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书相赠寄深情 记巴金、吴强、陈登科、肖马的一次畅谈
记巴金、吴强、陈登科、肖马的一次畅谈
春节刚过，陈登科和肖马（原名严敦勋，作家严歌苓之父）在吴强的陪同下来到武康路113号。陈登科一见已在院子里等候的巴金，快步向前，抱拳作揖：“巴老，今天是初九，给你拜晚年了。”巴金紧紧握住陈登科的手，陈登科又把巴金的双手握在自己的手里好一阵。他们来到客厅刚坐定，巴金便问：“前一阵子你去北京了吗？”陈登科不由一愣：“去北京？！没有呀。”巴老笑笑说：“上海在传说，有人找你去谈话了，你写了检讨。”
吴强在旁补充道：“上海的谣言很多，说赵丹被点了名，有人哭了一场。你也写了检讨。”
陈登科气恼地说：“我是参加审判‘四人帮’旁听的880名代表之一。他们的犯罪事实使我得出一个结论，这些所谓的政治家，心灵实在太肮脏，要说心灵干净，看来还是作家。在一次座谈会上，我讲了‘政治家没良心，作家有良心’，其实，我是有所指的，并不是泛指，就好比作家中也有出卖灵魂的一样。也许是我口齿不清，有些人没有听明白，传话失真；或者是居心叵测，想把水搅浑。韩美林（画家、雕塑家）去年底从北京回来，说柯岩（诗人，贺敬之夫人）要他转告我，今后在公开场合，不要再乱放炮。白桦（原名陈佑华，作家，与叶楠是孪生兄弟）也不断转达北京一些朋友们的劝告，叮嘱我不要多讲话，言多必失。今年1月28日，韩瀚（诗人）来信说，‘李凖（电影剧作家，曾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告诉我，陈荒煤（作家、文艺评论家，曾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23日在电影理论工作会议上讲了一天的话，点到你的名。说你讲政治家没有良心的事……’你们看看，我就说了这么一句话，那几个‘气象专家’又想抓我的辫子。我想，与其让陈荒煤到处去讲，还不如我自己讲。我就动笔给中共中央宣传部3位副部长写了一封信：
周扬、守一、敬之：
最近，北京的同志转告了荒煤同志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提到了我去年11月在《当代》编辑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我当时是讲过：政治家没有良心，有良心的还是作家。事后一想，觉得这句话有语病，但我的发言中心是指林彪、‘四人帮’和他们豢养的那批政客，这表示了我对林彪、江青之类的憎恨。当时我很激动。正因为心情激动，讲这段话时未加注脚，于是被有些人引用为指所有的政治家。我这个人一向有点信口开河，讲了也就忘了，更没有去更正，想不到这句话现在已传播得如此广泛。据传说涉及我的种种传闻还不止这一件，真真假假，以讹传讹，断章取义，添油加醋，越传越面目全非了……
“信寄出去一个星期后，我和那沙（安徽文联副主席，剧作家）去看望顾卓新同志（安徽省委书记）。他很热情，首先肯定我们的工作，再肯定安徽文艺界是听党的话的。他最后对我说：‘周扬把你的信转给我了，说一两句错话，过去就过去了，今后讲话注意一点，对这件事思想上不要有疙瘩，要心情舒畅地去写东西。’他这么一说，还有什么疙瘩不能解开呢？”
巴金很关怀地对他说：“今后讲话要注意，现在形势好了，还是有人会抓住一句两句大做文章。”
陈登科说：“他想抓你，再注意也没有用。一篇文章或一次讲话，给你斩头去尾，挑出一两句，谁都可以挑出毛病。”
吴强不满地说：“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混淆黑白。我在短篇小说《灵魂的搏斗》中，鞭挞了一个向‘四人帮’出卖灵魂的老干部。好家伙，有人就说是影射了某某人，那位老兄气得骂娘。眼下一提作品要讲‘社会效果’，他们又成了‘红色’猎人，逮住你的个别失误或一两句错话，无限上纲。”
陈登科接口道：“大同讲到了要害，我在信的结尾这样写道，‘但令我心痛的是，迄今为止，以小报告邀功，以损人利己为职业者还大有人在，虽然我坚决相信中央领导同志能鉴别真伪，但难免令人心烦，干扰安定团结大概就是这些所谓职业政治家不可救药的本性吧！’”
肖马说：“老陈这封信寄出前给我看过，我既激动又愤怒。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陈登科说：“巴老，上次吴强和我来看你，是1979年10月14日。当时，我感到天下从此太平，可以安心创作。没有料到，还不满两年，一些风派，只要一有机会，就兴风作浪。我在合肥也听人讲，上海有人批评四个人，一是巴老，二是赵丹……”
吴强抢着说：“全是扯淡，要批巴老，群众也不会同意。”
