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善好施，深明大义
1988年7月，张军和我接到庆祝“安徽省作家与企业家联谊会”成立大会的邀请函，便赴约前往，入住稻香楼。翌日中午休息时，来了两位不速之客——原马鞍山市委第一书记、马钢党委书记崔剑晓，马钢党委副书记王万宾（后任全国人大秘书长）。我认识他俩，但他们登门拜访的对象并不是我。
原来，张军和崔剑晓是老战友、老同事。合肥解放后，崔剑晓任省团委群众工作部部长；张军是省团委书记项南的秘书。故人相逢，不亦乐乎。交谈中，崔剑晓指指我对张军说：“小曹调走，市委事先一点也不知情。市委书记徐卿对市文联擅自放人非常不满。我对市文联不请示市委就随意让人才外流当然也有意见，但我有点心虚。之前，如果不是被你言辞恳切的长信说动了，我才不会协同你把张弦拱手相送。我自己有过开闸放水，对小曹的调动一事，也就装聋作哑。”王万宾说：“80年，曹致佐还在马钢机修厂工作。市文联主席王平看中了他，要调他，马钢不放，是崔书记交代我在市里和马钢协调。”我说：“我记得，那天在市委秘书长张振国办公室，你把崔书记要马钢放人的指示，当着我的面传达给了张秘书长。”我看出张军听得似懂非懂，便对张军解释道：“那时王万宾是崔书记的秘书。张振国是市委秘书长，也是马钢秘书长。”张军说：“我听明白了。小曹是马钢给市里输送的人才。几年后马鞍山又给江苏输送了张弦。又过几年，小曹调到上海作协，这两个人的调出都和我有关。我今天甘愿受罚。”崔剑晓笑着打趣：“要说罚，你不喝酒我也不喝酒。况且你也为马鞍山做过好事，扯平了。”张军惊讶地说：“你从来不说戏言，怎么也调侃起我呢？”崔剑晓问：“你还记得肖马吗？65年，他送我一本才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哨音》……”张军插话：“《哨音》是经我手出版的，不过这和马鞍山有什么关系呢？”崔剑晓说：“他的家在马鞍山啊。”张军恍然大悟，讷讷地说：“诚如你所说，如果这也算上，我虽然从未去过马鞍山，恰做了三件与马鞍山有关的事。”
张军和崔剑晓又天南地北地谈了一阵。作别时崔剑晓说：“你应该去马鞍山看看。”张军笑笑说：“三件事都扯上了马鞍山，确实想一览钢城风貌。”崔剑晓表示欢迎，转身叮嘱王万宾，马钢一定要扫榻以待。
崔剑晓告辞后，我就把心中的疑问提了出来：“老张，原来你和肖马也很熟？”张军点点头，说：“刚解放，省文工团由团省委管。肖马原名叫严敦勋。他专搞舞美设计。平时我们常有来往。他和话剧演员贾琳的婚礼我也参加了。在大家眼中，他是一个不修边幅的风流才子。上班拖着鞋皮，衣冠不整，不拘小节。他饱读诗书，一谈起艺术，不但忘情，还善于引经据典，唐诗宋词和外国名著的美文妙句倒背如流。那时的领导特别爱才。团省委书记项南从不对肖马管头管脚，他对我说，肖马在上海交通大学加入了地下党，后来在学运中暴露了身份，于是组织上就把他转移到苏北华中党校。项南再三对我们说，肖马是一个艺术型的知识分子，在画画上颇有造诣，我们一定要为他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让他发挥出聪明才智。果不其然，他创作的油画《大别山农民起义》，被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选中并陈列。以前我只知道他会画画，并不知道他也搞文学创作。1960年，我调到上海文艺出版社任编辑室主任。当时为了鼓励青年作家积极写作，我们拟定了出版‘萌芽丛书’的计划。在报送候选的短篇小说集的名单中，我看到书名为《哨音》的作者是肖马，就在想，这位作者是不是严敦勋？一看作者简介，果然是他。53年一别，已经整整十年了。他那放浪不羁的模样常在脑中。没想到他手中的笔，不但能挥毫泼墨，还能著书立说。当时，送审遴选的作品有二三十部，也许是感情使然，我首先审阅的就是《哨音》，一口气读完16篇小说，不假思索地在报送单上写下了‘可发’。”
