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须惆怅近黄昏 记张军
记张军
年逾八旬的张军，给我一大叠拟议付梓的文稿，嘱我写序。他是长者，曾担任上海市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过。我不敢造次，不过，倘若辜负了他对我的信任，岂不却之不恭？细读《杂感与杂忆》，我被深深地感动了。
从60年代到90年代的悠悠岁月，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白驹过隙。然而这40多年确实是一个翻天覆地、充满变革的大时代。在文艺界，起先是浊水翻滚，恶浪汹涌；后来春潮澎湃，清波荡漾。张军置身于许多历史事件之中，不仅经历腥风血雨，还在风浪中沉浮。笔下所涉及的事和人，都是亲眼所见，亲历所为，在《不堪回首话当年》一文中，他叙述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在“文革”中遭受摧毁和解体的经过，他同情蒯斯曛，理解包文棣，钦佩草婴。他何尝不想为刘金遮风挡雨？可是，在黑白混淆、动辄得咎的时代，他自顾不暇，朝不保夕。他说：“我写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不是为自己辩解什么，‘文革’中处在我这样的位置，不可能洁身自好，我也写过大字报，会上也批判过别人，不是没有教训，但他们加给我的罪名都是莫须有，用不着辩解。我常想，比起那些对国家做出很大贡献的成千上万的知识界人士在‘文革’中遭受的浩劫，我还是幸运的。写这些也不是去追究运动中某些人的责任。我只想说这是一段历史，是抹不去的一段丑恶的血泪历史，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不断总结。”
在拨乱反正的年代，被砸烂的上海市作家协会枯木逢春。在恢复作协工作和《上海文学》复刊的过程中，张军成了党组书记钟望阳和党组主要成员吴强的得力助手。在《历史是留给后人的》和《想起那个特殊的年代》及其他的篇什中，他平静地述说了重组工作并非一帆风顺、风平浪静，而是在前进中不断遇到新的矛盾，钟望阳面对新旧之间盘错虬结的互相牵绊，既努力化解矛盾又任劳任怨；耿直的吴强置牵强附会、混为一谈的指责于不顾，坚持原则……读后方知，上海作协和《上海文学》经历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曲折和重压……
《上海文学》在发表短篇小说《挣不断的红丝线》前，编辑之间有过剧烈的争论：有人认为，字里行间未免有丑化老干部之嫌；也有另一种观点，认为作者张弦通过描写傅玉洁的人生历程，从她的言行举止、内心情致、思想变化和感情流程等方面，表达了作家对历史、社会的认识，对女性命运的思考，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尽管张军对这短篇小说情有独钟，面对意见纷呈的局面，他却不露声色，而是组织大家进行了充分的意见交流，并最终形成共识：《挣不断的红丝线》着重描写了两个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在主人公的爱情故事中包含了深刻的社会历史内容。至于不足之处，可以与作者商洽后请其修改。借此，张军请编辑吴泽蕴前往南京与张弦交换意见。之后，改写的稿件经审核后得以发表。由于作品为读者展现了一个在充满阶级斗争的世界中，为追求幸福不断挣扎而深感疲惫的女人……很快在社会上获得强烈的反响。
80年代初，在文学评论上脱颖而出的吴亮，因其犀利的文字和深邃的见解进入文学界的视野。也是由于他不同凡响的真知灼见和超前的价值观，导致他受到一些激烈的批判。当时有人责令《上海文学》要腾出版面刊登批判吴亮的文章。面对这一棘手的“任务”，张军向上级领导坦陈己见：“我们刊发的吴亮文章，都是由我最后签发的。我觉得所刊出的每一篇文章都有着戴高履厚的深度和广度，给文学评论带来了新的意象。每次读他的新作，在领略他文字快感的同时，也能获得一种智性的满足。况且吴亮是一个刚刚崭露头角的新秀，我们应该倍加爱护。所以能不能组织一些专家，对他的创作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上面采纳了张军的意见，最终做出了不但不进行批判的决定，还提出要对吴亮加以保护和扶植。吴亮曾经不胜感慨地说：“是张军老师把我调进了上海市作家协会，又是他挺身而出顶住压力保护了我！”
