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谷鸟叫了》 记杨履方的起伏人生
记杨履方的起伏人生
又过了几天，吃完晚饭后大家聚在一起聊天。正谈在兴头上，杨履方突然出现了反常的情况，上睑抬起，眼球上蹿，喉部痉挛，口吐白沫，还发出叫声。我吓呆了。肖马有经验，说这是癫痫病发作，并迅速把牙刷柄塞进他嘴里。我不理解此举何意。肖马说是为了防止他咬断舌头。幸好预防在先，杨履方不但咬断了牙刷柄，还咬断了一颗牙齿。
大家决定立即送医院抢救。肖马情急之中想到好友版画家莫测，他的夫人张医生在“工农兵医院”（即同仁医院，在“文化大革命”中改名）任神经内科主任。他便提出送“工农兵医院”，闻讯赶到的周啸邦立即联系小车队派来两辆北京吉普。这样，我们兵分两路，我们几个把杨履方抬上车后朝崇文大街急驰，肖马则赶往莫测的家。
正在抢救之际，肖马、莫测陪着张医生赶到。我们都万分焦急地等待着。约莫过了半小时，张医生神色凝重地走出抢救室，悄声告诉我们：“骨髓里有血，是脑出血。”
我们悚若木鸡，不由倒抽一口冷气。
张医生随即用从容的口气说：“幸亏发病时有人看到，又及时送医院。”她转身对莫测说：“你先回家吧。今晚我要临床治疗。”
第二天，北影火速报告马鞍山市委。文化局局长王平和杨履方的夫人林雅萍火速赶到北京，北影派车直接把他们从火车站送到医院。杨履方还处在昏迷中。
当天深夜，一声声凄惨的哭声打破了招待所的宁静。林雅萍老师的号啕大哭，哭得我们心都碎了。她在为老杨的安危担心啊！……
次日一早，我刚起床，林老师把我叫到老杨的房间，指着床头上面的一幅画，埋怨说：“小曹，老杨怎么把狐狸精贴在墙上，这能不倒霉吗？”说完，她掀下那幅画，一边撕着，一边对我说：“小曹，你知道吗，狐狸精会迷男人，阴魂不散，赶快撕掉，不撕要惹一身的祸！”当她听闻还有一幅，也赶紧找出来撕得粉碎。
林老师的举动惊动了我们这一批人。有人确实赶紧效仿林老师驱魔避灾，也有人不为所动。
林雅萍是马鞍山市第六中学的教师。她来去医院全由我陪伴。当她独自在招待所时，生活上的事，我能帮上手的也由我侍候。杨履方连续几天一直处于昏迷之中，病情究竟会怎样发展不得而知。林雅萍既劳累又万分焦虑，一回到房间就软瘫在床上，在静思默想中常常伤心地掉泪、抽泣，有时不但哭出声，还恸哭不止。她虽然知道杨履方已无生命之危，但她最怕的是万一留下后遗症——全身瘫痪，这也是大家最担心的。
已经第六天了，杨履方还处于昏睡之中。林雅萍已经急得近于崩溃，她不断地问我：“小曹，老杨还能醒过来吗？”我不怎么会安慰人，更不会说宽慰的话。正当我不知道用什么合适的话来让她消愁排难时，却冒出了一句：“老杨福大命大，一定会逢凶化吉。”
林雅萍苦笑着说：“但愿如此，现在只得听天由命了。”她似乎在控制自己焦急不安的情绪，止住了哭泣。我见她闭目养神，渐入安然状态，便蹑手蹑脚地退出房间。刚到门口，林雅萍发出一声长叹：“唉，命大福大，有谁知道杨履方命中是祸多还是福多啊？！”她睁开眼睛，见我准备离去，就说：“小曹，你先别走，我心里堵得慌。”
我知道在这种时候，对情绪低落的人来说，不妨让她任意倾吐心曲。我在椅子上坐下竖起了耳朵。
林雅萍并没有马上开腔，她又在默默流泪了。才擦拭完满脸的泪水，她轻轻地叹息道：“小曹，老杨这几年，心中苦呀！”她自思自忖了半晌，又微微摇了头，说：“他心中有一个结，虽然没有对我明言，我知道这个结一直如鲠在喉。做了这么多年的夫妻，我能不知道他在想啥怨啥？不过我从来不点破他难言的心痛。我是从金陵女大毕业的，老师在教学中，早就潜移默化地给我们灌输了一种理念，妇道之家，不仅要侍候好丈夫，还要善解人意，要在不露形迹的贤惠中为丈夫排忧解难。所以我在老杨处于人生低谷的时候，尽可能创造一种家庭和睦的气氛，决不说令他愁上添愁的细言碎语。”
究竟是什么心结让老杨苦不堪言？我急于知道个中原委，但不便催问，想了想说：“自从认识老杨以来，我从没发现他有过一丝一毫的郁郁寡欢。他虽然不像肖马乐观潇洒，但动不动的幽默风趣，让人忍俊不禁。”
