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绽放的创作青春
那些年，那些梦
记作家曹致佐先生
贾小维
1982年，我大学刚毕业，作为文学青年，参加了马鞍山市文联举办的文学讲习班。曹致佐老师来授课，学员们都很期待，那时他的电影剧本由北影在马鞍山拍摄，已家喻户晓。记得曹老师讲课风趣健谈，极富感染力和鼓动性。30年过去了，他在激昂中甩动长发的瞬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后来，我在机关做文秘工作，与曹先生有了更多的接触。那几年夏晚，常常在他家阳台，两把椅子，两杯清茶，谈天说地。月光如银，茶香缕缕，几声蝉鸣，还有曹先生爽朗的笑声……他对文学的热爱和虔诚，他对生活的乐观和豁达，他对时事的敏锐和超前的开放意识，让我油然敬佩，至今难以忘怀。有些记忆，像一只无桨的船，美丽地静静地停泊在那里，不肯离去。
最近读了文学博士余亮写的一篇论述曹致佐的文稿，题目叫《那一年，钢铁厂新来的年轻人》，较全面地概述了在马钢工作的曹致佐，由一名青年工人成长为作家的过程，并对他的作品在艺术上给了很高的评价。余博士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造诣很深，文中让我尤为感慨的一句话是：“在八十年代工人业余作者中，曹致佐是他们之中最特别的一位……”
在征得曹老师同意后，我采访了过去他的一些同事和友人，记录下他的部分文学创作经历，让当代有梦想的年轻人知道，他们的父辈在追逐理想的路上，有多么的艰难和曲折；在圆梦的过程中，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执着。
顺而不畅的笔耕之路
曹致佐1942年生于上海。父母酷爱京剧，经常带他去天蟾舞台看金少山的《打龙袍》、梅兰芳的《霸王别姬》、程砚秋的《锁麟囊》、李少春的《野猪林》……他从不谙世事到涉世之初，无形之中深受戏中所渲染的中国传统道德——忠孝节义、侠义豪情的影响。中学上语文课，马玉章（马相伯孙女）老师经常点名要他背诵古典文学的课文。《廉颇蔺相如列传》一文，他背得一字不错。马老师鼓励他要多看书，多读古文，要立志当一名作家。那年他才14岁。后来《福尔摩斯探案集》《霍桑探案》令他着迷；《新儿女英雄传》《保卫延安》《红日》《苦菜花》引发他对英雄的向往；继而他又沉醉于阅读莫泊桑、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他说，“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对我影响最大”。
1958年6月底，曹致佐与几千名中学生，怀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热情，登上了北上的火车。
余亮对曹致佐到了马鞍山后的生活做了如下描写：
他们住进了用芦席搭建的工棚。工作和生活环境虽极其艰苦，但共产主义的教育，使卓娅、舒拉、马特洛索夫、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这些英雄形象成了他们追梦的偶像。不久，他被分配到马钢机修厂做钳工学徒。下班后，他去马钢业余大学学习，写了很多抒情诗歌习作，散文《祖国颂》登上业余大学校刊。此后开始写作大量通讯报道和杂文发表在《马鞍山报》上……1960年借调到市委安全生产检查办公室。当时《马鞍山报》的编辑高峰很关心工人作者。在他的扶植下，1964年1月28日在《马鞍山报》发表了曹致佐的第一篇习作《我的引路人》。当时他18岁，由此迈出了追梦的第一步。
不久他把创作的小说《冰河夜渡》投稿到《萌芽》杂志。原先已拟定采用，后因宣传科长在政审材料中写上了“……该同志在政治上不要求进步，追求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有小资产阶级情调……”而被弃用。1964年底，安徽省人民出版社决定采用《冰河夜渡》。然而，全国开展了 “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经济” 的政治运动，改变了当时的正常生活，他因《冰河夜渡》成了“四清对象”，创作就此中断。在“文化大革命”中，《冰河夜渡》成了他反革命的罪状之一，他因此被揪斗、批判、抄家、监督劳动、游街……
1972年11月，为了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马鞍山市革命委员会政工组在采石举办小说创作学习班。学习班的负责人是曾被打成“走资派”的原《马鞍山报》总编邓竹虚。曹致佐何尝不想能跻身其中，但厂里在是否同意他去的看法上有争论。
