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日》凝结着陈毅的真知灼见
这几天整理书橱，当拾掇到《红日》这本书时，自然想起了27年前的往事。
最早提出要创建“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的是吴强，提议我出任副秘书长负责筹组工作的也是他，也是他建议张军把我从马鞍山市文联调到上海作家协会，因此我有幸与他有较多的接触。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90年再版了《红日》。承蒙他抬爱，赠予我一本尚在飘散淡淡墨香的新书。对这最新一版的装帧，他非常满意。他说：“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吴强有一个习惯，称文学作品为‘东西’），我正担任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文化部部长……”
除了这一次，他还多次谈及《红日》曾经随着“左”派的兴风作浪而翻腾沉浮。现经回忆，钩沉辑佚，把他几次涉及《红日》的谈话集腋成裘，以飨读者。
大概在1951年3月出头，在上海去南京的火车上，吴强把《南征北战》的初稿交给陈毅。一听沈西蒙、沈默军、顾宝璋写了个军事题材的东西，陈毅精神一振，便问吴强能不能拍。吴强说：“真的拍成电影，你一定会高兴得又要拉着我们下围棋了。”陈毅大声说：“有你这句话，下棋输给你也行。现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刚成立，我这个既是司令员又是市长的人，就想看到解放后我们自己拍的电影。去南京还得好几个小时，我现在就看剧本。再说，‘三野’出了‘三个沈’，沈西蒙写的戏我看过；沈默军写的小说我读过；沈亚威作的曲子我唱过。这‘三沈’给咱们‘三野’争过光添过彩，现在两个‘沈’加一个‘顾’又要给华东军区长脸，爽！”
南京到了，陈毅撂给吴强一句话：“读完《南征北战》，我的心里啊，又是充满着战斗豪情。有什么意见和想法，等我想好了再约三位作者聊聊。”没多久，陈毅见到吴强，用拳轻轻捅了捅他的胸脯，说：“吴部长，拜托你一定要大力支持‘两沈一顾’把《南征北战》改好。特别要把那些概念化和简单化的情节改得符合人物在规定情境里的性格发展。我有些想法要和作者交流，有些矛盾冲突是不是可以加强？有些地方可以省些笔墨。”陈老总还叮嘱吴强带话给三位作者，“要多看看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经典著作，集思广益有益无害。磨刀不误砍柴工，还是要读一点文学名著。写文章、写戏、写电影都要深入浅出，雅俗共赏，构思要深思熟虑，要学古人那样反复推敲，不要拈来就写，要考虑成熟了再下笔。”陈毅又特别强调：“剧本中有些对话，请他们务必修改，就是不要提我陈毅的名字，也不要提陈司令、陈军长，统统改成部队通用的首长称呼，好不好？这件事，拜托你了！仗不是我陈毅一个人打的，我陈毅一个人能消灭敌人60万吗？显然是不能够。胜利归功于毛主席伟大的军事思想，归功于全体指战员。个人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总是有限的，我陈毅不能贪天之功据为己有！”
不久，应陈毅之约，吴强陪着沈默军、沈西蒙、顾宝璋去了陈毅的寓所。
陈毅和他们喝了几杯后，说：“当了上海市市长后，张茜劝我不要吸烟喝酒。烟可以不吸，至于酒……”
张茜插话：“你今天不是又喝上了？”
“有客上门嘛！”陈毅说，“今儿我是请剧作家来家相聚。‘主不吃，客不饮’不是由来已久的待客之道吗？沈默军、沈西蒙、顾宝璋写了一个好剧本，张茜你抽空也看看……这个剧本写得有特色，可以拍。”他转身对着几位客人说：“几个情节我并不满意。你们为什么把解放军写得那样完美无缺？你们在新四军、解放军里工作了多少年？我们部队都是天将神兵？”
沈默军、沈西蒙、顾宝璋理解陈毅的意思，但他们3个人面面相觑，都尴尬地一笑。对这一笑，吴强深知有着他们的难言之隐。