我说：“你的断然拍板敲定，不见得仅仅是情感作用吧？”
“对，并非感情用事。以往我一直很欣赏他。一想到他和翁元章30年前创作的油画《大别山农民起义》，至今依然异常清晰地留在眼底，印在心上。大别山农民起义军手持大刀、长矛等武器，奋勇当先，冲锋陷阵，攻克黄安城的战争场面被刻画得气势澎湃。可以说，我是看着他俩在画室用油画框绷上麻布，用透明的植物油调和颜料涂抹上去……当时我就感到肖马的思绪充满灵气，他利用巧妙的笔触、逆光的环境，突出了众多人物各种动作的外部轮廓，整幅画犹如一组气势恢宏的雕塑群像，表现出波澜壮阔的革命行动。这幅画的成功，给他带来极大的声誉，不久，他被调离去筹建《安徽画报》。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个有独特创意的画家。没想到，他真是多才多艺，又提笔进行文学创作。编辑告诉我，肖马为了深入生活，一头扎进钢城，全家搬到了马鞍山。他不但下工厂去矿山，还与工人广交朋友。我的工作就是审定一部又一部的短篇小说集，多少人物、多少故事目不暇接？唯独肖马的作品令我眼前一亮。他所描写的都是生产在第一线的工人，虽然穿着工作服，但个个思想丰富，感情充沛。在《哨音》《矿山的路》《儿子》等作品中，我强烈地感受到这些建设者的自豪感，还有他们对火热生活的热爱。肖马的创作激情就像钢花铁水一样在尽情喷发。诚然，从整体上来说，他讲故事的叙述能力尚欠火候，但篇篇有新意，而他的文字却颇见功力。所以我看好他的创作前景，就力促他的短篇小说集早日脱颖而出。”
张军充满感情的述说虽然解开了我心中的疑惑，但并没有使我全部释然，便再次提问，“你力促《哨音》成书，可以说与马鞍山有关联，那么第二件……”
他没有等我说完，便讲出了两个字：“张弦！”
张弦原在马鞍山市文化局创作组，和我颇熟，无所不谈，但我从未听他说起和张军的关系啊！
张军慢条斯理地讲开了：
1984年7月，《上海文学》举行笔会。本刊曾经发表过张弦的短篇小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挣不断的红丝线》。所以他也是被邀请的客人之一。一天我俩一起散步，海说神聊之间，他一谈到自己的家庭，立时变得很沮丧，说自从结婚起，夫妻一直分居，自己在马鞍山，老婆张玲在南京，还带着儿子、女儿。张玲身体弱，孩子才10岁出头，忙里忙外硬是把身子都拖垮了。他要求调回南京，江苏作协愿意接受，但马鞍山市不肯放人，说张弦已是全国著名作家，我们怎么肯拱手相让……讲到这里，他仰天长长叹了一口气。当时，张弦这段渴望一家团圆的述说虽然打动了我，但不过引发了我的同情而已。当天晚上，不知什么原因，张弦长期分居的悲苦，时不时地萦绕我脑际，挥之不去。显然，我动了恻隐之心，很想帮他。我分管《上海文学》，对编辑部曾再三强调，文学期刊不仅要成为作家茁壮成长的园地，还要在生活上力尽所能地帮助作者，要成为作者的知心朋友。对张弦来说，我何尝不想帮他解决燃眉之急，但除了在作品上支持他，其他无奈鞭长莫及。爱莫能助。可是，我就是难以排解，无法入睡。突然之间，我想到了一个人——崔剑晓。
我在安徽省团委任团省委书记项南秘书时，群工部部长是崔剑晓，我们既是同事又是好友。听说他现在是马鞍山市委的一把手，大权在握，何不请他高抬贵手？一想到张弦的调动或许有斡旋的余地，我立即起床，提笔给崔剑晓写信。第二天，我把写信的事告诉了张弦。他在迷茫中升起了希望。
我与崔剑晓已阔别三十多年了，但老战友的情谊真可谓天长日久。没有几天，我便收到他的回信。他说：“你提及一事，决不是唐突之举。尽管你是托我洞开方便之门，但说明在你心中还有我这位老战友。友人相托，理该尽力而为。至于张弦调离之事，市委早就关门大吉，没有通融的余地。不过，我被你言辞恳切的求情打动了。张弦已近花甲，再让他过两地相遥的分居生活，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我们共产党人怎能熟视无睹。但是，分管组织人事的是市委书记杜维佑，我可以过问，但必须尊重他的意见。你还记得周占伦吗，就是团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他现在是市委副秘书长。我已经给他打了招呼。他答应去市委组织部和市文化局疏通，我再做做杜维佑的工作。我相信，只要动之以情，他们迟早会被说动的。”