学习班开办不久，厂政工组组长朱永焕鼓励他要拿起笔来搞业余创作。曹致佐一鼓作气用两天时间写成短篇小说《车刀》。厂里派宣传干事张传真把这篇小说送到学习班后，被赞誉为一炮轰响了翠螺山。邓竹虚赞叹道：“这才是小说啊！”
文化局一位副局长却认为，这篇小说虽有批极“左”思潮的意向，很犀利，但因政治风向“吃不准”，不宜采用。
新上任的文化局局长王平，因文艺创作室黄光杰的介绍，对《车刀》产生了兴趣并推荐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曹致佐得到了拟议采用的回复，喜出望外，以后却石沉大海。
这中间，曹致佐把新创作的短篇小说《主轴》，投给了复刊不久的《安徽文艺》。
文化局创作组组长杨履方和黄光杰鼓励曹致佐写写戏。他很快创作了独幕话剧《青出于蓝》，几经修改后由马鞍山市话剧团上演。1973年10月，曹致佐随同市话剧团去合肥参加全省的戏剧会演。该剧笑声不断的演出效果引起了戏剧界的注意……会演结束前两天，大会组委会通知他去长江饭店8楼见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文学编辑周啸邦。交谈中，周啸邦要他谈谈自己的创作。他讲述了厂里制造15米大运用可控硅自动控制的先进技术，对他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并由此激起的创作冲动。周啸邦听后问他还写了什么，他说写了短篇小说《主轴》。周啸邦插话：“我已经看过了。《安徽文艺》主编江流告诉我，‘作者壮怀激烈，写了一个老工人对待工程技术员的宽阔胸怀，立意新颖，生动耐读，发人深省，我们已决定发表’。我看后与江流有同感。我离京前去人民文学出版社，请他们推荐较好的小说，其中有一篇《车刀》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来了合肥才知道就是你写的。”曹致佐急问何时能出书，周啸邦摇摇头说：“出不来了。你们厂在政审的复函中说，你虽已解放，但只能利用不能重用。”见曹致佐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下来，我便拍拍他的肩膀安慰道：“一篇小说搁浅没什么大不了的。《车刀》和《主轴》既然是你写的，我对你的创作潜力更有信心……”
第二天他俩又一起去看了《青出于蓝》话剧。散场后周啸邦对他说：“演出确实成功，不过未必能得奖。现在评委会里有一种意见占了上风，认为《青出于蓝》有‘唯生产力论’的倾向！”曹致佐苦笑着摇了摇头。周啸邦用手拍拍他肩膀：“这是意见，不是定论。今天上午我与厂里通了电话，现已决定请你去我厂参加电影创作学习班。”
曹致佐又惊又喜！能跨进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大门，他可连做梦都未曾想过啊！
屡遭重创的电影之梦
曹致佐到了北影报到后才知道，这是一个经国务院批准的，在“文革”中举办的全国第一届电影业余编剧创作学习班。学员是从全国挑选出来的21位作者及他们所写的19个剧本。
北影有800多人，其中有许多人是1938年投身延安的“老革命”，而全厂被打成反革命的将近500人……他们蒙受了人世罕见的冤屈，解放复出后对“极左”路线深恶痛绝，摒弃了对作者进行“政治审查”那一套。曹致佐担心因“政审”通不过而被逐出门外的忧虑随即烟消云散。
经过3个月的学习，北影定下5个人的3个剧本留下进行电影文学剧本的再创作，其中就有曹致佐的作品。他觉得自己是业余作者，文学功底差，搞电影创作还是门外汉……他把自己的忧虑告诉了周啸邦，并要求能同意请肖马和杨履方与他合作。周啸邦很为难，他说，厂里规定是在学习班里挑选作者。经曹致佐再三恳请，北影最终同意了他的要求。
期间，他收到《主轴》的“清样”，编辑温文松在信中告诉他，小说将于1974年3月号《安徽文艺》头条发表。曹致佐把“清样”请几位住在招待所的著名作家过目，以求取教诲。李凖说：“看得出小曹有生活，有激情，执着写出自己独特的感受。好，很好！”马烽说：“没有独立见解和不善于思考，是不会触及这类别人还不敢碰的题材的。”孙谦说：“不赶浪头，不谄媚逢迎，在作品中敢为知识分子呐喊，小曹是当下第一人！”
回马过完春节，曹致佐正准备动身去北京，他接到两封来信。温文松在信中告诉他：“面对来势汹汹的‘批林批孔’，江流为了保护你，以防不测，忍痛把已经印好的第3期《安徽文艺》全部销毁……”这无异于晴天霹雳！第二封是周啸邦来信，他说你们暂且不必急着动笔，现附上两份国务院文化组的介绍信，先去上海体验生活。
当时，报刊上开始批判晋剧《三上桃峰》是大毒草。紧接着各地报刊长篇累牍地刊登“批林批孔批周公”和“反复辟”的一系列文章。严酷的现实使曹致佐闻到了刺鼻的血腥味，也明白了江流“焚刊毁书”、周啸邦要他们暂时“按兵不动”的用心良苦。