前不久，《人民日报》发动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弄得搞文艺创作的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过了没多久，一波未平又起一波，文艺界开展了端正文艺思想的整风运动。在这种情况下，搞文艺创作的人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
陈毅并不知道对《武训传》声势浩大的批判，已使文艺界产生了惶恐心理，做事瞻前顾后。他直陈己见：“我有一个建议，是不是可以加一个人物？是我们解放军的团长或者是营长都可以。在我军战略转移大踏步后退时，他有情绪，丧失了斗志，临阵逃脱还叛变投敌。最后我军发动大反攻，势如破竹，那个可耻的逃兵又成了我们的战俘，并受到了军法的处置。”
听了陈老总这番话，他们不但惊诧万分，还不由得对陈毅刮目相看。如果不是深谙文艺创作的艺术规律，怎么会有这番独具匠心的以人物来开掘主题的设想！陈老总对剧本的奇思妙想，见解高远，用情至深，韵味无穷。陈老总在文艺构思上潜藏的智慧、气魄和胆识令他们折服！但是，上面对文艺创作已经要求另有一套衡量的标准，这不由得令他们感慨、叹息。
吴强忍不住说：“陈老总，在残酷、艰苦的战争过程中，火线上难免有逃兵，写一个开小差的，当然可以。不过，除非您是文化部门的掌门人，《南征北战》才能在您的呵护下，羽翼全丰！”
陈毅盯视着吴强问：“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吴强吞吞吐吐地说：“如果这样写，我是怕剧本送到北京，电影指导委员会很有可能横挑鼻子竖挑眼。”
陈毅挥了挥手说：“不会。电影指导委员会由江青分管，她是懂艺术的嘛。”他顿了顿，话锋一转说：“我不懂艺术，但爱艺术。看了你们的剧本，我非常高兴。还希望能有更多有分量的大部头作品问世。”
沈默军喜滋滋地说：“我看快了。如果写成，《南征北战》与其相比，是小巫见大巫。”
“什么？！”陈毅惊讶地睁大眼睛催问，“真的吗？！快说，是谁，写了什么？”
顾宝璋说：“此人啊，近在眼前。”
陈毅呵呵笑着打趣：“除了你们3个，那还有谁？！”
沈默军说：“陈司令，吴强正在酝酿一部长篇小说。他以1947年山东战场的涟水、莱芜、孟良崮三个连贯的战役为中心，讲述华东野战军与国民党的王牌军74师之间展开的大规模战役的故事。故事提纲我看过，书名叫《最高峰》（后改为《红日》）。”
陈毅又惊又喜，转身对着吴强大声说：“你这小子，不声不响，勇攀高峰，好呀！什么时候能写出来？”
吴强正要回答，沈西蒙已抢着回答：“吴强给我讲过构思。我觉得，吴强是想用艺术形式来表现重大的战役。”
陈毅开怀大笑，拍了拍吴强的肩膀，说：“写完了，能不能让我先睹为快？”
吴强点点头，说：“还早呢。如果写成，你不说我也会登门候教。否则，又要挨你的熊。”
“熊你，我什么时候熊了你？”
“上海刚解放不久，6月里的一天上午，十兵团的团以上干部三百多人，从驻地苏州来到上海，齐集在国际饭店18楼的大厅里，听你做南征福建消灭蒋军残余的动员报告。在休息室里，我见到你就喊了声陈市长。你对我开玩笑说，你们是野战军，我不是你们的市长。接着你对我说，你这个文化人，到时候了，该动动笔杆子了。我说，已经写了几万字，是关于淮海战役的战地报告。你说，华东、全国各地的战场上那么多可歌可泣的事情，你们这些人，不写些像样的作品出来，脸不红吗，不挨人家骂吗？”
陈毅想了想，说：“嗯，有这回事。这是激励，怎么是熊你？”
吴强答道：“打是亲，骂是爱。为了脸不红，不挨人家骂。1947年11月，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南征福建，我随团进驻厦门。就在那段时日，我萌生了把从涟水战役到让张灵甫折戟的孟良崮战役写成长篇小说的想法，就在稿纸上比画，有几个人物在我的脑子里晃来晃去。刚才你要他们在剧本中设计一个逃兵，对我有启发。有一个人物，是连长石东根，打了胜仗喝醉酒，骑上马发了酒疯。这本书还在构思中，《武训传》被批判后，我就有了思想顾虑，要不要写呢？我正在犹豫，现在听了你提出可以写一个逃兵的建议，对我有启发，我得重彩浓墨地把石东根这个人物写好。”