果不其然，不出一个月，周占伦便鸿雁传书，告知我的所托之事，在崔剑晓的协调下，已促成张弦调回南京。
听到这里，我恍然大悟。当时，对市里突然放走张弦，文艺界一直大惑不解。“不放，没有商量的余地。”这是市里的明确表态。怎么会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不禁使我想起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鲁进修对我说过的一段话：“我曾经陪崔书记去南京上海路看望张玲。她病了，身体虚弱，面黄肌瘦。蜗居在只有十几平方米的陋室。她流着泪说，张弦一星期回来一次。十几年来，她拉扯两个孩子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如果张弦能调回来，她至少不会像现在这么累。住房条件也能变得好一些。江苏作协答应，一调来，会酌情解决他们家的住房困难。”
鲁进修还说：“回来的路上，崔书记叹了口气说，我们分配再大的住房给张弦，也于事无补。远水救不了近火啊。过了一会儿，崔书记又叹息道，张军说得对，我们即使同意放人，也并非成人之美，而是帮人解燃眉之急。我便问张军是谁。崔剑晓说是上海作协的一个老战友。”
张军听后感叹道：“老崔还是我们进城时的传统作风，关心老百姓的疾苦，善于访贫问寒。张弦之所以能一家团聚，全仗他体恤民情。”
我说：“如果没有你的热心肠，挺身相助，那么张弦还是难圆其梦啊。”
张军笑笑说：“举手之劳，能帮则帮，没想到一纸笔墨送佛送到西天。”
张军讲得轻轻松松，但他的乐善好施，无疑使一个分离的家庭得以团圆。须知，这并不是他分内之事，他完全可以仅仅表示同情，或讲几句宽心的话。他则不然，不仅关心作者的作品，还悉心体察作者的喜怒哀乐。这样的文学工作者，自然成了作家的知心朋友。
我既然知道了张军和马鞍山有关的第二件事，当然想知道第三件事。便说：“这是你给马鞍山做的两件事，那么第……”
没等我讲出口，他呵呵地笑着用手指指我。我一时不明所以，但他的笑和动作启发了我，立时恍然大悟，第三件事，事关我的调动啊！
1986年初夏，我接到吴强打来的长途电话，要我尽快来上海去作协见见张军。吴强是上海作协副主席。他说，我把你的情况都对他说了。你的作品也给了他。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我顿时明白了吴老的用意。这说明我的调动有了一线希望。同时，我想起了去年10月的一次会议。
1984年10月，工人出版社和安徽作家协会在马鞍山召开了城市改革和文学创作座谈会。省作协主席陈登科委托我全权负责该会议的组织工作。从全国各地来了156位著名作家。他们对会议的安排、展开的各项活动都非常满意。在总结会上，《光明日报》记者张胜友在发言时，夸赞称这是他参加众多会议以来最令他难以忘怀的一次盛会，并对我出色的组织工作给予了很高评价。工人出版社的牛志强当众表态：“现在提倡人才流动，我们社要曹致佐要定了。”会后的活动是上黄山。陈登科嘱告我一路上要陪伴并照顾好吴强。上山途中，吴强对我说，袁鹰（时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著名作家）告诉他，冯牧（中国作协书记处常务书记）对陈登科表示，他有意要调曹致佐到中国作协。中国作协就是需要既能创作又能办实事的人才。陈登科当即表态：“不行，我们已决定要调小曹到省作协当副秘书长。”
