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莽文人 山东好汉 记白桦与韩美林
记白桦与韩美林
1978年秋，肖马来信说，他正在蚌埠与陈登科、鲁彦周、江琛合写电影《柳暗花明》，北影的周啸邦已来看稿；李凖是前天到的，正着手修改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他告诉我，陈登科想见你，你有空来一次。其他几位我早就相识，唯独没见过陈登科。读他的《活人塘》《淮河边上的儿女》时我还是一个中学生。《风雷》轰动文坛时，我赶紧买了一本，读完就渴盼有朝一日能见到这位大名鼎鼎的工农作家。谁知，他居然被江青点名诬陷为“国民党特务”……
在北影时，我经常从各个方面听到有关他的故事：一次战斗中，他杀敌二十几人，从血泊中突出重围；马烽说，陈登科第一次投稿，“趴”字不会写，就写了个缺四点的“马”（“马”的繁体字）……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养猪娃，居然成了一名大作家，这无不表明他的人生充满传奇色彩。眼下，有机会走近这位既令我崇敬又令我好奇的作家，我自然难抑兴奋。于是我利用星期天加上4天补休去了蚌埠南山宾馆。经肖马引见，我对他称呼“陈老师”。他听罢连着摇摇手，操着浓重的苏北口音说：“以后别叫我老师，就喊老陈。”陈登科何许人物！我岂能在称谓上没大没小？肖马见我不知所措，便说：“小曹，在省文联，几十年来，从上到下都叫他老陈。他说，大家直呼其名，听起来顺耳。”我疑惑地望了望陈登科，见他四方大脸上浮起慈祥憨诚的笑容。
陈登科真是快人快语，接着便说：“小曹，你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啊！”我不免诚惶诚恐，真切地说：“我是工人业余作者，你们都是我老师……”陈登科打断我的话，把我按在沙发上：“话不能这么说，我去北影，耳朵里听到的都是讲你好。啸邦说，你对周总理的感情是真挚的。在丁玲家遇到马烽，讲到安徽的作者，马烽就夸你，说小曹反‘四人帮’是那么勇敢。听江流讲了《主轴》的遭遇，我就一直说，你们把曹致佐带来见我。今天你来了，我打心眼儿里高兴。小曹，你的名字使我一直疑惑，你是上海人？”我回答：“是的，我生在上海。听爸爸说，我的祖籍在江苏阜宁。”陈登科听罢哈哈大笑：“这就对了，我们新四军的驻地是在阜宁三灶乡，那个乡全都姓曹。‘效’字辈下面是‘致’字辈，再往下是‘政’字辈。我猜得没错，我们是同乡。”经他这么一说，我也就不再拘束了。在随后的闲聊中，他问我最近在写什么，我说写了短篇小说《心灵深处的风暴》，已在《希望》杂志发表……要吃午饭了，陈登科特意到小卖部买了两瓶高沟特曲。刚打开瓶盖，来了一位不速之客——韩美林。他和肖马是老朋友了，我和他是在北影招待所认识的。他曾经送给我两幅画，可惜因保管不善已香消玉殒。
陈登科高兴地问他：“怎么样，工作安排了没有？”韩美林茫然地摇摇头。陈登科再问：“没有安排工作？！”韩美林如实相告：“我还是阶级敌人。”陈登科腾地跳了起来：“还没有解放？！”韩美林有气无力地说：“自从上次你和肖马来过以后，我天天等着平反昭雪，等到现在依然石沉大海。”陈登科听他这么一说，把酒瓶重重地放在桌上，气得怒发冲冠。
两个月前，肖马来到南山宾馆与陈登科会合。整理箱子时，陈登科意外发现了韩美林的两幅画，他赞不绝口。肖马详细讲述了韩美林的悲惨遭遇。韩美林尚处困境之中。这引起了陈登科的极大同情，产生了要帮助他早日摆脱困境的欲望。他对肖马说：“帮人就要解燃眉之急。”他俩隔天就去了淮南。
他俩来到韩美林住处，进门一看，韩美林不在，这间屋只能容下一床一桌，不到6平方米，连“斗室”也算不上。没等多久，韩美林回来了。当他明白了陈登科的来意，喜出望外，久久握住陈登科的手，情绪万分激动。韩美林有一肚子委屈要向陈登科诉说，陈登科没有让他开口，而是拉着他就走。
到了淮南九龙岗铁路招待所，陈登科安排韩美林与他同住一室。两人倚在硬板床上，一直交谈到凌晨3点多钟。韩美林含着眼泪，把自己在“文革”期间的遭遇，全都讲了出来。
翌日，陈登科直奔市委大院，找到淮南市委书记丁继哲，向老战友陈述了韩美林的情况，再三强调，这是一个人才，不是什么敌人。并催促尽快给韩美林平反昭雪。丁继哲承诺，只要是冤假错案，一定立即“落实政策”。