4月底，曹致佐接到周啸邦的加急电报，催促他火速进京。一住进北影招待所，周啸邦便告诉他，2月15日，毛主席在叶剑英元帅写给他的信上做了批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
显然，在毛主席的干预下形势又有了逆转。北影厂的上上下下，满腔热情地投入各自的创作活动之中。
曹致佐和肖马、杨履方在6月上旬写出初稿，周啸邦看后认为已初具规模，提了修改意见后催促他们快改。7月下旬，周啸邦拿到他们的修改稿后却并不急着送审，一压压了3个月。
与此同时，社会上却越来越不平静，一会儿大批特批“蜗牛事件”，一会儿大赞特赞“交白卷英雄张铁生”，还变本加厉地“评法批儒批周公”……其矛头或明或暗地影射周总理。面对一连串的政治风波，北影的各项工作都偃旗息鼓，静观其变。
在以后长达一年多的日子里，《青春似火》的创作，随着政治风浪的起起伏伏，也跟着写写停停……
1975年1月15日，四届人大召开后，周啸邦要他们立即下去体验生活，并着重强调：周总理在四届人大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而《青春似火》的主人翁梁东霞与她的同伴，立志要把轧钢流水线改造成自动化生产，这个题材很好，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有这样一批有理想的青年工人发愤图强。厂部决定，要加快成立《青春似火》摄制组并及早投入拍摄。
1976年6月初，《青春似火》在马鞍山已拍摄过半，文化部派人来到摄制组召开全体人员大会。来人先说给大家吹吹风：在北影，“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正在逐步深入，文化部已把厂领导丁峤撤职调离北影，编导室总支书记史平，编导室支委马德波也停职检查……然后绘声绘色地介绍了把矛头对准了“还乡团团长”的《搏斗》和《反击》两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影片，接着话锋一转，用命令的口气要作者把《青春似火》剧改成“走资派还在走”的电影。还着重强调，“文艺要为政治服务，现在就看你们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站在哪一边”。杨履方在回忆文章中写道：“那种达于极致的盛气凌人反过来唤醒了许多人的理性和良知。曹致佐率先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他说，电影写的是青年工人攀登技术高峰的情节，无法把与走资派做斗争的概念融入剧本之中，不能改。小曹的挺身而出和不肯俯首帖耳的坚定，对大家是一种激励和鼓舞。肖马也开口表态，剧本的人物关系可不是搭积木，能随心所欲地东一榔头西一耙子吗？硬要节外生枝，谁有本事谁改。我紧接着说，剧本最忌伤筋动骨，如果硬要作者依葫芦画瓢，必定弄巧成拙，弄出个四不像的东西，观众要骂的。导演董克娜，副导演阙文，演员杨雅琴、李树钧的表态和我们一样。会议不欢而散。”
三位作者“头长反骨”的我行我素无疑得罪了文化部的当权者，于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狂潮中，文化部圈定了北影散布政治谣言的89人黑名单，曹致佐、肖马和杨履方也被列入其中。不仅如此，文化部还决定把他们3人的名字从编剧中删除。1976年第5期《安徽文艺》发表了电影文学剧本《青春似火》，而署名是“马鞍山市文化局《青春似火》创作组”。7月中旬，曹致佐收到周啸邦来信，得知《青春似火》虽然已制作完成，但被文化部打入冷宫！
采写往事，我不禁感慨不已。诚如余博士所说，是马钢孕育了曹致佐的文学生命，而曹致佐很特别。他早期执着又艰辛、顺而不畅的笔耕之路是何等的曲折坎坷！他热爱写作，涉及多种题材，篇篇成功，篇篇历尽艰难，备受政治因素的干扰甚至被扼杀！这既是他个人的独特经历，也是共和国几十年来变迁和发展的缩影。
粉碎了“四人帮”，《青春似火》才得以公开上映。
甘当绿叶的豁达情怀
1980年7月，曹致佐调入马鞍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任马鞍山市作家协会（执行）副主席。从一个工人转换为专职的文艺干部，一定有充盈的时间用在写作上。但是，事实并非如他所愿。文联主席王平谆谆嘱告他，一定要抓好全市的文学创作，要出作品，出人才。