真没想到，陪伴吴强上黄山，居然会陪出这样一个结果。
三天后我赶到上海巨鹿路675号。一见面，张军浑身洋溢着的书卷气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笑着说：“你正如吴强所说，高头大马。不过，你的作品，有刚有柔……”接下来他直截了当地问了我几个问题，最后他说：“我们作协机关过几天要去厦门度假二十几天，关于你的调动，等回来后我再与你联系。”
初次见面，张军就给我一种感觉，没有丝毫的官架子，待人接物儒雅且彬彬有礼。
到了8月初，我接到张军来信，信中说，“我们党组已开会决定，同意你作为人才交流的对象调来，也向市人事局申报了你爱人郁佩瑛作为有特殊贡献的人才调来上海，市人事局已复函表示同意。上海作协的组织人事室由我分管。我已经交代邬森梅处长办理此事，你就等市人事局发商调令。”
11月1日，我终于跨进了上海作协的大门。一到组织人事室报到，邬处长就把我领到书记处见张军。刚坐定，张军就直截了当地说：“你先担任《作家与企业家报》负责人，是二把手……”接着，他简略介绍了《作家与企业家报》的情况，然后他和邬处长带我去了《作家与企业家报》的办公室，并当众宣布对我的任命。
工作半个月后，张军把我叫去谈话。他说：“你到了新的工作环境，人生地不熟，一下子难以施展拳脚，可以理解。据吴强介绍，你很能干。你在‘城市改革与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的组织能力，得到中国作协和一百多位著名作家的好评。你来之前，我特意与参加会议的安徽、北京的朋友通了电话，一提到你，他们都说你把这次会议搞得有声有色。正因为众口一词，还看了你的一些作品，我们书记处经研究同意引进你这个人才。我观察你最近的表现，还没有放开手脚。这可以理解，新来乍到，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考虑到能让你的能力尽快地发挥出来，书记处决定，报纸的第一版由你全权负责。反正采编的整个流程你要一抓到底。”我大感意外。未免有受宠若惊之感，就说：“张书记，……”他立刻打断了我的话：“小曹，你以后就叫我老张。你来了已经不少天了，在我们作协，有没有听到过用官衔来称呼领导的？在我们这里不来这一套。至于交代你的任务，一个月后，我要看到第一版的新面貌。”他还谆谆叮嘱我：“你要从业务上下功夫，把报纸办得有分量。现在我们虽然与不少企业家有了友谊，但大多数是乡镇企业。你要有突破，要着眼上海的大型骨干企业，报纸上要有为他们呐喊和鼓劲的报道和通讯。”他讲得很轻，思路清晰，但我却感到了不允许我讨价还价的坚定。也就是说，从这一刻起，我感到肩头上沉甸甸的分量。
打这以后，在他离休之前，我一直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以前，我只知道他是解放初进城到合肥工作，没想到冥冥之中他和马鞍山有着不解之缘。
近日，参加离退休干部活动碰到好友张斤夫。我告诉他我正在写有关张军的回忆文章。他听后不假思索地说：“是该好好地写。我与老张共事35年。我们看得多的，是当领导的总是愿示人以唯我独尊，而他却很本分地与大家相处。他虽有学者风度，却敢于承担责任。他乐于助人，做了许多好事。我所指的好事，是指他在分管《上海文学》时，热衷于支持思想解放、立意新锐的作品。他不但鼓励编辑要敢于采用有棱有角、敢讲真话的作品，而且都会毫不犹豫地拍板签发。对于张弦的《挣不断的红丝线》，发还是不发，我们编辑部有争论。最后由张军一锤定音，发！那几年，搞文字工作经常会遇到风浪，他总是一座挡风的墙。对作品和作者，他始终力加庇护，使之免受批判。他的敢于担当，有的尽人皆知，有的不为人所知。1984年春夏之交，有一天，张军接到市委宣传部通知去部里开会。文艺处杨振龙同志对张军说，北京通知上海，要组织文章批判吴亮同志，并嘱告《上海文学》既要组写有战斗力的批判文章，还要拿出版面开辟战斗的阵地。