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而不畅的笔耕之路
曹致佐1942年生于上海。父母酷爱京剧，经常带他去天蟾舞台看金少山的《打龙袍》、梅兰芳的《霸王别姬》、程砚秋的《锁麟囊》、李少春的《野猪林》……他从不谙世事到涉世之初，无形之中深受戏中所渲染的中国传统道德——忠孝节义、侠义豪情的影响。中学上语文课，马玉章（马相伯孙女）老师经常点名要他背诵古典文学的课文。《廉颇蔺相如列传》一文，他背得一字不错。马老师鼓励他要多看书，多读古文，要立志当一名作家。那年他才14岁。后来《福尔摩斯探案集》《霍桑探案》令他着迷；《新儿女英雄传》《保卫延安》《红日》《苦菜花》引发他对英雄的向往；继而他又沉醉于阅读莫泊桑、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他说，“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对我影响最大”。
1958年6月底，曹致佐与几千名中学生，怀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热情，登上了北上的火车。
余亮对曹致佐到了马鞍山后的生活做了如下描写：
他们住进了用芦席搭建的工棚。工作和生活环境虽极其艰苦，但共产主义的教育，使卓娅、舒拉、马特洛索夫、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这些英雄形象成了他们追梦的偶像。不久，他被分配到马钢机修厂做钳工学徒。下班后，他去马钢业余大学学习，写了很多抒情诗歌习作，散文《祖国颂》登上业余大学校刊。此后开始写作大量通讯报道和杂文发表在《马鞍山报》上……1960年借调到市委安全生产检查办公室。当时《马鞍山报》的编辑高峰很关心工人作者。在他的扶植下，1964年1月28日在《马鞍山报》发表了曹致佐的第一篇习作《我的引路人》。当时他18岁，由此迈出了追梦的第一步。
不久他把创作的小说《冰河夜渡》投稿到《萌芽》杂志。原先已拟定采用，后因宣传科长在政审材料中写上了“……该同志在政治上不要求进步，追求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有小资产阶级情调……”而被弃用。1964年底，安徽省人民出版社决定采用《冰河夜渡》。然而，全国开展了 “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经济” 的政治运动，改变了当时的正常生活，他因《冰河夜渡》成了“四清对象”，创作就此中断。在“文化大革命”中，《冰河夜渡》成了他反革命的罪状之一，他因此被揪斗、批判、抄家、监督劳动、游街……
1972年11月，为了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马鞍山市革命委员会政工组在采石举办小说创作学习班。学习班的负责人是曾被打成“走资派”的原《马鞍山报》总编邓竹虚。曹致佐何尝不想能跻身其中，但厂里在是否同意他去的看法上有争论。
学习班开办不久，厂政工组组长朱永焕鼓励他要拿起笔来搞业余创作。曹致佐一鼓作气用两天时间写成短篇小说《车刀》。厂里派宣传干事张传真把这篇小说送到学习班后，被赞誉为一炮轰响了翠螺山。邓竹虚赞叹道：“这才是小说啊！”
文化局一位副局长却认为，这篇小说虽有批极“左”思潮的意向，很犀利，但因政治风向“吃不准”，不宜采用。
新上任的文化局局长王平，因文艺创作室黄光杰的介绍，对《车刀》产生了兴趣并推荐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曹致佐得到了拟议采用的回复，喜出望外，以后却石沉大海。
这中间，曹致佐把新创作的短篇小说《主轴》，投给了复刊不久的《安徽文艺》。
文化局创作组组长杨履方和黄光杰鼓励曹致佐写写戏。他很快创作了独幕话剧《青出于蓝》，几经修改后由马鞍山市话剧团上演。1973年10月，曹致佐随同市话剧团去合肥参加全省的戏剧会演。该剧笑声不断的演出效果引起了戏剧界的注意……会演结束前两天，大会组委会通知他去长江饭店8楼见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文学编辑周啸邦。交谈中，周啸邦要他谈谈自己的创作。他讲述了厂里制造15米大运用可控硅自动控制的先进技术，对他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并由此激起的创作冲动。周啸邦听后问他还写了什么，他说写了短篇小说《主轴》。周啸邦插话：“我已经看过了。《安徽文艺》主编江流告诉我，‘作者壮怀激烈，写了一个老工人对待工程技术员的宽阔胸怀，立意新颖，生动耐读，发人深省，我们已决定发表’。我看后与江流有同感。我离京前去人民文学出版社，请他们推荐较好的小说，其中有一篇《车刀》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来了合肥才知道就是你写的。”曹致佐急问何时能出书，周啸邦摇摇头说：“出不来了。你们厂在政审的复函中说，你虽已解放，但只能利用不能重用。”见曹致佐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下来，我便拍拍他的肩膀安慰道：“一篇小说搁浅没什么大不了的。《车刀》和《主轴》既然是你写的，我对你的创作潜力更有信心……”
第二天他俩又一起去看了《青出于蓝》话剧。散场后周啸邦对他说：“演出确实成功，不过未必能得奖。现在评委会里有一种意见占了上风，认为《青出于蓝》有‘唯生产力论’的倾向！”曹致佐苦笑着摇了摇头。周啸邦用手拍拍他肩膀：“这是意见，不是定论。今天上午我与厂里通了电话，现已决定请你去我厂参加电影创作学习班。”
曹致佐又惊又喜！能跨进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大门，他可连做梦都未曾想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