次是9月8日，郭鲁又派人到医院，要我做深刻检查，结果第二天毛主席逝世了，我又幸免于难。第三次是10月5日，郭鲁又派人到医院通知我说7日要开大会批判我，结果时隔一日‘四人帮’垮台了。我夫人边涛说，你真命大，三次都让你逃过一劫。小郁，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啊！”临别，他对郁佩瑛说：“我俩，相逢何必曾相识，由相识而相知，我希望‘三点一线’会有新的发展。”
经吴强这样一介绍，我心里就有底了，便说：“曹致佐的爱人，是不是也可以以特殊人才来商调呢？”
不久，经我们党组讨论，同意引进这一人才，并提请调动郁佩瑛。作协组织人事室由我分管，我便交代邬森梅处长办理调动曹致佐之事。人事局很快答复，同意调曹致佐。郁佩瑛一年后准时调动。
曹致佐来报到后，先被安排担任《作家与企业家报》负责人。不到三个月，《作家与企业家报》便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并且在锦江小礼堂组织召开了几次作家与企业联谊的大型活动，还出版了彩色专刊。曹致佐这个人，既有上海人的机灵，又有北方人的豪爽。不管大事小事，只要交给他，就不用操心了。不久，他凭借出色的活动能力，策划和组织28位作家，为上海大型企业的厂长、经理立传，创作了报告文学集《历史正深情地凝视》。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赵启正欣然命笔为此书作序。接下来没有几年，由他组编的5本报告文集相继出版。其中一本歌颂教师的专集，市长朱镕基看完书稿后大加赞赏，还建议书名为《师颂》，并欣然命笔作序。
此后，吴强和巴金、于伶、王元化、柯灵商量，为了推动发展上海的文学事业，打算成立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并首先确定曹致佐为副秘书长。
曹致佐在这几位元老的指点和帮助下，白手起家，里外奔波，终于圆满完成了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的筹备工作。我们老一辈的都知道，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的成立，曹致佐功不可没。
更让我惊喜的是，不久，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17万字长篇小说《用微笑迎接风暴》。1989年10月在上海召开了作品讨论会，《人民文学》杂志原常务副主编崔道怡，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党组书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锡诚，《文艺报》主编吴泰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赵水金专程来上海与会。会上，吴泰昌首先发言：“曹致佐这部长篇所塑造的改革者的形象，是一个把自己缩成一只球，然后在减少摩擦中滚动着前进。这是一个别开生面的人物形象，有着典型的意义。”接着赵水金说：“我看完来稿，非常激动，立即给曹致佐写了回信，我认为作品的题材与时代的脉搏扣得较紧，选择的矛盾冲突角度也较新；作品提出的改革策略对人们有启迪作用；你对作品所反映的钢铁厂的生活、人物、事件都是熟悉的，力图塑造的十一位性格各异的人物也各具形态，有的人物能给人留下较深印象，尤其可贵的是作品通篇洋溢着作者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未来的向往，突出了作者反映新时代歌颂新生活的强烈社会责任感。”
1989年10月7日，《文艺报》刊登了崔道怡的评论文章《执着于抒写改革的艺术耕耘》，文中说：“《用微笑迎接风暴》以细腻明快的笔触，直接又正面地描绘一座工厂实施改革的全景与过程。它所塑造的姜厂长，正是八十年代初期面对技术浪潮的冲击卓然挺立从容创新的改革者形象。”
文艺评论家刘锡诚所撰写的《改革者之歌》一文，被1990年5月号的《文论月刊》刊载。他说：“曹致佐的长篇小说《用微笑迎接风暴》，写作和出版于一些作家对于近距离、及时地捕捉风雷激荡的生活主旋律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了某些偏狭观点和心理障碍的今天，他的思考和追求表明他在艺术上就不是一个随波逐流、易于受人影响的作者。这是很值得称道的艺术性格。”
《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发表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生导师王宏图的《在微笑背后》的文学评论：
改革伊始之际，文坛就涌现了蒋子龙的《乔厂长上阵记》、张浩的《沉重的翅膀》等一批反映改革历程的力作。随后人们又读到柯云路的《三千万》、水运宪的《祸起萧墙》等优秀作品。近年来，这类题材的作品失去了前些年的势头，滑入了低谷。此时，曹致佐的《用微笑迎接风暴》，以其新的内容和探索，为改革文学提供了诸多启示。
张军（右）与曹致佐
回想往事，感慨甚多。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写了致佐调来前后的情况，以及其他几件事情，无非是想联系他的作品看他的文品和人品，再联想到古代文论中的论述，“道因文而生，文道相依”，文品即人品。用现代话来说，文如其人。如今，曹致佐虽已步入垂暮之年，但他还是充满活力，埋头纵横于自己的笔墨世界。从这部纪实文学中可以看出，他在艰辛的创作中心汇千端，知人论世：写人饱含情感、用心映照；述事看似纵心随意却深蕴理念。透过字里行间，能感悟到他自始至终在追根溯源中求索；许多发自内心的议论，出自幽深而善于深沉的思考。这本书，可以说凝注了曹致佐的文学造诣和文字功力。
写到这里，就此打住。聊抒所感，不尽所怀，不知当否。
（本文作者张军为上海市作家协会书记处原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