陈登科万万没有想到，两个月过去了，老战友居然讲话不算话。他接连抽了几支烟，再也坐不住了，围着饭桌踱了几圈，又在房间里急速地来回踱了几步，说：“将心比心，我在监狱里，哪一天不是在盼望重见光明。” 他拿起酒瓶，一扬脖，咕咕地喝了几口，一挥手，说：“我现在就去淮南。”他还加了一句：“肖马，你加紧改稿。小曹，你帮我把酒带上，陪我一起去。”
轿车在公路上飞驰。陈登科空口喝了几口酒才发觉忘了带上菜肴。不过他并不介意，还是一口接一口地喝干了一瓶酒。我万分惊讶，他的酒量居然如此之大！半晌，他开腔了：“小曹，我是不是失态了？”我忙说：“我理解你的心情。”陈登科叹了口气，说：“你能理解我，我可不理解丁继哲。我们都被斗过、关过，他怎么好了伤疤忘了疼。”他略一停顿，加重语气说：“小曹，‘文革’中，我被江青点名诬陷为‘国民党特务’，关进监狱达5年之多。在酷刑逼供中，我的牙齿几乎被全部打落。剩下两颗因疼痛难忍，我忍着剧痛自己拔掉，用破布蘸着血，在墙上写诗明志：‘一时强弱在于势，千秋胜负在于理。’1976年，万里上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在平反冤假错案上抓的第一案例就是责令释放我并为我恢复名誉。1977年夏天，万里面示我，尽快恢复文联的工作。小曹，我是过来之人，我现在想得最多的就是让那些如今还在蒙冤受屈的人，尽快像人一样站立起来，重获做人的尊严。”
无疑，这是他的肺腑之言。他说最后几句话时，那股真挚、急切的表情，真是难以言表。
丁继哲面对瞪大眼睛来兴师问罪的陈登科，愣住了，辩称道：“那天你一走，我就叫秘书找轻工业局查问此事，并督促抓紧结案。”被叫进来的秘书也证实，确有其事。陈登科口气缓和地说：“丁大头，我相信你过问过此事，问题是韩美林还是被晾着。你是有生杀大权的父母官，拜托你为小民百姓秉公执法。”
丁继哲叹了一口气，说：“陈老大，我们一个市级组织不能与省文联相比。‘四人帮’倒台了，我们每走一步还是很艰难呀！难就难在明明知道下面有许多人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可就是不能立即采取措施。换掉一个两个，那容易，要撤换一大批，欲速则不达，只得一步一步慢慢来……不过，韩美林的平反昭雪，一定马上落实。我说话算话。”陈登科脸露笑颜，双手抱拳作揖：“那就先谢了，我静候佳音。”说完就告辞。丁继哲说：“这么急走干吗？好久不见，我请你喝酒。咱俩好好聊聊。”“我也想和你碰碰杯，不过我还得赶路。”“什么事急得你风风火火？”陈登科说：“车子是问蚌埠铁路局借的，好借好还嘛。”“我以为有什么大事，这好办，让车子开回去。我安排你住下，我俩掏心掏肺地谈上一宿，明天派车送你。”陈登科若有所思地问：“听你的口气，有不顺心的事？”丁继哲叹了一口气：“怎么说呢，烦心的事没完没了，拨乱反正，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呀。我的性子和你一样，何尝不想大刀阔斧，可是，一路走来磕磕绊绊，使绊子的不仅仅是那些深受‘四人帮’影响的人，还有那些自诩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人！难啊，行路难！”陈登科原先已迈步走向了门口，听了这话，回过身，说：“老丁，你在这个位子上，看起来很风光，其实受制于许多无形的束缚，这我可以理解。上个月，我陪万里看黄梅戏《女驸马》。戏散了，万里不让我走，拉我到稻香楼，我俩一谈就谈了一个晚上。他啊，心里也堵得慌。”听陈登科这么一说，丁继哲便拉住他，急切地问：“他说了什么？”陈登科摇摇头，说：“现在啊，大有大的难处，小有小的麻烦。上面有上面的苦衷，下面有下面的牢骚。”丁继哲催他快说：“陈老大，你别绕弯子，你今天不给我透透风，休想滑脚溜走。”陈登科哈哈一笑：“看你急的，好，我说完再走。”陈登科坐下后，喝了口茶，开腔了：“粉碎‘四人帮’后，安徽不揭不批，捂盖子捂了八个月。中央认为安徽的情况已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就任命万里为安徽党政军的一把手。万里到任后，很快就发现，安徽的经济问题比政治问题还严重。他轻车简行，深入凤阳，在铁路沿线看到许多农民在扒火车，一问才知道，家中没有吃的，是外出讨饭。一路上，各个路口都有纠察队在堵那些拖儿带女逃荒的人群。