80年代的文学热，曾经促使马鞍山一批工人业余作者投身文学创作。创作实践必须要有文学园地任其纵横驰骋。曹致佐成了当时积极主张创办《采石》文学园地的最初拓荒者之一。他不仅出点子，想办法，为申办《采石》文学期刊奔走呼号，还在筹划过程中慷慨解囊：筹备组一行5人去南京取经，宴请《雨花》杂志同仁，当时市文联经费捉襟见肘，只能拿出30元请一桌，另一桌曹致佐欣然自掏腰包。《采石》创刊后，他还相继写出了《心灵深处的风暴》《心在坟墓里》两篇小说予以支持。《心在坟墓里》在全国引发了强烈反响，《作品与争鸣》杂志予以了转载。在组稿和编辑上，如今在全国享有盛名的江苏作家叶兆言的处女作，就是由曹致佐从来稿中发现并在《采石》上刊登的。
为了提高青年作者的文学素养，文联主席王平提议开办文学讲习所。曹致佐兼任副所长后，不但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进行讲课，还悉心扶植文学青年的“第一片绿叶”。现担任马鞍山市美术家协会秘书长的刘钢深情地说：“当我拿到刊登我习作的那期《绿叶》时，自己的小说能变成铅字，那是一种比蜜还甜的快乐。……转眼之间这已成了三十几年前的往事，也许在曹老师的记忆里已经淡忘了一名当年的文学讲习所学员。可在我的心中，永远无法磨灭对他的敬慕和记忆。”
我和欧震合写的报告文学《热血》发表以后，曹老师就像自己发表作品那样高兴，不但给予充分肯定，还广为推介和宣传。往后，我与曹致佐不但是文字之交，还在长期的交往中成了挚友。在我的婚礼上，他偕同夫人拿着我出版的诗集《柔情冬日》，背诵着我写的诗句：“就这样，我感动着你如诗的背影；就这样，你感动着我如水的目光……”那既温馨又风雅的祝福，我和妻子难以忘怀。后来他调离马鞍山两年后，还把《热血》收入报告文学集《天涯何处无芳草》之中。
《天涯何处无芳草》是曹致佐和贾梦雷合作主编，为企业家立传的报告文学集。贾梦雷从1978年至2006年担任安徽省作家协会秘书长、副主席，一提起曹致佐便情不自禁地谈开了：“我和致佐老弟在北影虽是两个剧组，但风雨同舟，有40年的交情了……在开展文学活动方面，他啊，既活跃又有创造性：1982年全省青年创作会议、1984年有全国一百多位著名作家参加的‘城市改革题材创作座谈会’都在马鞍山召开，他是我强有力的助手，他有板有眼、有声有色的组织能力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好评。1985年夏天，在他的倡议下，省作协和马鞍山市作协，在泾川山庄联合举办了‘作家企业家座谈会’。这在全国是首创！……后来陈登科主席找他谈了两次，要调他到省作协担任副秘书长……”
曹致佐给我看了梁寿淦写给他的一封信：“……登科得知你调到上海作协后，闷闷不乐，一天没说话。傍晚散步时，走了很长一段路后，仰天长叹，安徽留不住人啊！”
曹致佐说，这封信他已保存27年。尽管信中的字字句句都牢记不忘，但他依然百看不厌。既感到温暖，又十分愧疚，辜负了陈登科对他的真心诚意。
我说，早就听闻你与陈登科交谊很深，而且还和其他几位前辈作家往来甚密。
他点点头，说：“是的，孙立真、黄光杰、曹玉模、吕宕、肖马、杨履方，都是我的文友、兄长、老师。他们对马鞍山的文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而我的成长与他们的帮助、教诲是密不可分的。其中，最早关心我、引领我、扶植我的是孙立真。他经常来车间看我。可以说，他是马鞍山市文联的元老，60年代的一大批作者，都是在他的帮助下得以成长的。”
曹致佐如是说，那么这些前辈又是怎样评价曹致佐的呢？
著名诗人、83岁的孙立真提到曹致佐十分感慨，他说：“小曹是钢城第一个以改革为题材，为改革者树碑立传的青年作家。他敢于斗争，向当时僵化的思想、保守的观念做斗争，勇于揭露社会的阴暗面……”
剧作家、电影《林则徐》编剧吕宕，在《病中闲话》这本书中，直抒胸臆：“感谢老友曹致佐为这本小集子付出的编选、整理、奔走、联络的辛劳，我从中深深感到了一种人间道义的温暖。”
杨履方夫人林老师告诉我：“老杨在北影突发脑出血，是肖马和小曹把他急送医院抢救，小曹在医院陪了整整三天三夜，眼睛熬红了，眼泡哭肿了。我对3个儿子说，曹叔叔和你爸爸是生死之交。”
杨履方的回忆引发了我的兴趣：“肖马常常说，他与小曹是莫逆之交。他俩常来常往，无话不谈。不过，他从来没有听到小曹在他面前议论过别人。我也有同感，从未听小曹讲过别人的坏话……”
黄光杰是马鞍山戏剧界元老，他在我采访时再三叮咛，一定要把这段话写进去：“致佐一走，我深感失落，他是我家的常客，没有他的光顾，我顿感茫然空虚。幸好，这位老弟人走情未了，逢年过节必定与我通话，年年如此。平生得一知己，足矣！”
曹玉模在1988年5月给曹致佐的信中写道：“致佐，你寄来的《作家与企业家报》专刊‘金秋情’我和老贾都看了，你真是一团火，点燃了老贾和我的热情并越烧越旺。我们已开始筹建‘安徽省作家与企业家联谊会’。”
