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民同乐的伟人风采 记周恩来与黄宗英
记周恩来与黄宗英
我和黄宗英是同事，都是上海市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40年前，我在北影创作电影文学剧本时，一谈起她，旁人几乎众口一词，都对她赞赏有加：“影坛才女，文苑美人。”记得1990年5月，她在市文联的友人陪同下，来到浦东看望我。那时我正在下海，开办了上海作协下属的东辰实业公司。她虽已六十出头，依然保持着修长的体态，步履还是那么轻盈，看上去就像四五十岁那般俊美。尤其那对在银幕上闪动着灵光异彩、似乎会说话的大眼睛，依然令人销魂，引人遐想。她很健谈，说正在酝酿写一篇文人下海的报告文学，自己有切身体验，有些文坛好友也有这方面的经历。今天她想听听我的感受。我坦率地告诉她，下海前凭的是头脑发热、一时之勇，试身商海，方知海阔无涯、海深无底。那么为什么有些文人能如鱼得水？我们的话题就此展开，从宏观谈到微观，形成了共同的看法：凡是商场得意的文人企业家，像张贤亮，自身有着从商的潜质，加上不怕风浪的胆识和灵敏的商业眼光，决定了他在机会面前不但敢于铤而走险，而且善于因势利导地以小博大。
我们越谈越欢。她的一颦一笑动人心魄。当各自谈了下海的得失后，她意味无穷地感叹道：“与其他作家相比，能够在改革大潮中投身商海随波逐流，或沉或浮，是多么美好的一次深入生活的体验啊！无论经历多少或胜或败的欣喜和苦涩，当我回首这段经历，总像沙里淘金那样，扬弃掉污泥浊水，而保留下来的，却是那些闪光的、最珍贵和美好的回忆。”说完一仰头，嫣然一笑，鲜红的嘴唇略微上扬，露出了整齐的牙齿，白白的，亮亮的。她年届花甲，眼睛依旧异常明亮，居然还独具少有的美貌。也许是情感的作用，我倏然之间想起了李白“一枝红艳露凝香”和白居易“梨花一枝春带雨”这两句诗。不论是年轻的黄宗英，还是现在姿色依然的黄宗英，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昔日有着与牡丹同色的艳红，如今颇像与白同色的梨花。
时光荏苒，岁月匆匆。去年我们在作协大厅为她恭贺九十大寿。她已不是俏丽若三春的美女，而是仪态万方、一头银发闪闪的老寿星。这一次我要前去采访她，为了避免唐突而至，事前请好友陆正伟与她电话联系。陆正伟是作协老干管处处长，他征得黄宗英同意后陪我如约而至。
一看到她，我不由一阵欣喜。她已穿戴整齐端坐在靠椅上。虽年华垂暮，却一点都没有腰屈背弯的老态。她示意我坐在她的身旁。挨得近，便能仔细打量她。她那对曾经闪动着灵光异彩的眼睛，虽然已不复当年有着令人沉醉的魅力，但依然像水晶一样澄澈。
我直截了当地问她：“宗英大姐，据我所知，你和周总理过往甚密，那么你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是在何时何地？”
她早知我的来意，缓慢地述说起来：“1950年，我从华沙参加了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回来。”她微微举起手比画着，动作有些迟缓，但姿势很优雅。
我插话：“50年，刚解放不久，你就有幸出国参加国际会议？”