《红日》的喷薄而出是在1957年7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被列为解放军文艺丛书。《红日》写了战争，也写了战争中的人物命运，出版后立刻轰动文坛，堪称新中国军事文学创作另辟一径的重要里程碑。其成就突出，人物荟萃，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血肉丰满的艺术典型。在我军将士的英雄群像中，除了军长沈振新和副军长梁波是两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外，《吐丝口》一章的连长石东根也被刻画得有声有色：在欢庆会餐时酒喝多了，高兴之余，穿上缴获敌军的将官服，骑上烈马到处奔驰……
1961年夏天，吴强去北京开会。一天，徐平羽（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局局长）告诉他，陈老总来电话，约他俩去他家谈谈。刚一进门，陈老总就对吴强说：“你的《红日》我看了，没全看完，只看了《吐丝口》那几章，很好。”
吴强说：“你说很好？正是那几章，有人有意见！”
陈毅不以为然地说：“还有什么作品，没人有意见的？”
徐平羽插话：“有人说，那个石东根，是解放军连长，不但喝醉了酒，竟然还穿上敌人的军装，骑上高头大马撒野，是一个‘中间人物’，应该批判。”
陈毅用肯定的语气说：“我还就认为那个连长写得好。”说着转身去了厨房。
那时，文艺界正在批判“中间人物论”。吴强对徐平羽说：“陈毅这两句话，带给我的，是多大的热力啊！”
徐平羽说：“现在这种时候，敢于称赞石东根写得好的，只有我们这位陈老总。”
陈毅一边叫嚷着“张茜烧了拿手好菜回锅肉，等会儿你们尝尝看”，一边走到吴强跟前：“我可要对你说，在改编电影时，不要写我。杜鹏程写了彭德怀，彭德怀犯了错误，杜鹏程跟着倒霉！你们写我，危险！我可不能为了不叫你们倒霉而不犯错误。”
1962年8月，电影《红日》的编剧瞿白音告诉吴强，《红日》电影拍好了，有争论，问题出在连长石东根和国民党74师师长张灵甫的形象上。最后由陈老总拍板通过。陈老总说：“拍一部电影不容易，就这样！放吧！”
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中将带了前线话剧团的演员到上影厂看影片，看完后长时间鼓掌。
1962年2月16日至3月8日，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都在广州召开。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聂荣臻副总理亲自主持并做重要报告。陈毅在讲话中说：“我把我讲话的大体意思跟周总理讲了一下，他赞成我这个讲话，说你们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给你们行‘脱帽礼’。（笑声）应该肯定，我们的科学队伍、文艺队伍是人民的知识分子，这样工作就好做。我是个下棋的，我说这样下，这盘棋就活了。如果还要说他们全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棋就下死了。”
巴金（左）、吴强（中）、张光年（右）
那时，在对待知识分子上“左”的倾向严重，知识分子被戴上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被贬为要接受无产阶级改造的对象。陈毅这番由衷的表白，使知识分子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自然博得暴风雨般的掌声。会后，陈毅的“脱帽礼”在全国引发了热烈的反响。广大知识分子深受鼓舞，在各条战线上跃跃欲试。但是，上海市委却对“广州会议”阳奉阴违，虽然接到通知，但并不派正式代表与会，还规定去列席会议的人回沪不准传达会议内容。