对此，张军深感惊讶。吴亮已经在评论界崭露头角，先后在《上海文学》发表过《一种崭新的艺术在崛起吗？》《艺术使世界多元化了吗？》等论文，形式活泼，内容生动，见解独到，深受读者欢迎。倘若有错误言论，甚或被视为异端邪说，在学术上还得平心静气地、客观地分清是非，怎么可以动辄不分青红皂白地抡起批判的大棒格杀勿论？他虽然这样想，但用委婉的口气问杨振龙，你们是否看过吴亮的文章？如果没有看过，能不能在你们看过以后再来讨论批判的问题。杨振龙接受了他的建议。大约过了一个多月，杨振龙告诉张军，部里认为吴亮的文章没有问题，决定撤销对吴亮的批判。张军听后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但也未免深感遗憾，吴亮虽然逃过这一劫，但却错过了《上海文学》第一次评奖的机会。致佐，你不是不知道，文坛上，作家一旦因作品出了问题，许许多多当领导的，败则诿过。肯挺身而出为作者担一点风险的可以说少而又少。张军则不然，这显示出他有足够的正气和勇气。”
可以这样说，1979年《上海文学》复刊后，张军在党组书记钟望阳的支持下分管《上海文学》。期间，他坚持当代性、综合性、文学性的办刊宗旨，竭力扶持青年作者，在杂志上发表了许多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优秀作品，可以说他是幕后功臣，功不可没。每当因作品引发所谓“大是大非”的争端时，他清湛如水，不动如山。可以说，那时的《上海文学》，领导与编辑之间的关系，既融洽又和谐。为了办好刊物，对稿件虽有争论，即使争得脸红耳赤，也不会伤了感情。在张军的倡导下，大家为了推出一部部好小说，彼此构成了心与心之间的一种理解，一种感应，达到了彼此心灵深处的默契。
张军还分管组织人事室的工作。“文革”后，为了使被打得支离破碎的作协能重整旗鼓，他协助钟望阳在人事上开渠引水，赵长天、吴亮、程德培都是经他发现后被他力主调入作协的。如今活跃在文坛上的众多作家，都曾得到他有形无形的帮助。
张军（左一）、作者（左二）、陆星儿（右二）、王安忆（右一）
1981年，全国许多报刊对《苦恋》（后改名为《太阳和人》）的批判来势凶猛。这时，上海市党校有一个文艺班，成立了党支部，书记是广播局的老同志郑英年，支委有张瑞芳、聂文辉和张军等。在研究如何展开对《苦恋》的批判时，张瑞芳说：“电影都没看过，我们怎么批？”张军也明确表态：“剧本没看过，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不明所以，怎么能鹦鹉学舌，乱枪乱炮乱打乱轰？！我们无法批判。”郑英年同志如实向校长李佐长同志汇报，李校长同意他们支部的意见，并说：“没有中央正式文件及批判材料，我们不组织批判。”
张斤夫的述说引发我的兴趣。近日，我向张军提起他们当年抵制批判《苦恋》一事。他说：“那时，我们确实是不愿批判《苦恋》的，‘文革’结束，心中余悸未除，对又要进行大批判有些反感。听说影片中画家的女儿，对她父亲说，你爱中国，中国爱你吗？这话如从剧情里抽出孤立来看，似有挑起对国家不满，引发人民不爱国之嫌，但如果按照画家在‘文革’中受批判、受迫害的剧情，再联系过去反胡风、反右等运动中，很多知识分子受到伤害，这两句文学用语表达出的‘怨言’还是很深刻的，对今后有警醒之意。在‘文革’中受到迫害，抱怨国家不爱护知识分子，何罪之有？”由此可见，张军当年面对自上而下鼓动批判《苦恋》的长官意志，没有盲目跟风，人云亦云，而是善于独立思考，有自己的见解。正因如此，他才会胆敢违拗错误的决策而特立独行！
古语说：“有气则有势，有识则有度，有情则有韵，有趣则有味。”由此我想到了静若幽兰的张军。他，待人，雍容大度，乐善好施；处事，深明大义，敢作敢为。他有着良好素养的形象一直鲜明地保留在我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