“是啊，那年25岁，也不知怎么会选派上我。我们这个代表团，团长是郭沫若，副团长是巴金，电影界的还有孙道临。”她用小指理了理飘垂在眼角的发丝，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却依然散发出她特有的美人风韵，“回国后我们住在北京饭店。第二天午后，有人轻轻敲门。随团的工作人员介绍了身旁的一位同志说，他有事找你。他说，黄宗英同志，有位首长要见你。我问是谁，是什么时候？他说现在就去，去了你就知道了。我背上装得鼓鼓囊囊的背包跟着他出了饭店大堂乘上等候着的小汽车。车子很快开进了一座城楼，后来才知道是新华门。不消片刻，车子在一座院子前停下。陪我的人把我引进大院。走进会客厅，他说了声你先等一会儿就告辞而去。我不知道这是何处。也许是倒时差的原因，等了一会儿，觉得浑身软绵绵的，便靠在沙发上打了几个呵欠就睡着了。不知睡了多长时间，当我睡眼惺忪地醒来时，发现身上盖着一件大衣。正在纳闷，从里间一前一后走出两个中年人。这一男一女我并不认识，他俩正对我亲切地笑着。那男的说，我一眼就认出你是黄宗英。我疑惑地问，你们是什么人？那男的说，我们是夫妻，是为大家办事的工作人员。女的说，我叫邓颖超，他叫周恩来。一听男的大名叫周恩来，我又惊又喜，腾地从沙发上跳起来，赶紧过去分别握住他俩的手，激动地说，您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总理！周总理笑着说，大名鼎鼎的是你，不是我。在上海提起黄宗英，谁人不知哪人不晓。我赶紧分辩，不，我不过是个配角。你却不同，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抗日战争时期，你在国统区支持上演了许多话剧，包括有进步意义的《屈原》。你的“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诗句，感天动地，名扬中外。你……邓颖超截住我的话头，说，你演的电影我们都看过，恩来非常欣赏你演的角色，《甜姐儿》里的甜姐儿、《乌鸦与麻雀》里的房东太太，你还演过其他许多角色，那些性格鲜明的不同的舞台形象和银幕形象，很难让人相信都是由你一个人所创造。邓颖超的这番话讲得我心里甜滋滋、热乎乎的。不过我也颇感不安，毕竟自知演戏仅仅是浅尝辄止，是凭借本色灵光一现，正想转换话题，周总理笑着问我，甜姐儿，这次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有什么感想？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和平一定会在全世界赢得胜利！周总理和邓颖超交换了一下眼神，我看出他俩对我的回答似乎很满意。这时我想起带着的那个包，便赶紧打开摊在桌面上说，这是收到的各种小礼物，你们看。周总理和邓颖超蛮有兴趣地一样一样翻看着，还不断发出赞赏。正当周总理把手伸向一个小洋娃娃时，我已抢先一步把洋娃娃抓在手里，撒娇似的说，除了这个洋娃娃，其他我都可以送给你们。周总理哈哈大笑，对着邓颖超打趣说，这个宗英，还是蛮有性格的，敢于捍卫自己的利益。这，好，好。他又转过脸对着我说，你放心，君子不夺他人所爱。你啊，童心未泯。我见周总理如此洒脱，谈笑风生，顿觉自己未免太小心眼了，便大方地表示，这些小礼品，除了洋娃娃，只要你们看得中，我都可以拱手相送。周总理问邓颖超，宗英一片盛情，你说怎么办？邓颖超说，宗英借花献佛，我们怎能不领这份情。结果他俩挑了两只团徽。我马上把团徽别在他俩的胸前。”
宗英大姐讲得有声有色，我不用记录已全都深深印在脑子里。我盼望她能讲出更多日常生活中的周恩来。只见她未语先笑，满脸的笑容就像盛开的花朵。她的笑容让我感到她的心还是那么年轻，那么炽热。她为何而笑？笑得热情洋溢。我急等下文，她笑吟吟地开言了：“我想起一顿不同寻常的饭局。说饭局，其实不过是四个人，说得更确切些，是两个人的开怀大吃。这两个人，就是周总理和阿丹。