万里问当地干部，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地方上的父母官说，这儿的农民有外出讨饭的习惯。万里听了气愤地说：‘讲这种话，立场站到哪里去了？是什么感情？我没听说过，讨饭还有什么习惯？！我们的农民是勤劳的，是能吃苦的，是要脸面的，我就不相信有粮食吃，有饺子吃，谁还愿意去讨饭？！种粮食的农民饿肚子，这说明我们的政策不对头。’讲完，万里对我推心置腹地说：‘老陈，你是放牛娃出身，现在老区、山区农民，住的还是草棚，床上铺的还是芦苇，盖的还是烂棉絮，吃的是田瓜煮成的黑乎乎的饭，有些农民完全没有衣服穿，一床被子，一两件衣裤谁出门谁穿。……真是惨不忍睹。’万里饱含热泪地说：‘共产党如果不为人民办事，不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那真是丧尽良心啊！可是，要在贫穷中杀出一条血路有多难？安徽从上到下，大呼大叫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还大有人在，大大小小的官还在振振有词地说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动不动拿出阶级斗争的理论当作紧箍咒来念……你说，多荒唐？多恶劣？三年困难时期饿死那么多人。曾希圣为了让农民有饭吃才搞“包产到户”，结果被弄得身败名裂，几乎被打成反革命，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惨重的教训，不但没有人好好地总结，现在，还有那么多自以为最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最革命的人，在摸着良心说黑话、假话。我明明知道，许多人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也有权力把不相为谋的人换了、撤了，可是，我不得不打太极拳，不得不睁一眼闭一眼，你说，想要大刀阔斧，却不能大施拳脚，能不堵得慌？’听完万里的苦衷，我叹了一口气说‘真是大有大的难处’，万里苦笑了一下，捏着拳头用力敲了几下桌面，口气坚决地说：‘其实，干革命，无论在复杂或困难中都需要平衡。只有策略上平衡了，才会有突破。’我听出他的弦外之音，便问：‘看来你已在运筹帷幄啦！’万里仰躺在沙发上，舒展身子，一字一顿地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他停了一会儿，突然转换口气问我：‘你在《风雷》中为农民讲了真话，结果招来5年多的铁窗生活。’我不由感慨万端，说：‘在“人民公社万岁”的年代，我讲过违心的话，写过不少假话连篇的文章。《风雷》是我向人民赎罪的产物，书中至多只有三分真话，七分都是假话、官话与废话。’万里说：‘大反右倾吓得有几个人敢讲真话？你能敢讲三分真话也要有足够的勇气。眼下，为了共产党员的良心，为了不饿死人，为了让农民能吃饱饭，我决定搞责任制，要坚决干下去。’我一时不解其意，万里看出我的困惑，便问道：‘你不是在《风雷》中赞扬农民组织起来编芦苇生产自救吗？为什么要这样写呢？’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农民的日子过不下去了，眼看“人民公社”在农村行不通，只得自找出路，生产自救。’万里说：‘过去你在《风雷》中为农民讲话，现在有我在，你就放心地大声讲出农民的心里话。先给你透个风，很快省委在凤阳会有大动作，到时候你要下去看看。’”丁继哲用手抓抓光脑门，大声说：“我明白了，这就是凤阳小岗的分田到户，一竿子到底，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气魄！不过，听说江苏在大唱反调，在两省几十公里的交界处，拉起了无数横幅：‘坚决抵制复辟资本主义的分田到户！’‘江苏农民日夜想念毛主席！’……老陈，这说明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激烈啊。”“那天我也表示了担忧，万里同志说：‘我已做好思想准备。为了农民，不能计较个人得失，我死了没关系，后人会替我平反的。’听完万里的一席话，我也很激动，知道他是铁了心了。顿时，我对他为民请命的大无畏气概肃然起敬。后来，我和鲁彦周、肖马、江琛去凤阳生活了几个月。感受了小岗生产队的变化，看了小岗生产队的18个农民在一纸保证书上按下手印和印章，率先实行‘分田包产到户’，保证‘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一纸契约、18颗鲜红的手印和印章，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于是，我们就写出了《柳暗花明》，北影已决定拍摄。所以我得赶回去定稿。”