曹致佐在《弦断情未了》这篇回忆文章中，追述了他与张弦不同寻常的关系：“1974年仲夏的一个下午，我正在文化局开会，偶尔发现有人在院子里朝创作室探头张望。此人头戴破草帽，身着破汗衫和米色旧短裤，脚穿打了几个补丁的解放鞋。是张弦！几年不见竟成了这个样子。当时没有人敢与他接触，我可不忌讳，赶紧跑出去，热情地伸出了手。张弦犹豫了一下把手缩了回去，我还是握住了他的手。他苦笑着说，这对你不好，我是牛鬼蛇神。我说，我也做过牛鬼蛇神。他说，你还是老脾气。我说，我们是老朋友了，好久没在一起谈谈了。他急忙推托，我是来汇报思想的……我心里不是滋味，约他晚上到我家来，他答应了。
“那晚他没有来，数月后的一个晚上，过了十点他来了。他说一直想来，就怕连累了我。来得晚，别人看不见。我振振有词地说，我才不怕呢，我接触你是为了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你，如果大家都怕接触你，怎么用毛泽东思想来教育你？说完，我俩相视而笑。久别重聚，一直谈到深夜两点。他告诉我他正在五七干校葛羊山劳动，什么活都干。张玲的身体不好，贫血，收入少，一人在南京拖着两个孩子够苦的。他一个月可以请两天假回南京……
“打这以后，张弦就经常来了。”
从上述的几个事例可以看出，曹致佐不但是青年作者的良朋诤友，也与老一辈作家建立了深厚情谊。
我告诉曹老师：“在采访中，我听到许多作者谈到了当年你在创作上给予他们关心和帮助的感人事例。”
他笑笑说：“能被人记住当然高兴。其实当时我非常苦恼。到了专职岗位，却不能一心一意搞创作了。想写，但比在工厂里的业余时间还要少。每天晚上，业余作者上门交流的应接不暇。我还是在意兴阑珊中带着兴奋。”
原来如此，想创作，却被牢牢铆在了分身乏术的专职岗位！
意识超前的独特视角
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曾被授予安徽省政府文学奖的马钢作家傅嘉（笔名）指出：“曹老师的创作有他的独特视角。他总会捕捉到那些并不稀罕，但别人却没注意到的现象，写虽普通却蕴含比较有意义的事与物。”
1985年3月14日，《马鞍山报》发表了曹致佐的散文《黄山石级》。当年的编辑陈光华至今记忆犹新：“读完来稿，我就决定要发。讴歌黄山奇峰怪石飞瀑云海的诗词美文不计其数，却没有人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供人踩踏登山的石级，并借此写景抒怀。曹致佐别开生面，有创意。”卜本林说：“我看过曹致佐不少作品，从未看到他写过散文。这是他的第一篇，一出手就与众不同！”过了一年，全国最具影响的杂志《散文》转载了这篇文章，唯一改动的是把题目改成《石级巍巍兮》。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25年后，百花文艺出版社在汇编“最受当代青年喜爱的精致小品”的《百味实况》一书时，把《石级巍巍兮》一文收集于书内。
文学期刊《人民文学》是全国领军刊物。该刊1986年第6期发表了曹致佐的短篇小说《魔力》，余亮在他的研究论文中做了如下的概括：“其内容讲一个穷小子依靠管理才能和效率意识当上了国企的经理，收获了高干女子的爱情。无疑，这是经济新贵与政治豪门的联姻。显而易见，在20世纪80年代他已经意识到资本的魔力，认为西方有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等写出了这个‘金钱的魔力’，但在中国还没有。那个年代，一夜之间应运而生的‘万元户’赢得了生存空间……曹致佐重温了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历史，通过两个人物的创造，写出了金钱的魔力，也体现出资本对他本人的魔力。须知，这是他25年前的认识啊！”
余亮博士另一段叙述也引起了我的注意：“1985年第6期《中外电影》发表了曹致佐的电影剧本《平静的激流》。这一作品回应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的主题，认为乔厂长式的疾风暴雨作风已经不管用了，他着重塑造厂长的文化艺术气质和处事技巧。典型细节是厂长出席工人舞会，优雅的交谊舞姿令工人羡慕，其对绘画艺术的欣赏和文化修养则让一些工人自惭形秽。其主要情感指向是提倡一种对知识型领导的风度、尊严的崇拜；而没有文化的工人，即使是劳动模范，如果不学习，不跟上时代的脚步，都会被时代抛弃……”