同年7月，陈毅来上海，下榻兴国宾馆。陈毅打电话给吴强，吴强即刻前往。他们相聚后就纹枰对弈，下了几局后吃晚饭。饭后，吴强提出，想请老市长给上海文艺界做个报告。陈毅答道：“我这一次来上海是休息几天，不做报告了。有人说，我做的报告，都是右派言论。”
吴强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轻轻地摇摇头。
陈毅问：“你说，那不是右派言论？”
吴强毫不含糊地说：“我不认为是右派言论。”
陈毅佯笑着说：“你不认为，就不是了吗？”
望着陈毅深沉的脸色，吴强有一种感觉，一向豁达开朗的陈老总，他的内心似乎充满着不满和矛盾……
1965年5月，正在太仓搞“四清”运动的吴强接到通知，要他立即返回上海。市委副书记张春桥见他来了，开门见山地说：“江青对《红日》电影有意见，决定重写电影文学剧本，重拍影片。江青的意见有两点：一个是石东根醉酒纵马，丑化了英雄人物；一个是张灵甫被美化了。”吴强听了虽然没有表态，心里却在嘀咕，这是陈老总点头拍板的呀！难道江青可以否定这部陈老总肯定了的、已经公开放映了好几年的影片吗？
过了3个月，陈毅来上海，在友谊电影院做形势报告。吴强去后台看望他，对他说，想请他定个时间，有问题同他谈谈。陈毅问要谈什么，吴强说是关于修改电影《红日》的问题。陈毅问为什么要修改，吴强回答：“有人有意见。”陈毅加重语气反问：“说有人有意见就要修改？我不谈。”
听陈毅的口气是不同意修改，吴强就此对修改一事采取了消极的态度，拖！
拖了一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红日》的小说和电影都成了“毒草”，“大毒草”升级为“特大毒草”。在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会上，吴强并没有屈服于嚣张的“批倒批臭”的压力，自始至终坚持他创作《红日》的严正立场。
对吴强不畏强暴的钢筋铁骨，张春桥大发雷霆，扬言：“吴强再不老实，就把他扔进黄浦江。”
在陈毅重病的时候，吴强的老战友陈模去北京301医院探望老首长。尽管陈毅讲话已不连贯，但还是断断续续地问：“知不知道吴强怎么样？”吴强在他撰写的《元帅谈创作》一文中写道：“敬爱的老总、市长！当我看到陈模同志在怀念你的文章中写的这句话的时候，我感激首长无限深情的泪水，能不涔涔而下。”
陈模在新四军中被誉为“万马军中奇女子”。她和张茜是战友，情同姐妹。那时，张茜在文工团当演员，能歌善舞，人长得很漂亮。陈毅托陈模转交了写给张茜的第一封情书。
粉碎“四人帮”后，吴强重见天日，但影片《红日》却被上海电影局清查小组将石东根醉酒纵马的戏做了删剪。这是吴强小说中刻画人物的匠心独运，也是电影中凸显人物性格的精彩情节，这是曾经获得陈毅同志赞扬并首肯的神来之笔啊！
吴强责问导演汤晓丹：“当年陈老总都没说要剪的戏，现在都熬出头了，为什么还看不得石东根打胜仗高兴一下？醉酒纵马那段戏怎么忍心剪掉的？”
汤晓丹叹了口气说：“我知道要剪片子，就没参加讨论，眼不见，心不疼，你也当没有那回事算了。”
这成了最让吴强萦心的遗憾。他在各种场合，一谈起电影《红日》就耿耿于怀，埋怨不该把石东根醉酒纵马的一段戏删掉。谁能想到，1987年8月以后，每次谈到电影《红日》，他就笑，笑得眉飞色舞，笑得前仰后合。吴强何以心情大变？因为他连着三次去电影院看了《红日》。他说，百看不厌！
因为在中影公司举办的《军旗颂》的电影展中，所放映的《红日》，还是1962年陈老总点头拍板的那个版本。
吴强曾经难抑心中的激动，深有所感地说：“小曹，现在我不讲你也该明白了，《红日》凝结着陈毅元帅的真知灼见。对这位文武双全的儒将、老领导，我无时无刻不在怀念他，感激之情是言说不尽的。”
回忆往事，心潮难平。文学巨制《红日》，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对《红日》背后的逸闻趣事知之甚少，现付诸文字，也许足供后世低回吟味。
吴强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