讲完这段往事，陈登科还没等丁继哲回过神来，就大步流星地走了。
在回蚌埠的途中路过一个小镇，陈登科叫司机停车后对我说：“小曹，你去帮我买一瓶高沟特曲，如果没有，古井、濉溪大曲也行，再买上一只烧鸡。”我很快如数买来。他立即撕下两只鸡腿，给了我和司机。听说我滴酒不沾，他便自己边啃鸡脯边开怀畅饮，酒足肉饱，便呼呼大睡，一直睡到蚌埠。
三天后，韩美林喜滋滋地来到南山宾馆，告诉陈登科，丁书记亲自在全市三千人的干部大会上点名批评了淮南陶瓷厂的领导，并宣布解放韩美林。
陈登科大喜过望，立即打电话给丁继哲，称赞他有大将风度，雷厉风行，并说：“我错怪你了，下次见面，当以酒代过。”丁继哲说：“陈老大，你别给我灌迷汤，那天你兴师问罪的架势，就像要把我一口吞下去。不过，你这一炮轰得好，你走后我就调来了韩美林的案卷，看得我七窍生烟，明明什么事都没有，早该解决了，他们就是拖着不办。既然推不动他们，我就自己宣布。”陈登科惊讶地说：“你真有魄力。”丁继哲风趣地回答：“我是跟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学的。他到云南视察，问到了杨丽坤，一听说她还在下面监督劳动，大发雷霆，说：‘到现在还草菅人命。不行，明天我要见到杨丽坤。’陪同的人脸有难色，罗瑞卿斩钉截铁地大声说：‘她明天不但要来，还要穿着军装来见我，这是命令。’”
听罢，陈登科精神一振：“老丁，讲得好，真过瘾，看来非常时期就得像罗长子那样披荆斩棘。”丁继哲调侃道：“我是被你逼出来的。”
陈登科真是一个一不做，二不休的人。为了给韩美林创造一个有利于创作的安静环境，他又打电话给省文联，嘱告以文联名义为韩美林请创作假，下午，他去拜访老战友、蚌埠市委书记黄驭，希望给韩美林在南山宾馆安排一个能长住的房间进行创作……
连着几天的所见所闻，尤其是陈登科那股亦狂亦文的侠胆豪情，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刚认识他，从他的举止虽分不清他是老革命、老战士，还是作家、平民，但几经接触，就会强烈地感受到，他的为人处世、举止谈吐和他的小说一样，无不洋溢着豪侠之气！我不禁暗自思忖，如果早些时日找到他，他一定会帮我解困于危难之中。
在陈登科写字台上方，贴着李凖书写的一首诗，我离开南山宾馆时，特意抄录下来：
我爱陈老大，千锤百炼人。
雄奇藏浑厚，磊落见天真。
潇洒江边树，淡泊岭上云。
何时携书剑，茅屋共结邻。
陈登科在与我握别时说：“昨晚我和王平通了电话，他告诉我，马鞍山市委书记杜维佑昨天找他谈话，问他愿不愿意去文联任主席……王平还答应我，一定会关心你的工作安排。”
1980年6月，我被调到马鞍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不久，我上合肥开会，乘便登门拜访陈登科。不巧，他出差在外。他的夫人梁寿淦热情接待了我。说话间，晓陆（陈登科小儿子）拿着一沓照片兴冲冲地回来了。梁老师看完便递给了我。其中有一张陈登科、韩美林和另一个人在屋内的合影，房间不大，像画室。梁师母说：“这是老陈陪华君武到韩美林工作室照的。”我顺口说道：“看来韩美林在淮南的住房已解决了。”梁师母说：“不，这是在合肥。”也许她看出我的疑惑，补充说：“他已经调到省文联了。是老陈亲自去淮南给他办理了调动手续。”晓陆说：“韩美林到了合肥，省文联住房紧张，没有地方能给他落脚，就和我同住一个房间。爸爸又打报告又找省直机关，现在总算让他有了栖身之地。爸爸每次去北京都带着韩美林的画稿，见到老领导、老战友、老朋友就展示给他们看，还一遍又一遍地讲述韩美林的苦难遭遇……华君武（时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被打动了，经爸爸邀请便来了合肥。1979年6月，经华君武提议，在吴作人（时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的支持下，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韩美林个人画展。”梁师母说：“老陈就是这种脾性，帮人帮到底，送佛送西天。”
