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警营文化的先行者
1949年4—5月，南京和上海之间的一座小县城丹阳，已经有近3万大军云集，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前委、华东军区和中共华东局的临时驻地。5月2日，粟裕和唐亮代表三野前委率部进驻上海。3日，陈毅抵达丹阳。6日，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带华东局财委一批干部也赶到丹阳。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等在丹阳运筹帷幄，培训干部，准备物资，为解放上海做了大量准备。
早在2月，中共中央社会部指示华东局社会部，要求配合解放，接管江南城市，做好江南城市调查材料收集工作。2月下旬，中共华东局社会部决定由副部长扬帆调集干部60余人先行南下，驻扎在苏北淮阴郊区的许庄、徐家庄、小曹庄一带的农村，由调研科科长钟望阳具体负责，开始为接管沪宁做材料准备。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既要千方百计与在隐蔽战线工作的有关人员联系，还要考虑解放上海后如何开展工作。钟望阳把调研科分成上海、南京和特字号（专门负责编写沪宁一带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材料）三个组，上海组约有40人，李蒲军任组长，专门编集上海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材料，长达31卷，100多万字，编印成书后定名《上海调查资料》，分发给接管上海各系统的干部。有了这些材料，就可以按图索骥去接管，再加上地下党的配合，整个接管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这31本小册子已被上海公安博物馆收藏。）陈毅后来说，“这些材料为上海接管工作立了大功”。
4月中旬，解放大军挥师南下，江南的解放已指日可待。以梁国斌、李士英、胡立教、扬帆为首组成的公安战线队伍，将接管上海国民党的警察局。之前，扬帆已率领华东局社会部200多人，编入“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先期集结丹阳，学习政策，待命东进。
5月上旬的某一天，听完陈毅的报告，扬帆与钟望阳离开会场后，沿着一条狭窄的老街边散步边议论，他们叙谈着南下以来各自的感受。重返故里，有多少话要说！想到上海即将解放，他俩禁不住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谈到肩上的重任，话题始终围绕着如何实现中央的要求：“既要解放上海，又要还给人民一个完整的上海。”他们相互告诫，一定要做到陈毅所要求的，“上海之役好比瓷器店里打老鼠，既要捉住鼠，又不能把那些珍贵的瓷器打碎”。他俩估计，国民党虽然大败而去，但决不会甘心，一定会利用地痞流氓和大量的散兵游勇，以及从外地逃来的许多特务、反革命分子和还乡团等，趁新生政权刚刚成立之际，大肆进行破坏活动，制造混乱，浑水摸鱼。
为此，加强公安保卫工作是重中之重。那么，如何宣传党的政策，规范公安工作的行为准则，教育新旧警察秉公执法，提高业务水平？对此，钟望阳提出一到上海就创办公安刊物的想法。这一提议正中扬帆下怀，他马上说：“立即筹备。”
从1947年开始，中国的解放战争形势简直是一日三变，发展之迅猛，非常人能预料。当时，组建党的公安保卫队伍已提上了议事日程。在上级的指示下，担任渤海地区党委社会部部长的扬帆在渤海惠民县办了一期公安保卫干部训练班，对外称为华东建大二分校，扬帆亲任校党委书记并亲自讲课，钟望阳负责编撰教材。各县公安保卫干部除留下必要的人维持日常工作外，都来参加，训练班有几百人啊！这在当时实属创举。为了迎接全国的解放，持久普及这种教育培训已刻不容缓。扬帆和钟望阳商量，决定出版一份定名为《渤海公安》的刊物，专门刊登公安保卫破案的实例和侦察工作的经验等文章。
上海沦为“孤岛”后，在抗战文化救亡运动中，扬帆和钟望阳虽不相识，但都是冲锋陷阵的斗士。扬帆负责群众戏剧运动，联系“电影从业人员协会”。钟望阳主办过多种刊物。两人与文字都有不解之缘，因此对于办刊情有独钟。经扬帆同意，钟望阳任命李蒲军为《渤海公安》的主编。铅印的《渤海公安》出版以后，很受公安干部的欢迎，华东、华北各地干部也纷纷前来订阅。