“文革” 以后，复刊的《上海文学》在钟望阳、吴强、张军的领导下，成了文坛上引人瞩目的主流刊物，也时不时遭到方方面面的责难和批判。整个编辑部，则是一个和谐、友好、无私的集体。我问张军对重建上海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那段时期的工作有何感想，他很豁达地说：“陈年往事已成云烟，是非曲直，历史功过，让后人去研究、去思考、去评说。历史连接现在与未来，人们会去开创新一页的历史。”
张军已耄耋高龄，由于人生定律使然，老来多病，加上体力衰退，不复当年的勇气、斗志，也就倾心颐养天年，万事保健为上。有不少曾经叱咤风云的英豪，一俟垂垂老矣，也难免不发出迟暮的感叹。读完这本集子，我强烈地感到，张军1989年离休之后，面对“流水落花春去也”的桑榆晚景，没有丝毫悲秋愁绪，也没有顾影自怜，其思维居然还像年轻人那样活跃。尤其对党的建设和政治体制的改革、防腐反腐的一些社会问题，经思考后涉笔成文，娓娓如话家常。在《“官德”五题》中，他做了如下阐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也就是人们经常说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政治改革四题》一文中，他列举了沈阳市委副书记、副市长慕绥新和市委常委、副市长马向东等犯罪分子大肆贪污受贿的犯罪事实后，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我们发扬党内民主，教育党员都敢于实行自己的权力，来监督各级干部，坏人就无法任意横行，就能防止或减少上述恶性案件的发生。可惜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太少。”张军虽然走在“黄昏”的下坡途中，却绝不放弃对真理的追求。我不敢说他的议论全都足以为训，但至少表明他经常反思、探索。
张军在人生的道路上风风雨雨走过了几十年，生活阅历丰富，见多识广。他的青少年时代，抗日的烽火已燃遍中华大地。为了上学，虽颠沛流离，学无定所，他还是执着地随着学校的不断迁移经历了漂泊的求学生涯。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因不满国民党挑起内战，与几个同学几经周折终于冲破了国民党的封锁，到了苏北解放区。他为何投身革命？是为了追求革命的真理。到了晚年，他还是勤于阅读。由于情感经过岁月的沉淀，在阅读上比年轻时更显成熟。既不会一经碰撞便迸发出思想的火花，也不会轻易掀起感情的波澜，而是细细咀嚼，深深思索，体悟日深，以史为鉴，以人论世。倾注于笔端的是，寄望人们能正确运用真理，从而给党、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带来永恒的利益！由此可看出：他退而不休，老有所思，老有所悟，一旦悟出了有价值的、符合时代需要的真知灼见，便凭借自己惊人的记忆力，把对往事的追怀和对现实的感悟落墨成文，笔耕不断。正因为他坚持不懈地追求真理，不仅手不释卷，居然还天天上网。近日，他又加入由作协离退休人员组成的微信 “青松群”。平时见面，或互通电话，他经常会提及网上的一篇文章颇有见地，某家杂志的文章观点鞭辟入里，很透彻，值得一读……可见，人虽老了，求知的欲望却没有丝毫减退。
在《杂感与杂忆》中，每一篇文章的字里行间所流露出来的都是朴素无华的真情实感。所思所想，真情洋溢；所议所论，真话倾诉；所企所盼，真心期许。全书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就是一个字：真！
唐朝诗人李商隐曾感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诚然，一个人在生命旅途上都会步入枯藤老树、人老珠黄的晚景，极易出现心理上的消沉或得过且过。朱自清却认为，这样未免太过悲观和伤感，便写出“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自勉。这两句诗，也可以说是张军晚年心态的最好写照。他断无“夕阳西下”之恼，也无人到“黄昏”之伤感，反倒保持一种达观的心态去排除疾病的困扰，用“读书为乐”“握笔明志”这一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生活方式，填充思想上、时间上的空白，安然步入“何须惆怅近黄昏”的境界。
至此收笔，权且作为谨敬奉而作的序文，借抒心曲，并衷心祝愿老而弥坚的前辈，继续通过读书和写作，不断丰富自己的生活，迸发出更加炽热的生命火花。
张军（右一）与作者（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