“说来也怪，我每次到北京，周总理都会知道我落脚在何处，他也一定会打电话请我去西花厅做客。1965年上半年，我和赵丹入住西苑宾馆。第二天就接到邓大姐的电话，说总理要请我俩吃饭。当晚我们去了西花厅，总理亲自去厨房端上了烩干丝、红烧百叶结、红烧肉、红烧狮子头。他还告诉我们这几样菜由小超大姐亲自掌勺。我颇为高兴地扫了一眼雪里蕻炒肉丝，这是我的最爱，便急不可待地举起筷子夹了一撮先尝为快；赵丹又惊又喜地瞪大了眼睛盯着红烧肉和红烧狮子头，啧着嘴连声叫道，一看就大开胃口。我和邓大姐虽然吃得津津有味，但饭量有限。周总理见我俩菜过五味，便说，看来你们两位女将习惯吃得半饱。我搭腔说，少吃滋味多，多吃滋味少。邓大姐说，食宜半饱无兼味，可寿也！周总理立即顺水推舟说，那你和宗英就去客厅聊天吧，这样我和阿丹就可以想吃就吃，大块吃肉。我和邓颖超刚进客厅，邓颖超示意我躲在门角窥视。只见周总理用上海话说，侬这只馋佬丕，今朝侬可以撑开肚皮大吃特吃了。赵丹喜不自禁地说，总理，有你这句话，那我就要放肆地大饱口福了。说句心里话，一见了美食，我不知不觉就成了饕餮客，就是管不了自己这张嘴。周总理说，那好啊，你把一只只碗吃得底朝天，我才会打心眼里高兴。赵丹眉飞色舞地腾地站了起来，一边说着那我就不客气了，一边松开了帆布裤带；周总理见他赤膊上阵，也毫不示弱地解开了皮带。见这两个人对着红烧肉和红烧狮子头虎视眈眈的模样，邓大姐笑着轻声打趣，饿虎扑食，势必风卷残云。我惊得睁大了眼睛，我知道阿丹是性情中人，真担心他在周总理面前也会不拘小节，狼吞虎咽。更让我没想到的是，周总理也率性而为，摆出了大快朵颐的架势。阿丹旁若无人，大吃大嚼，还边吃边吟唱，吃肉要吃油，穿衣要穿绸……周总理也笑着插科打诨，‘阿丹见肉就笑，一吃活力四射！’阿丹三口两口就吃下一只状如乒乓球大小的狮子头，大呼好吃，这个红烧狮子头好吃，真好吃。周总理说，你说好吃我就高兴。这个葵花肉丸啊，是我们苏北人的最爱。阿丹迟疑了一下，说，我知道总理你最爱吃红烧狮子头。不过你刚才怎么把它改名，葵花肉丸？周总理呵呵笑着解释，嘉庆年间，甘泉人林兰痴著的《邗江三首吟》中，也歌咏了扬州的‘葵花肉丸’。其序曰：‘肉以细切粗斩为丸，用荤素油煎成葵黄色，俗名葵花肉丸。’用这种做法炸出来的肉丸子色香味俱佳，便有人作诗咏之：‘宾厨缕切已频频，团此葵花放手新。饱腹也应思向日，纷纷肉食尔何人。’阿丹听罢，惊讶得瞪大眼睛，忙不迭口地说，‘没想到人见人爱的红烧狮子头，还有一番诗意雅韵。对我来说，今天真是双喜临门，享了口福又享耳福。’
“阿丹如虎扑食，又是红烧肉又是狮子头，举筷不断，吃得满嘴肉香。我却意外发现周总理虽然举筷享用，还一个劲儿地鼓动阿丹‘横扫千军’，而他，吃来吃去只吃了一个狮子头。我颇感意外，急忙做手势暗示阿丹要口下留情。这个愣头青，只顾一时之快，全然没有看到躲在门后的我。没办法，情急之下只得挺身而出，对着阿丹说，总理讲你馋佬丕，你看看你的吃相，只顾自己也不顾别人。与此同时，我一个劲儿地向阿丹使着眼色。阿丹并没有领会我的用意，自嘲地说，我啊，一见到肉就食欲大增。我忍不住插话，总理，瞧你吃得不亦乐乎，其实你仅仅吃了一只红烧狮子头。你是想让阿丹吃个够。我看得一清二楚，你假戏真做。阿丹闻言大惊失色，我这个人，一吃肉就忘乎所以。他转向周总理，用抱歉的口吻说，周总理，我太放肆了。我这张嘴啊太馋了，太馋了。周总理正色道，阿丹，你怎么讲这种见外的话。你吃得越香，我和小超大姐越高兴。客随主便，皆大欢喜嘛。”
我和陆正伟被宗英大姐的精彩述说深深吸引。多么美妙的杯觥交错的热烈场景啊，多么动人心魄的以肉而引经据典的侃侃而谈！这难道就是生活中真实的周恩来总理？！宗英大姐脸上浮现的幸福笑容，那眼睛里闪动的深情的光芒，使我们感悟到，周总理的声音笑貌已经永远保留在她心里。同样，周总理可亲可爱的形象也深深印在我们的脑子里。