林雅萍点点头，说：“他是一个自持力极强的人。当批判《布谷鸟又叫了》那一阵风过来时，他并没有被戳心戳肺。其实那场批判虽然算不上狂风暴雨，但也不亚于大风大浪。他顶过来了。自从被南京军区扫地出门，他陷入了极度的失望和懊恼，喝酒越喝越多，我就看出他的心里已经打了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我只知道杨履方是从南京军区转业到地方，从未听闻他是被“扫地出门”！听林雅萍的口气，尚有外人不知的隐情。
林雅萍再次开口就一发而不可收：
说来话长，你是老杨的好朋友，说给你听听也无妨。有一天，杨履方下班回家，像通常一样吃晚饭时要小酌几杯。等到要收拾桌子时我发现他那天有点反常，不言不语，闷头一连喝了十几杯。那模样与平时大相径庭。我正要问个究竟，他慢慢从胸袋里掏出一张纸给了我。打开一看，是一张转账支票，数额是5000元！这是什么钱，稿费？比电影《布谷鸟又叫了》的稿费还多1200元！我还没有问出口，老杨又灌了一杯酒。面对这笔飞来横财，却不见他有一丝兴高采烈，居然是一醉方休的潦倒颓废。我诧异地问他，发生了什么事，这笔数额如此之多的钱是何来路？他苦笑着说：你要好好保管啰，我们两口子和两个孩子以后就得靠这笔钱来维持生计。我被他搅糊涂了，弄不明白他干吗要说得如此悲怆？也许酒喝多了讲胡话，也许他讲的是真话。我虽然急于知道这葫芦里装着什么药，但不催不问。等了老半天，老杨郁闷地抛出一句：“转业费。”
我一时没有明白过来：“转业？转什么业？”
他沮丧地用手指指军帽和军服，我这才看清帽徽、领章和肩章都没有了。
“卸下了，为什么要卸下来？”
杨履方用眼睛瞪着我，没好气地说：“你问我为什么，我该去问谁？问谁？！”说完，把支票朝桌上一扔，噔噔噔地走进卧房，啪的一声关上了门。
他可从来没有发过如此之大的火呀。倘若不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怎么会怒发冲冠？！我顿时意识到他所说的“转业”一定是大祸临头。怎么会发生这一意想不到的变故呢？我何尝不想问清缘由，急步走到房门口却欲进而止。我提醒自己，越是在他心乱如麻的时刻，做女人的切不可不依不饶地纠缠不休，与其想打破砂锅问到底，不如息事宁人，静观其变。
我就站在门外，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还是克制着耐心地静候着。不知等了多长时间，门开了，老杨一见我哀怨如泣地站在那儿，一怔，然后一迭声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太冲动了，太冲动了。”他拉着我进屋，等到两人面对面坐好，他沮丧地说：“雅萍，从今天开始，我就离开部队了，再也不会进南京军区的大院了。”
我明明知道他是郑重其事地讲了这番话，还是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说：“老杨，什么玩笑都可以开，你怎么偏偏要拉凑上这种倒霉晦气的事呢？”他的脸阴沉得可怕，用苦不堪言的语调说：“事到如此，我还哪有心思开玩笑？我，我……”他突然恨声不绝地说：“这种倒霉晦气的事偏偏让我碰上了，说得好听是转业，其实是被扒光了衣服赶了出来，是扫地出门！”杨履方又情绪失控，在房内急骤地来回踱步，转了一圈又一圈，猛然之间，他拿起茶杯，朝地上砸去。茶杯被砸得粉碎，我的心也碎了，赶紧强忍泪水抱着杨履方，央求着说：“老杨，别发火别发火，天塌下来我们能顶住，一定能顶住的。”我异常清晰地感觉到他的心在剧烈地跳动着，越跳越快，而他的手却冰冷冰冷。我又劝又哄地让他和衣躺在床上，便赶紧拿来扫帚把碎成一地的碎瓷打扫干净。正当一切拾掇停当，老杨端坐起来，说：“雅萍，我们好好谈谈吧。”我顺从地坐在床沿边，他捏着我的手，我感觉到他剧烈的心跳已渐趋平缓。他说：“这事该怎么说呢，祸起萧墙，还是《布谷鸟又叫了》埋下的祸根。批‘第四种剧本’时我虽然被批得臭不可闻，毕竟已是陈年往事，没想到，‘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的前夕，江青已经把一批电影定下了死罪。老鹰捉小鸡，我也难逃厄运。”
