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泪难书送别情
陈登科
“吴强得了脑肿瘤？”
当我接到致佐从上海打来的电话，整个人都呆了。他不是到美国探亲去了吗？怎么会在上海住院呢？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记得有一年夏天，他到合肥来看我。他不怎么爱喝酒，但是三杯一下肚，兴致便来了。把衣服一脱，光着个大脊梁，铺纸研墨，挥毫疾书，我们家的孩子，一看到他那身黑油光亮的肌肉，都赞不绝口：“吴伯伯身体真好，背上的肉都堆起来了，捏都捏不动。”我真无法相信，无法相信他这么好的身体，怎么会病倒。
1980年我和肖马在上海，他每隔一两天，便到我们下榻的宾馆，吹上这么半天。一天，我提出去看巴老，第二天一早，我们还没起床，他便带着车子赶到饭店，陪着我们去看巴老。
从巴老家出来，他对我说：“今天，就到我家去喝两杯吧！”
“还是回饭店好。喜爱喝什么就叫什么，方便得很。何必去家里……”“不，不。今天一定到我家去！”
我与肖马都不是酒徒，却都爱喝两杯。我们三人，在他家一直喝到下午一点多钟才放下杯子。他说：“今天我们不吃干饭，一人来一碗面条。”面条就面条。我和肖马吃完面条，方知这一天是他的七十寿辰，是专为我们做的长寿面。我伸手捏了捏他的膀子，好似一根铜管，又粗又硬，和他掰掰手腕，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我说：“你还可活30年。”
“我不需要30年，只争取20年。把两部长篇写完，看到香港回归祖国，也就足矣！”
可怎么能，他的长篇还没全部完成，他答应老朋友的诺言还没实现，他怎么能就这样躺下呢？我不相信，他身体那么好，而且，对我这个老朋友也从没失信过。他怎么能就这样不说一声就躺下呢？不能，绝对不能！
全国人大会议4号闭幕，5号离开北京，6号抵达合肥，在家仅休息一天。8号晚上便乘火车赶往上海。在旅途上，吴强的身影，不时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记得85年永久从涟水打来电话，说吴强由南京回涟水，希望能在故乡见到我。我放下电话即找司机，星夜赶回涟水，由孙燮华陪同，回到故乡高沟。他一看到高沟酒厂的建设，规模如此宏大，就情不自禁地谈起当年——不，应该说是同年的生活经历，是一段很有趣的童年回忆。他说小时候，一闻到高沟大曲的酒香，便馋得流口水。有这么一天晚上，他约几个差不多大的小朋友，将糟坊的竹篱笆扒了一个洞，钻进酒库，一见那一缸缸香喷喷的大曲酒，竟忘记去找碗、去拿杯子，双手插进酒缸，捧起酒就喝，结果当场醉倒，再也钻不出竹篱笆……那次回故乡之后，他好像再也没有回去过，我们曾相约，还要一起回故乡。去看看童年时玩耍的草荡、塘埂，看看当年我们打鬼子时趴过的高粱地、睡过的大土炕。吴强，你怎么能躺下呢？我们还要一起回故乡呢！
9号早上赶到上海，一下火车，我便给致佐打了个电话，由他带着赶往医院。路上，致佐告诉我，吴强已昏迷几天了，不一定能认得出我了。我想怎么会这么厉害呢？一走进病房，我整个人都傻了。这是吴强？他的个头怎么小了？脸也小了？给人感觉一只手就能将他从病床上抱起来。我心里不停地在念叨：“他变了，变得使我已认不出他来。瘦了，这病怎么会将一个人瘦得变形呢？”
我摸摸他的头，摸摸我自己的额角，又感到一点安慰，他的温度和我的差不多，我静静地看着他，看着他，大约有一分钟的时间，他终于睁开眼睛，也默默地看着我，他女儿样样在旁，不停地呼唤：“爸爸，爸爸，陈叔叔来看你了……”
他，好似没有听见样样的叫声。
突然，从他嗓子里发出一阵急促的呼噜声，我即问样样：“这是他在讲话，还是痰哽在嗓子里，使他说不出话来，心里憋得难受？”
样样摇摇头，什么也不是。
但是，我终于发现，在他的眼窝深处，一边现出一点小小的亮晶晶的泪珠。这时，致佐又发现他的左手在被子里不停地动弹，便说道：“他认出陈老了，想把手拿出来。”
样样还是摇摇头道：“不是，他是心里难受，有点急躁。”
“不，我看他是想把手拿出来。”致佐边说边揭开他的被头，一看，他已将手举到肩上，我忙伸过手，和他紧紧地握在一起。
他握住我的手，很有力，而且抓得很紧。我看到他的手背已变成紫黑色，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我们就这样，默默地对视，虽然他不能说话，但我感觉到我们的心已在对话，在互相问好！
这时，医生来为他打针，我只得依依不舍地离开他，准备第二天再去看他。
10号上午8点，我在饭店里参加三个法制刊物评委会，会议刚刚开始，致佐突然打电话来，说吴强不行了。我放下电话立即赶往医院，可还是迟了一步，他在8点15分离开了人世，与我们永别了。
我站在他的遗体前，不禁又想起昨天的情景，他握着我的手，是那么有力，今天，他已双目紧闭，连一声呼噜也听不到了。他，昨天从何而来的气力，他是不是在向我说：“老朋友，再见了！”
他走了，不声不响地走了，我只有含泪向他告别：老吴，你慢慢地走吧，你未竟的事业，将由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去承担。走吧，老吴，你慢慢地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