宗英大姐毕竟年事已高，对她的采访理应适可而止。正当意欲告辞，只见她的眼角溢出了泪水。
她用手帕拭泪，晶莹的泪珠却在眼里打转。看得出，一定有什么事触动了她而不能释怀。
我和陆正伟的内心充满矛盾。继续静候，又怕过多打扰到她。正想起身告辞，宗英大姐突然轻轻地自言自语：“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人与人之间，患难之中见真情！”
看着她欲罢不能的神情，我和陆正伟立即正襟危坐。她见我俩全神贯注地等她说下去，用回忆的口吻动情地讲开了：“1974年，我虽然已从‘牛棚’回了家，但尚未‘解放’，还是‘牛鬼蛇神’。我家住在湖南路8号，是个大院子。有一天，我从家里看到长久紧紧关闭的大铁门被豁然打开，紧接着慢慢开进来一辆小汽车。我很惊奇，我们这个院子里多的是被专政的‘阶级敌人’，这车子突然闯了进来，无事不登三宝殿。
“是来抓人的？看来凶多吉少。那么谁家又要大祸临头呢？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退到了屋角。反正一切都得听天由命。突然，我好像听到有人在叫‘宗英大姐’。一声接一声，越叫越响。侧耳细听，听出这叫声虽然因叫得过响而有些失真，却很耳熟。这位不速之客是谁？我一边揣摩着一边走到窗前，朝院子里一望，不由一怔，还在直着嗓子叫喊的人似熟非熟。她穿着一套惹眼的礼服，一看就知道是有来头的。她是谁？这时她在邻居的指引下正朝我家走近，她的脸也越来越清晰。她还在一刻不停地叫着‘宗英大姐’，而我惊喜得张大了嘴巴，邢燕子！我终于认出了她，急忙夺门而出。她一看到我就快步奔过来扑向我，用力把我抱着，我也紧紧地抱着她。我俩抱着哭着，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我才语无伦次地问她：‘你怎么来了？’她故意提高嗓门，声音响亮地说：‘是周总理嘱咐我来看你的。’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劲儿地重复4个字：‘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邢燕子字字清晰地叫着：‘是周总理要我来看你。他还对我说，邢燕子，你的事迹是由黄宗英发现并写成报告文学而在全国广为传播，家喻户晓的，你可不能忘了她，一到上海就该去看她。’
“‘是周总理叫你来看我？！’我的声音激动得颤抖着。
“邢燕子的嘴角漾开了笑意，肯定地点了点头，说：‘一下火车，我就对来接我们的工作人员说，请给我派辆车，我要去看黄宗英同志。’对方一愣，支吾着说：‘派车可以，不过……’我毫不客气地点穿了他：‘你是不是做不了主？那你就请示上级领导。请转告他，在我们代表团出发前，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当着我们五十多人的面问起了黄宗英。如果你们上海市革委会的领导有疑问，可以找廖承志团长求证，也可以问问张瑞芳大姐，她也是代表团成员，她也一定会告诉你们，周总理对许多还没有“解放”的老同志、老党员、老革命非常关心，对他们至今没有被“解放”非常不满。’
“我禁不住笑出声，说：‘燕子，你怎么变了？讲话的口气咄咄逼人，那派头也是盛气凌人。’邢燕子搂着我压低嗓音说：‘我是故意虚张声势，刚才一进院子就大叫大嚷，我相信隔墙有耳。我无非是想让那些王八蛋知道，你们到现在还把黄宗英压在石头下面是不对的。’”
听到这里，陆正伟一边笑着拍手，一边赞不绝口：“妙，太妙了。邢燕子这一招，直截了当，一下子把要说的话用最快的速度捅到了那些有权有势的人那里。”