我惊呆了，惊得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文化大革命”前夕，江青最先向电影界发难。1966年5月，她在《关于电影问题的谈话》中一口气点评了数十部影片。她说，她在全军创作会议中看了68部电影，其中好的有7部：《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战斗里成长》《上甘岭》《地道战》《分水岭》《海鹰》。其余影片都有问题，有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有的宣传错误路线，有的为反革命分子翻案，有的丑化军队老干部，有的写男女关系、爱情，有的写“中间人物”。被江青点名批评的影片有：《狼牙山五壮士》《独立大队》《铁道游击队》《战火中的青春》《黑山阻击战》《碧海丹心》《林海雪原》《五更寒》《英雄虎胆》《红日》《战上海》《两个巡逻兵》《岸边激浪》《哥俩好》《列兵邓志高》《长空比翼》《三年早知道》《布谷鸟又叫了》《青山恋》《花好月圆》《我们村里的年青人》《五朵金花》《星星之火》《革命家庭》《聂耳》《地下航线》《烈火中永生》《女飞行员》《万水千山》《柳堡的故事》《前方来信》《农奴》《带兵的人》《雷锋》《水手长的故事》《大李、小李和老李》《赤峰号》《冰山上的来客》《野火春风斗古城》《51号兵站》《今天我休息》《碧空雄师》《三个战友》《红河激浪》《怒潮》《人民的巨掌》《女篮5号》《红霞》《生活的浪花》《抓壮丁》《兵临城下》《阿诗玛》《逆风千里》《青春的脚步》等。
讲到这里，林雅萍示意我去把门窗关紧，然后压低嗓音说：“江青在这次讲话时，还不过是中宣部的一个文艺处长，口气之大，令人震惊。她已经完全凌驾于中宣部和中央书记处之上。她凭什么要把建国后拍的那么多的电影都判定为‘毒草’？如今大家才如梦初醒，她是文艺革命的旗手啊！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南京军区就是以《布谷鸟又叫了》是‘大毒草’的罪名勒令杨履方退伍，陶玉玲因主演《柳堡的故事》也被脱下了军装。这还不算，老杨的行政11级也被撤掉，以3级技工转业到地方，工资从每月107元降成35元。”
我大为惊愕，原以为杨履方是正常的转业，是部队对地方工作的支持，压根儿没有想到他是被“扫地出门”。怪不得杨履方会说：“我是被扒得精光赶出了南京军区。”我唏嘘不已，连声说：“简直难以置信，这不是斩尽杀绝吗？！”
林雅萍说：“那帮子人，心狠手辣，要杨履方从哪儿来回哪儿去。这不是把杨履方往绝路上逼吗？他1949年毕业于上海戏剧专科学校，同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任苏南军区文工团编剧、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解放军艺术剧院编剧、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编剧。他长期在部队工作，他们要让他回哪儿去呀？！这不是往死里整吗？！”
讲到这里，林雅萍极其伤心地垂下了头，房间顿时被一片静默所笼罩。尽管她没有再说片言只语，我却从她欲言而止的表情中，看出了她极度的怨恨、失望、愤怒与诉不尽的苦楚。
我不无感慨地说：“与老杨相处了这么久，从来没有听他说过这段苦难。在省里，鲁彦周、江流都尊称他为老夫子，说他有长者风度。”
“他啊，对于自己的磨难，从来就深埋在肚子里。有些事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就说他交给我支票的第二天，借口去军区办理交接手续要外出两天。后来才知道他是去了扬州。南京军区创作组的同事刘川，就是创作《第二个春天》的编剧，他是老杨的莫逆之交。他虽然同情老杨的遭遇，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杨卷铺盖走人。一想到杨履方今后就像无岸可靠的一叶孤舟，他心急如焚。情急之中，他想起扬州歌舞团团长曾经请他帮忙物色一名编剧。于是刘川赶紧打长途电话与对方联系。一听是全国有名的编剧杨履方，那位团长求之不得，一口答应说愿意接纳。刘川自告奋勇地陪同杨履方前往面谈。到了扬州歌舞团，那位团长把杨履方敬若上宾，一切很快就谈妥说停。第二天去民政局办理复员手续，没想到不能办理。文件规定，从哪里参军就必须回哪里复员，任何地区不得办理异地复员。这真是高兴而来，败兴而回。让人犯难的是，杨履方14岁从四川老家考进上海戏剧专科学校，一毕业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他回原地办理，上哪儿都名不正言不顺。这不是把他逼到走投无路的绝境吗？”
