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没有送出的《红日》 纪念吴强百年诞辰
纪念吴强百年诞辰
吴强逝世后，《收获》发表了他去美国探亲时写给亲友的一封信，信中有一句“请代为向于伶、元化、柯灵、张军及曹致佐问好”的话，引起了作协机关和创联室一些人的议论。作协领导干部年轻化后，于伶、王元化、柯灵、吴强被尊称为“四老”，况且他们相交甚笃。张军曾是吴强和钟望阳的得力助手，至于曹致佐，吴强怎么会对他另眼相看？
其实我心中有数，这与筹备成立“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有关。
1989年底的某一天，在创联室外的走廊里，我碰到吴强。一阵寒暄后，我刚走到楼梯口，他叫住了我，问我下午有空吗，并要我1点钟到他家去。我问什么事，他说来了再谈。
我按时而至。等我坐下后，他说：“我们几个老的要酝酿成立‘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昨天，《文汇月刊》在‘静宾’请我们吃饭，饭后我们留下来商量了一番，大家都同意选你当副秘书长。小曹，你可要好好干啊！”我深感意外。除了吴老，其他“三老”我并不认识。吴强用手在我的肩膀上重重地拍了几下：“我们老了，不过对发展文学事业还是有那么一股劲。叫我整天围着桌球转，于心不甘呀。以后，具体的事，就得靠你们年轻的张罗了。不过，秘书长的人选还定不下来。”他略停片刻，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张军为人正派，办事认真，是最合适的人选。可惜啊，他说心脏不好，难以搞具体的工作。×××倒是愿意出任，不过我们几个不能接受，会哭会闹，难缠。小曹，我想听听你的意见，谁比较合适？这人以后是要与你共事的。”
我坦率地说：“这个我没有想过。”吴强鼓励我要直陈己见。我觉得很为难，这牵涉到人事的安排，我可没有资格说三道四，便婉转地说：“吴老，我可以干具体的事，至于推荐人选……”吴强语重心长地说：“要你当副秘书长，不光要办具体的事，还要为我们出谋划策。我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一时不知该提谁为好，显得十分困惑。吴强说：“你平时挺爽快的，今天怎么支支吾吾的？”我说因毫无思想准备，没了方向。他呵呵笑了，挥了挥手说：“你就从有利于工作这方面考虑。”我想了想，觉得有一个可谓不二人选。不过，听说几位老人对他颇有微词。倘若提他，吴强会不会接受？不提，岂不辜负了几位前辈对我的信任？乱提，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我迟疑了一会儿，自忖也许是自己多虑了，反正仅供参考，有啥说啥：“我认为合适的人选是赵长天。”话音刚落，吴强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火呛呛地说：“扯淡，你怎么会提他！”我愣住了，没想到这一建议会激怒他，这是我始料不及的。看得出吴强非常气愤，胸脯急骤地起伏着。客厅里的气氛像凝固了似的。半晌，他用责备的口气问我：“你凭什么要提赵长天？”我定了定神，语调恳切地回答：“赵长天是作协的秘书长，你请他出任文学基金会的秘书长，这有利于开展工作。”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嘟哝着却没有讲什么。我不知如何是好，尴尬地站在那儿。吴强呷了一口茶，口气稍许缓和了些：“你站着干吗，坐呀。”他又沉默了一会儿，悻悻然地说：“有些事想起来就生气。×××的工作一直没有安排，我们几个老的都出面找过作协，作协就是不理不睬，太过分了！”这事儿当时在作协机关有所耳闻。我想，既然吴强对赵长天抱有成见，我倘若不加说明为何要提名赵长天，也许会造成他对我的误会，但该如何解释呢？突然，我想起了美国政坛的一则趣闻，便用试探的口气问：“吴老，我有些想法，不知该不该说？”吴强点了点头。我便说：“尼克松当选总统后，为了打开美国的外交困境，他不计前嫌，选择了在政见上相悖的政敌基辛格。他当天晚上就打电话给基辛格，邀请他入阁。基辛格在一阵错愕后，欣然应邀。后来，他俩的精诚合作，开创了美国外交的新局面。”吴强对我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要我继续说下去。“我之所以认为赵长天合适，完全是从大局出发。吴老，如果你没有非凡的气魄和宽广的胸怀，是不可能写出《红日》这部巨著的。我相信你有气魄和胸怀，为发展文学事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吴强陷入深深的思索，从客厅踱到卧房，又从卧房踱到客厅，这样来回踱了几次后，他在桌上重重敲了一拳，果断地说：“你讲得有道理，我可以采纳。”我紧绷的心弦顿时松弛了下来。否则，因坦言而自讨没趣，得不偿失。这时吴强平静地说：“这事我虽然想通了，不，是被你说服了，但我一个人定不下来，还得与于伶、元化、柯灵商量。”
几天后，我再次应约到了吴强家，他告诉我：“我们几个统一了认识，一起去了李家，向巴老做了汇报，巴老同意由我牵头，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由赵长天和你来担任。”他显得很兴奋，拿出两本签了名的《红日》，把其中的一本送给了我。他说，还有一本是送给赵长天的，不过要等他从美国回来后，把筹建文学发展基金会提到议事日程上的时候再送。他还嘱告我，此事暂时不要外露，他探亲不过3个月，一切等他回来后谋划。
岂料，吴老去了美国不久，就传来他身体不适的消息。随后病情日渐加重，回国时已几乎不能自理。他到香港要转机，作协紧急与程乃珊联系，程乃珊答应由她接送，并安排吴强在她的住处栖息一夜。到了上海，吴强已口齿不清，入住华东医院后被诊断为脑癌。随着病情加重，他的头脑尚为清醒，但失语日甚一日。我去探望时，虽然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但从他含混不清的语音中明白了他的意思：我很快会好起来的，到时候我们再来研究成立文学发展基金会的事。他的眼神也表露着他真切的心意，我被他对文学事业的执着深深感动，心情却越来越沉重。八十高龄，已到病危，却念念不忘要发展文学事业，这是多么可贵的精神啊！
1990年4月9日，我陪陈登科与他的夫人梁寿淦去看望吴强。陈登科连声叫着“大同、大同……”却无法喊醒已处于昏迷状态的老战友、老朋友。吴强的夫人尹卜甄说，吴强已失去知觉多日，医生连开了3张病危通知书。走出华东医院，陈登科的眼睛有点湿润，颤抖着从包里拿出一瓶高沟特曲交给我，他已无法克制住自己的忧虑，哽咽着说：“万一……”，下面的话还没有说，已老泪纵横，等上了车他才对我说：“这酒先放在你这儿。”
吴强和陈登科是同乡，涟水人自豪地称他俩为“红日高升”“风雷激荡”。他俩都为故乡酿造的美酒“高沟特曲”而感到自豪，“质朴其表，金玉其中”，这是陈登科品尝时的题词；吴强则写下了 “高沟美酒醉香客，甜香醇浓传四海”的诗句。每次陈登科来上海，或是吴强去合肥看望身在中国科技大学的女儿，他俩必定相聚喝酒。菜肴中有他俩最爱的家乡菜红烧狮子头，酒无疑是高沟佳酿。陈登科喜好开怀豪饮，吴强则沉醉于月下小酌。
翌日，吴强仙逝。据他的夫人说，陈登科走后的当晚，吴强突然似醒非醒，不断动弹，似乎知道陈登科已经来看过他了。
当陈登科在电话里得知吴强已驾鹤西去，沉默良久，哭着长叹：“他走了，他的《红日》永远不会陨落！”然后叮嘱我要把高沟特曲洒在灵堂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