1986年4月9日《安徽日报》发表了《寄希望于明天》的评论文章，指出：“《平静的激流》写的是改革题材，但并不泛泛地表现改革中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而是选择一个较新的艺术角度，剖析和揭示处在改革潮流中人们的心理感情和理智认识交织产生的矛盾状态，从而反映出改革年代的生活……情节跌宕起伏，多侧面地展示了改革不仅仅是技术革命，更主要的是要变革那些旧的传统观念和已跟不上时代步伐的价值观念。”
曹致佐告诉我，其实这一剧本是根据尚未出版的长篇小说《用微笑迎接风暴》改编的。他于1984年夏季在驷马山招待所文学创作学习班上完成了初稿。
1989年，长篇小说《用微笑迎接风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文坛引起了强烈反响……
《人民文学》杂志原常务副主编崔道怡（曾担任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奖、儿童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宋庆龄文学奖、老舍文学奖评委）在1989年10月7日的《文艺报》上刊登了评论文章《执着于抒写改革的艺术耕耘》：“《用微笑迎接风暴》以细腻明快的笔触，直接又正面地描绘一座工厂实施改革的全景与过程。它所塑造的姜厂长，正是八十年代初期面对技术浪潮的冲击卓然挺立、从容创新的改革者形象。”
文艺评论家刘锡成（曾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党组书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所撰写的《改革者之歌》一文，被1990年5月号的《文论月刊》刊载。他说：“曹致佐的长篇小说《用微笑迎接风暴》，写作和出版于一些作家对于近距离、及时地捕捉风雷激荡的生活主旋律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了某些偏狭观点和心理障碍的今天，他的思考和追求表明他在艺术上就不是一个随波逐流，易于受人影响的作者。这是很值得称道的艺术性格。”
《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发表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生导师王宏图的文学评论《在微笑背后》：
改革伊始之际，文坛就涌现了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张浩的《沉重的翅膀》等一批反映改革历程的力作。随后人们又读到柯云路的《三千万》、水运宪的《祸起萧墙》等优秀作品。近年来，这类题材的作品失去了前些年的势头，滑入了低谷。此时，曹致佐的《用微笑迎接风暴》，以其新的内容和探索，为改革文学提供了诸多启示。
上海铜材厂厂长葛佳瑜在1990年第2期的《上海文论》上，以《微笑属于强者》为题，畅叙读后感想：“《用微笑迎接风暴》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改革者姜初民所走的一条改革路子，是我们闻所未闻，独辟蹊径地探索出来的一条路子。姜初民的改革是极其‘温和’的改革，是充满人情味的改革，是带上大量中国老百姓气息的改革，用主人翁的话来说，就是改革应遵循机械原理，尽可能减少摩擦力，他要求自己像一只球一样，滚动式地前进。”
以上几位的论述，有两个共同的观点：都欣赏曹致佐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超前意识，并赞赏他敢于探索的艺术个性。这不禁使我回想起对电影《青春似火》的一段评语：
《红雨》与《青春似火》是两部反映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青少年现实生活题材的故事片。……这两部影片的题材选择和主题立意都很好。他们多少试图摆脱那种“身穿红衣裳，站在高坡上，手拿红宝书，挥手指方向”，“阶级敌人来破坏，忆苦思甜解疙瘩”之类的农业题材和“斗倒走资派，揪出坏蛋来，生产放卫星，教育下一代”之类的工业题材的模式。在主题上也希望通过对人物的饱满刻画，广泛地开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塑造几个较为生动的艺术形象。同时，也尽可能地减少一些假话、大话、套话，添加一些较有情趣的新意，向观众展示70年代工厂、农村较为开阔的生活面。然而在“四人帮”严密控制的帮派文艺体系下，创作人员的这种努力是不可能取得多大成效的，影片依然密封在“三突出”的模式中，这使人不能不感到遗憾。（《北影四十年》，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