“正当他一筹莫展之际，好友漠雁（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导演）把他推荐给了马鞍山市文化局局长王平。这位局长才‘解放’不久，刚上任。听了杨履方的情况，二话没说就明确表态：‘对杨履方我久闻大名，我们省里像这样的大作家实在是太少太少了。以前想请都请不来，如果他肯屈尊降贵，我们真是求之不得。漠雁，你代我向他致意。马鞍山文化局这个小庙，盼望他来增光添彩。至于怎么安排，管他复员不复员，我也是穿着军装渡江进了南京城。从参加革命、入党以来，在各次运动中我被打得遍体鳞伤，“打AB团”我被关了三个月，整风啊反右倾啦，我挨了一次又一次的整。“文化大革命”中又成了“革命”的对象。我的军装曾经染过我滚烫的热血，现在谁会念及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讲这些无非是要杨履方豁达一些。你可以对他说，我们可以按三级工把他招进文化局。半年后升五级工，我有这个权，我说话算数。’”
“小曹，真是天无绝人之路。王局长是个好人，杨履方就像离乱失群的孤雁，没有经过几天的漂泊就有了栖身之地。这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我一边听着，心情越来越激动，自己的心好像被什么掀动似的。王平与杨履方素昧平生，竟然能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不胜感慨地说：“王局长这种肝胆相照的侠义心肠，令人感佩。”
林雅萍点点头，说：“杨履方一到文化局就下生活，深入马钢的轧钢厂。8个月后创作了大型四幕话剧《钢铁尖兵》。第一次彩排完毕，杨履方前脚进门，王平后脚跟进，还带来一瓶太白酒、一斤花生米、一包猪头肉，进门就嚷嚷：‘老杨，你这一炮打响，给文化局局长脸，一直等米下锅的话剧团也成了有米之炊，我打心眼儿里高兴。今晚，咱哥儿俩，不喝个人仰马翻算不上尽兴。’他俩又喝又扯，嬉笑怒骂指东道西，喝完了，似醉非醉地久久拥抱在一起，为相知相惜感慨不已。大前天下午在南京上了第13次列车，他自始至终坐卧不安，几乎一夜没合眼，看他急得神不守舍，我被深深地感动了。王平局长真是有情有义。他昨天还对我说，他坚信老杨一定能够逃过这一劫，一定会逢凶化吉。”
杨履方与林雅萍
第七天，在大家的万分焦急中，杨履方终于苏醒了过来。张医生事后告诉我们，当杨履方有了知觉后，也是她最紧张的时候，她的安眠治疗是否奏效，顿时会见分晓。看着杨履方渐渐睁开眼睛，她不言不语，亲切地直视着他。杨履方眯着眼睛讷讷地问：“我怎么睡在这里？”张医生打趣说：“谁叫你二锅头喝多了。”杨履方困惑地说：“我什么时候喝的，我怎么记不起来了？”“那你记不记得你住在什么地方？”“北影招待所。”“你住在那儿干什么？”“写电影剧本。”“你一个人写？”“不，是和小曹、肖马合作。”问到这里，张医生悬着的心总算落下了。杨履方大病无恙，逃过一劫，真是万幸啊！
2008年杨履方和林雅萍来上海旅游，我们相聚时谈到那场大病，他说：“去年体检，我脑子做了核磁共振，结果没有发现过去留下的病灶。医生说，全都被吸收了。”我说：“你是命大，你创作的京剧《千秋叶》在全国戏剧会演中还得了奖。八十高龄，身体还硬朗。”杨履方笑笑说：“是她照顾得好，她样样都好，就是不该把韩美林那两幅画撕掉。如果留到现在，那就是墨宝啊！”我没有回答，心中暗暗叫苦。我虽没有效法林老师，却因疏懒，未能珍惜保存而酿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