扬帆和钟望阳商定刊名为《人民警察》后，自然想到了李蒲军，即令他着手准备。
李蒲军现今已九十高龄，但精神硬朗，讲话声音洪亮。他说：“在解放区，钟望阳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们原先虽不相识，但我久仰其大名。在30年代的上海，《小顽童》《小瘌痢》《少年英雄》……一篇接一篇描写抗日救亡小英雄的长篇小说震动了文坛，我知道作者叫苏苏、白兮、杜也牧，但不知道他们是同一个人。我们虽同在左翼一条战线上战斗，却从未谋面。我们在解放区第一次见面时，当我得知钟望阳就是我仰慕的作家，惊喜有加。钟望阳告诉我，他也知道在左翼文化对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堡垒发起一又一次冲锋中，‘蒲军’是位出手快、刀刀见血的杂文作家……谁能想到，我们这对在旧上海不认识的知己，在解放区一见如故。”
李老不无感慨地说，以前，我仅仅仰慕苏苏、白兮写的小说，充满浩然正气。苏苏了解底层平民百姓的穷苦生活，白兮歌颂从劳苦大众中涌现的稚气没脱、活泼可爱、敢于伸张正义的小英雄。可是我当时并不知道老钟创作的生活状况。当我得知他是一边从事党的地下活动，一边蜷缩在三层阁楼里写作，我对他更加佩服。他的妻子陈新英要生孩子时，他们连叫一辆黄包车的钞票都没有，陈大姐是由老钟搀扶着挪动着步子去接生站的。可见他是在充满风险又极其清贫的条件下一字一句地写出了充满激情的好作品的。
李老还告诉我，钟望阳是一个真诚、纯朴、不加雕饰，又极其认真的平民化的领导人。在审核《江南城市调查》的过程中，可以说他是夜以继日、日以继夜地工作着。为了核实调查论据是否正确，他不仅找撰稿人反复提问，还要从各个方面收集材料，来证实材料的可信度。他讲的是一口地道的上海话，浓重的乡音使每一个撰稿人都能感觉到他那恋乡恋土的深沉的情怀。他和大家一样，希望《江南城市调查》成为保卫大上海的行动指南。
九十高寿，记忆力如此之好，说起往事，如数家珍。这不禁使我想起李老的回忆文章《从淮阴到上海》。文章如此述说：
5月24日午后，我们被告知将乘当晚的火车奔赴上海，上级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红袖章，是上海军管会工作人员的标志，除印有“上海军管会”字样外，下端还有“公安”二字。直到25日下午，火车到达上海市郊，看见有的解放军已从市区西撤，估计上海战事已经结束。
终于到了上海北站，这是多么熟悉的地方啊！可是，下车后我们却在站内待了下来。我们这一行人都是接管警察局的干部，带队的领导是张文炳和钟望阳，他们宣布一律不准外出，等上级来人接我们。一直等到天黑还不见动静。最后，领导决定在北站过夜，我们被安排住在北站办公大楼的“写字间”里。因为火车上一人一座没法躺下来，所以一进写字间，就在写字台或是地板上倒头便睡，很快就进入梦乡。后来知道大部队是在马路上睡觉的，我们可算是“高级待遇”了。
第二天一早，天下起了小雨，我们又回到老地方待命。吃过晚饭，已快天黑了，钟望阳同志叫我和王克二人到福州路去一趟，看看警察局是否已经接管了、李士英或扬帆在不在。之所以派我和王克，大概因为我是上海人，但不认识李士英，王克原是沧县公安局局长，与李士英相识，但从未到过上海。
由于天还在下雨，钟望阳要我们叫辆三轮车，并给了一些车费。三轮车到南京路正巧遇上红灯，一辆1路电车从外滩驶来，当当地响着铃声。王克好奇地将头探出三轮车的雨篷，要看看电车是啥样的玩意，我向他介绍说这是有轨电车，还有无轨的。
没多久，三轮车到了福州路国民党警察局门口，大门口还堆着沙袋铁丝网工事，但站岗的已是我们的战士了。我们从东小门进去，经过打听，进入电梯直上五楼。这时，李士英正和陆大公在局长室对面的一间房内谈话，我们向李士英汇报后，他说：“你们快来吧。”
这时，雨已止，偶尔还有一些毛毛雨，我俩即奔返北站。得到李士英的指示后，张文炳和钟望阳立即下令集合，并派我当向导，我们一路人马浩浩荡荡，冒着雨丝到达了福州路警察局。
上海市公安局成立后，钟望阳任人事处处长，《人民警察》归属该处管辖。钟望阳立即任命李蒲军为《人民警察》主编，并于1949年7月7日创刊。陈毅司令员亲自挥毫题了刊名。创刊号上有刘长胜和饶漱石的题词，扬帆写了序言。