通过这段评语，可以非常清晰地了解到，在“文革”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年代，曹致佐还是有胆量突破当时的固有模式，多多少少想挣脱阶级斗争框框的束缚，这表明他既有超前的意识，又有夺路前行的勇气。这种艺术个性，始终贯穿在他的创作生涯之中。
在1989年10月召开的《用微笑迎接风暴》作品讨论会上，《文艺报》主编吴泰昌，既惋惜又感慨地说：“其实，曹致佐这部长篇，早在1984年就寄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压就压了6年。如果当时就出版，那反响肯定比现在要轰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赵水金立即当众解惑：“我看完来稿，非常激动，立即给曹致佐写了回信，‘我认为作品的题材与时代的脉搏扣得较紧，选择矛盾冲突的角度也较新；作品提出的改革策略对人们有启迪作用；你对作品所反映的钢铁厂的生活、人物、事件都是熟悉的，力图塑造的十一位性格各异的人物也初具形态，有的人物能给人留下较深印象，尤其可贵的是作品通篇洋溢着作者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未来的向往，反映了作者歌颂新时代、新生活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当我们进入编校工作，社会上有关改革的争论日甚一日，而且有许多改革者纷纷中箭落马；与此同时，社领导接到一封从马鞍山寄来的匿名信……这样，在改革处于低潮和曹致佐被抹黑的情况下，出版社形成两种意见，上还是不上？争来争去就被束之高阁了……”
《用微笑迎接风暴》是曹致佐的第一部长篇，一问世就显现了旺盛的生命力，但是，竟然被压了整整6个年头，其命运和《青出于蓝》《主轴》《青春似火》一样，顺而不畅，路途坎坷！
二次绽放的创作青春
陈登科的夫人、离休老干部梁寿淦在电话中说：“我家老头子最大的遗憾是未能留住致佐。我晚年最大的欣慰是，老头子没有看错人，致佐重情重义，他不管在国内国外，十几年来，每年春节初二，一定会来电话拜年。”
傅嘉动情地说：“曹老师为人的真挚使人易于接近他，一接触便可知道他是一个无须防范的可信的人。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长篇小说《唐城之雨》后，我第一位想赠送的就是曹老师。”
离休老干部、86岁高龄、原上海市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张军，一谈起曹致佐，如数家珍：
“曹致佐思想解放，对人对事有自己的见解。对领导、对老干部、对老同志、对同事，从来都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做事认真，不怕困难，肯用脑子。交代他的事情，不管大小，可以绝对放心，他一定会出色地完成任务。他有上海人的聪敏、能干，又有北方人的宽厚和豪爽，与人相处重义气、讲信用、有骨气。在创作上，小说、散文、剧本、评论都能驾驭。他写的作品最大的特点是以情动人，所写的每一篇文章都充满着激情！他虽已渐入晚境，人老心未老，在创作上重新焕发了青春。”
曹致佐1986年调入上海市作家协会，原想就此从事专业创作，但张军偏偏让他担任《作家与企业家报》负责人。虽事与愿违，曹致佐仅仅用两个月时间就打开了局面，而且在三年中组织作家采访编写并出版了6本报告文学集。他不仅是全国第一个提出为企业家立传的人，还撰写《作家的当代意识和企业家的心态》，从理论上阐明自己的观点。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赵启正为《历史正深情地凝视》作序，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徐俊西为《折不断的翅膀》作序；然后相继出版了《天涯何处无芳草》《永远的考试》。他遵照上海市市长朱镕基的指示带领作家为优秀教师立传，朱市长不仅给该书定名为《师颂》，并亲自作序；他还和市侨办合作，组编了《祖国，我爱你！》。那一阶段，尽管他担负着大量的组织工作，还是忙中偷闲，创作了12篇报告文学，其中的《第二次创业》，获得国务院经济发展中心颁发的优秀作品奖。
1990年市委宣传部同意成立“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巴金任会长，副会长是：王元化、于伶、柯灵、徐中玉、李小林、赵长天（兼秘书长）。曹致佐被任命为副秘书长后，一切筹备工作全都落在他的肩上，而他独当一面，白手起家，没有辜负领导和老作家对他的信任和期望。