黄宗英抿着嘴笑了笑，诙谐地说：“也可以说，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这是以毒攻毒吧。”
我和陆正伟应和着她的打趣，发出了痛快的笑声。
笑毕，我搭讪着说：“宗英大姐，在60年代，我看过你写的《邢燕子》《小丫扛大旗》《特别的姑娘》。这三篇报告文学都震动文坛，在社会上引发了巨大的反响。邢燕子和侯隽先后成了全国知名的先进典型。”
黄宗英用无限深情的语调说：“其实，这里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是有人推着我、激励我秉笔直书。”
“是谁？”我和陆正伟不约而同地齐声问。
“是周总理。我每次去西花厅，总理都会问我，宗英，下生活了没有，有什么故事可以讲给我听？有一次，我给周总理讲了邢燕子回乡务农的故事：1958年，邢燕子初中毕业后，离开繁华的大都市，只身一人回到天津市宝坻县大钟庄公社司家庄村。她带着突击队员冬天砸开三尺厚的冰窟窿结网打鱼，晚上打苇帘子，把荒凉的北大洼改造成稻米之乡。周总理听后高兴地连连挥手赞许，好，好嘛，当一个有志向有文化的新农民，我赞成，我欣赏。他突然站在我面前，加重语气说，宗英，我无法告诉你我有多么激动，农村的发展需要一批有知识的年轻人当开路先锋，我们的农村太落后、太贫穷了。我当总理的着急啊！宗英，你要记住，只有中国的农村改变了，涌现出能改天换地的新一代农民，中国才有希望。你是作家，应该写出力作，要用笔讴歌献身于我国农业建设的优秀青年嘛。邢燕子，我们需要千千万万个邢燕子，下次来西花厅之前，我希望能读到你用热情和良知写出这样一个带着泥土气息的、有理想的邢燕子。
“我被周总理急农村所急的真情实感深深地感动了。我似乎从他的语气、眼神、手势中感受到总理急迫地想要改变农村落后现状的雄图大略。我暗暗下了决心，一定不能辜负周总理对我的嘱咐。之后我立即去了宝坻县司家庄村，和邢燕子同吃同住同劳动，由此加深理解了对周总理有关‘只有中国的农村改变了，涌现出能改天换地的新一代农民，中国才有希望’的深刻见解，用真情实感写出了报告文学《邢燕子》。后来两篇《小丫扛大旗》和《特别的姑娘》也是在我讲完故事后，周总理提议我付诸笔墨。”
我说：“来之前我查阅了相关资料，了解到周总理在一个座谈会上说：我知道宝坻三个知青姑娘，还是宗英同志告诉我的。”
黄宗英含笑点头说：“对，总理讲过。周总理非常关心宝坻县三个‘铁姑娘’邢燕子、张秀敏、侯隽的成长和发展。他是寄希望于这一代新式农民啊！”
陆正伟问她：“在你眼里，怎样才算得上是一个新式农民？”
黄宗英用深思熟虑的口气说：“一想到周总理讲‘只有中国的农村改变了，涌现出能改天换地的新一代农民，中国才有希望’这段话，恍如昨天。50年过去了，我更加理解了周总理的高瞻远瞩。农民，不能一个劲儿地低着头只看脚尖下那一小块土地，要像海员那样放眼辽阔的海洋，仰望无际的高空。”
宗英大姐，虽鹤发童颜，而她的思想依旧敏锐犀利，她的情怀依旧热烈澎湃！
结束这次采访后，我不胜感慨地说：“黄宗英，正如人们评价的那样，影坛才女，文苑美人！”
陆正伟由衷地赞叹道：“有人形容她是一朵漂泊的云，57岁时还随作家代表团赴藏，写出了蜚声文坛的报告文学《小木屋》；73岁时坐在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室开始圆自己的大学梦。”
黄宗英（左）与陆正伟
我用抒情的语气说：“她风姿绰约，腹有诗书气自华；她见解深刻，得益于周总理的身教言教；她虽不定地漂泊探索，却不断闪现出充满活力的动态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