巴老淡然地说：“如果真的要批我，我再也不会像‘文革’时那样逆来顺受了。香港《大公报》连载我的十几篇随想，就有各种各类叽叽喳喳传到我的耳里。有人扬言我在香港发表文章犯了错误；朋友从北京来信说是上海要对我进行批评；还有人在某种场合宣传我坚持‘不同政见’。点名批判对我已非新鲜事情，一声勒令不会再使我低头屈膝……”
陈登科激动地说：“巴老，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为什么有人要挑我的刺？就是因为我和肖马写的长篇小说《破壁记》。这本书一出版，就遭到不少人的批判。他们对号入座，暴跳如雷。”
吴强告诉巴老，这是第一部用文学的形式真实地反映了从1957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段辛酸的血泪历史。书中描写了有血有肉的好党员和平民百姓，对那些形形色色的政治扒手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控诉了“四人帮”所犯的滔天罪行……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肖马说，虽然大多数人说，《破壁记》好就好在冲破了那些对文学作品的紧箍咒，不过有人讲它是“暴露文学”，是“缺德文章”。一些好心而怕事的人担心老陈又会惹是生非，便送给他们一副对联：
今批左，明反右，许多志士同仁，左右破壁，虽有破壁记，壁何曾破也。
你争先，他恐后，不少乌龟八蛋，先后得官，纵无升官图，官照样升焉。
好友此作何尝不是对陈登科的规劝。
陈登科在1957年反右派的政治运动中受到批评。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同志给安徽省委负责同志打招呼说：“培养一个工农作家不容易，打倒可太容易了……”陈登科幸免于难，于是在《文艺报》发表文章《回到党的怀抱里来》，在《安徽日报》发表《听党的话，在劳动中锻炼》……在“文化大革命”中，“工农作家”的光环再也保护不了陈登科，尤其在被江青诬陷成“国民党特务”后，他被连根拔起，家破人散，不但自己成了囚徒，大儿子含冤被判十八年徒刑……
经过乱世凶年的洗礼，陈登科再也不会面对极“左”的猖獗而俯首帖耳，他大大咧咧地说：“有人叫着要批判，我不怕。我和肖马还要继续写第二部，有两位我尊敬的老大姐对《破壁记》也感兴趣，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
吴强问：“是哪两位？”
陈登科回答：“陈明（丁玲丈夫）打电话给我，说丁玲有两件事对我很生气，上次到北京，为什么没有去看她？！出了《破壁记》，也不送她一本，还是李纳（作家）告诉她，这是一本好书。刘瑞龙（曾任上海市委秘书长，农业部常务副部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刘延东之父）也打来电话说，王光美问他，最近陈登科有没有送书给他？知道他没有收到后就说，陈登科出了一本直接描写‘文化大革命’的书，写得好，有深度……光美是位很有修养的人，虽然没有再说下去，老刘已经听出了她的言外之意……”
陈登科说：“我知道因我的疏忽惹得两位老人家生气了，便赶紧把书寄上。”
巴金笑着说：“你也把我忘了。”肖马立即从包里拿出已经签上名的《破壁记》，陈登科说：“巴老，今天是专程来送书的，请笑纳。”俩人恭恭敬敬地把书递给了巴金。
他们又闲聊了一阵。吴强似乎想起了什么，问道：“巴老，你还记不记得刚粉碎‘四人帮’不久，你请我和叶楠（原名陈佐华，作家，白桦哥哥）在国际饭店吃饭？”巴金点点头，并做了补充：“还有赖少其（画家、书法家）。”吴强说：“你当时说，应该把‘四人帮’交给人民来公审。结果真的给你言中了。”他转向陈登科：“你刚才提到参加了审讯‘四人帮’的旁听，听说江青在庭审时闹得很凶，说自己不过是一条狗。”陈登科说：“在预审时，江青说：‘我是一条狗。只有狗听主人的，没有主人听狗的，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公诉人驳斥道：‘若是一条疯狗，不但见人就咬，连主人也会不认识，照常咬。’”
吴强加重语气说：“重拳回击，一剑封喉。她是条疯狗。”
他们又交谈了一阵，吴强提醒已十一点半了。陈登科、肖马起身告辞。巴金上楼拿了两本书，签上名后说：“这本书的前半部是我翻译的。是‘文革’后最早动笔写下的文字。也可以说是我作为一个站起来的人，通过译作吐露的心声。我想，只有在经历了接连不断的大大小小政治运动之后，只有在被剥夺了人权在牛棚里住了十年之后，我才想起自己是一个人，我才明白我也应当像人一样用自己的脑子思考。真正用自己的脑子去想任何大小事情，一切事情、一切事物、一切人都在我眼前改了面貌，我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吴强说：“浩劫十年，冤魂百万，哪还有什么‘人’字可言。对文化的破坏，对人的尊严、人的灵魂的辱没、摧残，是史无前例的。”肖马说：“‘文革’是扼杀人性，提倡兽性，不讲人道，使人性堕落，兽性猖獗，人伦尽丧，文明败坏。”陈登科讲：“巴老提到‘人’字，我深有感触。前一阵子我去了黄山，一到人字瀑仰头一望，无限感慨，唉，这才算得上一个顶天立地的人！看到自然界的‘人’字那么雄伟，那么壮观，不禁感到自己的渺小。文学本来是人学，离开了人，根本谈不上文学。”