据李老回忆，杂志是在每个星期天出刊，他在每星期四必须把每期的文章送给钟望阳终审。钟望阳为了排除各种干扰，在这一天下午，不安排、不参加本处的各种活动，闭门谢客，逐篇逐句审稿。后来他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也是期期如此，雷打不动。每期他还极其认真地写上二三百字的卷首语，篇篇短小精悍，以小见大，非常精彩，对阐述正文的主要内容和旨义，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可以说，他为《人民警察》的创刊和成长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李老越说越兴奋，突然呵呵笑了起来，似乎想起了什么，说：“那时我们年少气盛，办成杂志还想开播电台。国民党警察局原先有电台，我建议要为我所用，钟望阳说要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忙了一阵又偃旗息鼓。”我问为什么？“没有经费，没有专业人才……”李老又呵呵笑了一阵，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之中。1984年1月中旬的某一天，陈新英见钟望阳在整理尘封多年的书报，便问：“在找什么？”钟望阳回答：“找早期的《人民警察》。”他们家家具并不多，而且十分简陋；钟望阳平生寒素，衣服寥寥无几，用一个小箱子装已足够有余，唯独书报几乎占据了大半个书房。据三林讲，钟望阳把他的藏书和所保存的资料归类存放得有条有理。果不其然，他不消片刻便找到了第一册至第五册的《人民警察》。
已步入古稀之年的钟望阳，抚摸着被历史烟云染黄的五本《人民警察》，百感交集。这是新中国第一本以警察工作生活为报道内容的杂志，是在十里洋场中破土而出的一枝新绿！是文化领域在除旧迎新中一枝独秀的奇葩！在捍卫新生的人民政权中建功立业！在这些纸张和字里行间浇铸和凝聚着他的心血和热情啊！他已珍藏了四十几年。
他依依不舍地拿着五本《人民警察》，正欲征求妻子的意见，陈新英没等他启齿，问道：“你打算捐赠出去？”说完便从他手中拿过那五本杂志小心翼翼地包起来。钟望阳笑着说：“你猜到了。”陈新英不紧不慢地说：“你的举动，联想到上海市公安局公安史资料征集研究领导小组举行老同志春节茶话会的请柬，我就明白了你的心意。”显然，陈新英的语气和举动，也表达了对丈夫的支持。
这对老夫妻啊，相濡以沫！这是一种生死相依、相携相牵相扶相靠走到黄昏夕阳、走到白发苍苍的革命伴侣。然而，李老讲过的一句话，曾经使我大吃一惊：“陈新英跟了钟望阳，真是倒霉！”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对这对恩爱有加的老夫妻的非议。我瞪大困惑的眼睛看着李老。李老长长叹了口气，不无惋惜地说：“陈新英也可算是个老革命了，协助钟望阳搞地下斗争，一起奔赴解放区办抗战学校，解放后长期在公安战线工作，资格够老了，居然没有被提拔，太不公平了。”我问这是为什么，李老苦笑道：“还不是钟望阳在作梗，他先是人事处长，后是局党委副书记，他说，夫妻在同一个部门工作，不能都当官。”原来如此。与其说李老是在埋怨，不如说这是发自心底的夸赞。
2000年新春之际，从北京传来令人惊喜和振奋的好消息，《人民警察》1949—1951年的1—5卷，经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评审，确认为国家一级文物。
写到这里，我无限感慨。想当年，在白色恐怖笼罩下，钟望阳按照党的指示，与方友竹、丁裕、劳苹等人创办了少年出版社、《儿童周刊》等进步团体和刊物，成为维护祖国的幼芽成长发展的“孤岛”儿童文学的主要力量。在解放区，他先在《淮南日报》工作，后来又参与创办了《渤海公安》。新中国成立后，当他风尘仆仆重返大上海，抓的头一件大事就是参与创办了《人民警察》，成了创建警营文化的先行者之一！在拨乱反正的历史洪流中，他虽已垂垂老矣，但心依然炽热，他不在乎一己悲欢，全身心地投入创办《上海文学》的工作中。
前几天，我去了上海公安博物馆，端详着陈列在玻璃柜里早期的《人民警察》，耳畔回响着李老对我陈述的往事。我想，眼前的实物表明，尽管音容已逝，但功绩长存，历史将永远铭记警营文化的先行者。
吴强（左一）、钟望阳（左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