退休后，他的创作竟会像炉火越烧越旺，这12年来，在报刊、杂志上相继发表了近百篇文章。他的游记写得有声有色，引人入胜；他的传记作品，着墨巴金、刘海粟、陈登科、吴强、钟望阳、吕宕、韩美林、白桦、贺捷生、杨雅琴……文采斐然，尽现大师风范。《北美世界日报》于2000年10月，连载了他的18万字的长篇纪实《乱世凶年人鬼情》，反响强烈，居然成了北美华侨茶前饭后说不完的话题。
2013年5月，文汇出版社出版了他的19万字的散文集《雷神之水》。
2013年6月30日的《新民晚报》，刊登89岁高龄的著名作家杨履方的评论文章：“他简练雅致的文笔，意蕴深刻的叙述，把点点滴滴的所见所闻交织成琳琅满目的多彩世界。写人写事，既不刻意小题大做，也没有引经据典的卖弄，更无写景写情的剪彩为花，刻纸为叶的矫揉造作，一切全凭触景生情，灵感气韵。可见，唯其用心感受，才能抒发真情实感。”
原《上海文学》编审张斤夫说：“写法国巴黎的散文不胜枚举，曹致佐能否不落俗套？我每看一篇眼睛一亮，他真机智，善于捕捉，从各个角度另辟蹊径，这全仗他过去大量阅读法国文学所酿成的文学底蕴。”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作家天地》编辑部主任孙颀在信中说：“与老曹相识于1982年，是他引荐我进入了市文联。之后在一起工作，又分别。再聚时，我把自己两部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寂寞爬行》《梦魇消遣》请他笑纳。他则把周游世界各地后写成的《雷神之水》馈赠于我。他在新作中，将自己的独特感受泄于笔尖，用真知灼见尽情倾诉对异域风情的赞赏，可谓站在全新的高度看人生，看世界。唯其眼界高远，方能写出高水准的作品。”
据了解，凡是读过《雷神之水》这本书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称赞这是一本上乘之作。友人朱安琪给他发短信：“年纪大了，看书少了。致佐送的书，不能不看，这原来仅仅是出于尊重和礼貌。结果看了几篇就被深深吸引了，文风俊逸，动人心魄，欲罢不能。”
马钢教委办公室主任孙自珍在邮件中说：“读了《雷神之水》，如同身临其境地见识了北美风情西欧城。细腻的描绘、风趣幽默的抒情、既平实又深刻的议论，读起来既引人入胜又引发共鸣。特别是作者在欣赏异域美景同时，不忘我们的民族特色……”
“同行的肯定给了我极大的鼓舞。读者就是上帝，能获得‘上帝’破颜一笑，无疑是莫大的褒奖。”这是曹致佐的真心话。
纵观曹致佐的笔墨生涯，他晚年的创作甚丰：22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北影，是殿堂，也是堡垒》已经完稿；潜心笃志所撰写的《大师剪影》已达25万字，日臻佳境。第二本散文集《天下独绝山水情》已近20万字，结集成书指日可待。
曹致佐先生为什么能老而弥坚、老而弥笃，对生活中稍纵即逝的小事，仍然目光敏锐，信手拈来皆成文章？杨履方的剖析颇有见地：“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他刻苦钻研古典诗文，大量阅读外国名著，这对提高文学素养、丰富审美情趣、开拓更宽广的视野，无疑大有裨益……”
马鞍山市文艺创作室主任、荣获国家文华奖的黄河说：“读曹老师的作品，一种赏心悦目之情油然而生。不论是散文还是传记文学，他都能把握好感性和理性、审美与见解、历史和地理、个性与共性等方面的关系，并将它们有机地融汇整合于一体。”
不积跬步，何以圆梦？！曹先生怀着理想，一路走来，他的成功，得益于多读、多写、多思、多走，得益于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扎实的文学根底。如今，他创作热情不减，仍然纵横诗笔，收获颇丰。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曹致佐先生调离马鞍山时写过的一篇短文《不要忘记这一代人》，大致是对这座城市留下他青春岁月的追忆，他骑着自行车特意穿行于马钢各厂矿并绕着雨山湖转了一圈，走走停停，恋恋不舍。他把青春献给了马钢，并参加过挖掘雨山湖的会战，留下了汗水和抹不去的记忆。那篇文章他是用心去写的，我能感受到纸背上的泪水，读后也禁不住热泪盈眶。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说过：“只有出自内心，才能深入内心。”
一个感性的人，一个经受钢花铁水洗礼而成长的真性情作家，这就是曹致佐先生，我永远的老师。
《诗城文学》2014年第2期
贾小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