这次交谈，不过是一次极其平常的聊家常。梁师母和晓陆的所言所语，也不过是随口说说而已。然而，这次交谈却加深了我对陈登科的认识。上次我目睹了陈登科为韩美林一事的落实奔走呼号，这次又听闻他不辞辛劳地为韩美林营造创作空间，他和韩美林非亲非故，为什么乐行善事，一帮到底？！思前想后，我得出了结论：他是出于对人才的爱惜、对艺术的尊重、对人才被摧残的不可遏制的同情。他这种“唯仁者能爱人”的赤子情怀，不由得使我想起马烽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哎呀，登科老伙计，他身上没有复杂的政治细胞，对党，一腔热血；对朋友，豪放任侠，两肋插刀。他至情至性，是条汉子！”
马烽和陈登科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1951年，全国文协为了培养青年作家，在丁玲的主持下举办中央文学讲习所，马烽和陈登科是第一批学员，他俩既是同窗好友，又都成了丁玲的得意门生。他俩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军的老干部，却是只愿做事不愿当官的文人。他俩都是“党员作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成了忠而获咎的堂堂正正的好汉！
韩美林为了表示感激之情，曾经画了一头牛角上挺、牛首昂立、弓身前行、充满阳刚之气的壮牛赠送给陈登科，并写下落款：“韩美林辛未牛年三月清明以后写此大牛以奉登科吾师法正美林狂草。”还盖上了刻着四个粗莽大字“山东好汉”的印章。
似乎没有一位大家会将如此江湖气的头衔，冠于自己的名字之前，然而，喝着黄河水和趵突泉长大的韩美林表示，唯有用此衔方能与“草莽文人”相媲美。
安徽文坛把陈登科比作“草莽文人”，“草莽”与“文人”，看似自相矛盾，却形成了陈登科不同凡响的性格特质。文学评论家苏中写的一副对联，精准地概括了陈登科从一个文盲跻身为作家的传奇人生：
泥土中走出，战斗中锻炼，铸就了民魂正气胆；
小百姓视角，大作家胸怀，谱写出千古醒世文。
每每听到这样的称呼，陈登科轩眉一笑，以此为荣。
“草莽文人”与“山东好汉”，以书画结缘。如果说“山东好汉”是在苦难中以画画求生，那“草莽文人”就是在拔刀相助中尽显江湖豪情。一个是受尽凌辱却潜心作画不争强于争；一个是为友相争义字当头竭尽全力一争到底！
2003年，《陈登科文集》首发式暨陈登科作品研讨会在合肥召开。许多著名的作家、学者从全国各地赶来，纪念五年前逝世的陈登科。大家纷纷发言，缅怀追思安徽文坛德高望重的领军人物。
韩美林是站着发言的：“我是个画画的，不是说话的，但非说不可，感情逼着我说。我个人的成长，受陈登科影响很大，看了他的《活人塘》，我很受震动，后与他结成忘年交。我俩经历相似，都是穷孩子出身。我12岁参军，在部队吃第一顿饭，吃了9个包子。两人都没有文化，两人都是通讯员。‘文化大革命’中，我落难在淮南，他和鲁彦周、江流、肖马都给过我帮助。我后来认识了文艺界很多人。‘四人帮’倒台后，我不会忘记陈老给我的帮助。
“现在有人说我是透明刺猬，心灵透亮但是带刺，这是受他的影响。我在文艺界以敢说敢揭闻名，这个胆量是谁给我的？是陈登科。
“有人说起来是艺术家，其实灵魂不干净，陈老骨头里没有不干净的东西。他是一位呼啸前进、义无反顾的闯将。我是从安徽出去的，我永远感谢陈老对我的关怀。”说到这里，韩美林掉眼泪了。
韩美林（右一）、华君武、陈登科（左一）
如果不是具有超乎一般的真实感情，不会讲出如此眷念、如此深情蕴藉的肺腑之言。他俩因为互相倾慕，深相惜重；因为境界高远，大气天横。他俩不仅是书画之交，更是人格之交。他俩这份属于豪杰的似水长情，超越了生死，令人倾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