巴金说：“要做一个把心交给读者的作家，就要做一个真正的人。”说完，他把书送给陈登科和肖马，还说：“赫尔岑是我的 ‘老师’，他的‘回忆’是我最爱读的一部书。”陈登科和肖马接过书一看，书名跃入眼帘——《往事与随想》。
走出小院，吴强说：“今天就到我家去喝两杯吧。”
一进门，陈登科闻到弥漫满屋的肉香，惊呼道：“唷，红烧肉！”吴强说：“还有你爱吃的呢。”陈登科闻言径直走进厨房，看到一只砂锅正冒着热气，一掀开锅盖便哈哈大笑，“肖马，这也是我们家乡的名菜红烧狮子头呀！”陈登科乐不可支，却立时收敛笑脸，说：“可惜，好像还缺少了什么。”吴强的女儿尹彦马上把一瓶“高沟特曲”展现在他面前。陈登科仰天大笑：“知我者大同也。”
吴强和肖马，轻斟慢饮；陈登科端起酒杯一仰脖就一饮而尽。酒酣耳热，仰而赋诗，他们的谈话又转到《往事与随想》。陈登科问吴强：“你看过没有？”吴强放下手中的筷子，说：“去年巴老送了我，读后，我能感觉到巴老在翻译前半部时的那种心灵的搏动，把多年积压在心中的郁闷、痛苦、愤怒全都迸发了出来，我被深深地震撼。有一次与元化谈得很深。他说，这些年来，能震撼他心灵的作品，可以说没有。当他阅读《往事与随想》时，才再次感受到巴金那颗澎湃的心，才再度体会到当年阅读《约翰·克利斯朵夫》时心灵感到的震撼……”
喝完酒，端上了面条，尹彦说：“今天是爸爸71岁生日。”
寿面！陈登科和肖马，一面嗔怪吴强不该事前打埋伏，一面因无以祝寿颇感不安。两人商量了一会儿，陈登科便说：“老吴，七十是大寿，按家乡的习俗，不能两手空空，我和肖马对一副对联，作为贺礼。”随即吟出上联，肖马脱口对上下联：
刚直挺立，托升红日冲霄汉；
屈就沉浮，构筑堡垒照尘寰。
吴强连称不敢当，同时长揖道谢，陈登科和肖马都意欲泼墨挥毫，只因宣纸所剩无几，只得作罢。
吴强举杯，深有所感地说：“每次拜访巴老，都有一种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的感觉。我们相聚小酌，酒助文兴，翰墨含情，复杯为厚。”肖马说：“文章为命酒为魂，把酒乐开怀。”陈登科说：“高寿不易，借酒祝福，喝透为敬。”三人一饮而尽。
作者与巴金（右）
在以后的几年中，不论与友人谈心或在公众场合，陈登科多次提及与吴强、肖马去拜访巴金和去吴强家吃长寿面的情景。
1985年10月，在马鞍山市召开的城市改革与文学创作座谈会上，陈登科在与一百多位全国著名作家交流时，又谈到阅读《往事与随想》和《随想录》的感想：“赫尔岑一辈子都与黑暗的专制势力做着斗争，饱受冲击的巴老读这本书，感同身受，有了强烈的共鸣，才会动笔翻译。巴老在后记中写道：‘我每天翻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尼古拉一世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我被江青诬陷为‘特务’，蹲了5年大牢。我的经历，使我加深了对巴老翻译《往事与随想》前半部的体会。可以这样说，巴老是借助《往事与随想》来完成自己对人生的思考。用巴老的话说，《随想录》‘是我翻译亚·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的副产品’。这本书，是巴老对‘文革’、对‘四人帮’的反思，提倡要讲真话，要有勇气正视走过的弯路。巴老的真诚与高贵品格唤醒了我的良知。我们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对《随想录》的赞美上，而应以此为起点往深处开凿。人一生可贵的是说真话，说真话有时要花代价。彭德怀经过调查据实说‘大跃进’是大冒进，掉了乌纱帽，挨了整；张志新说了真话，招来杀身之祸。我一生说了好多实话，挨了批；也讲过不止一次的假话。有一次说了假话受了表扬。那是亩产万斤粮的‘人民公社万岁’的年代，我在一个生产队的打谷场上监秤，明明看着一袋袋粮食抬走又抬回来，轮流着称很多回，虚报的产量上去了，我的良心却受到了责备；在你假我假大家都假的时代，要想说真话，很难。我对虚报产量装聋作哑，工作却得到了肯定……”
最后他说：“1981年，巴老送给我书时说‘要做一个把心交给读者的作家，就要做一个真正的人’。读了《往事与随想》《随想录》这两本书，我的体会是，最有良心、最富于正义感的作家，为老百姓讲真话的作家，才是真正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