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处着墨墨未干 记电影《林则徐》作者吕宕
记电影《林则徐》作者吕宕
吕宕离开我们已经有五年了。作为他的晚辈和结交三十几年的挚友，我一直深深地怀念他。
1964年上半年，吕宕由省文联调来马鞍山市文化局。文化局在杨家山的一栋小二楼底层办公。他与张弦同住在文化局对面几排平房中的一间小屋。那时我年仅25岁，是一个学习写作起步不久的工人业余作者。我有时去拜访张弦，也就这样有幸认识了吕宕。听闻他是电影《林则徐》的作者，我对他肃然起敬。
他俩的住房约16平方米。除了两张床、两只油漆斑驳的书桌、两张木靠椅、两只用木头做的脸盆架、一只低矮的小方桌和一只藤躺椅外，别无其他陈设。他俩是文人，屋里没有书架，更谈不上书柜，书放在各自的木箱子里。躺椅是吕宕带来的。用的时间长了，藤条已变成发亮的黄褐色。冬天，吕宕把破旧的羊皮大衣铺在上面，他就躺在上面看书。夏天，他就把躺椅搬到屋外坐着乘凉。不消说，生活是简朴清贫的，但是他和张弦似乎并不介意，言谈举止里透露出的是一种跃跃欲试的自信。当时，马鞍山市为了繁荣文艺创作，把张弦从设计院调到文化局，吕宕、曹玉模从省文联调来马市，目的是充实马鞍山的创作力量。对这三位摘帽“右派”来说，无疑是有了展现才能的机会。吕宕尽管又一次离家独居，但他因长期被压抑的创作欲望有机会勃发而欢欣鼓舞。
当时，省人民出版社拟采用我写的短篇小说《冰河夜渡》，并嘱我修改。我特意求教于吕宕。他看后提了修改意见，说：“小曹，这篇小说写得蛮有气魄的，你要搞创作，一定要保持这种气魄……”这话他说过以后肯定早就忘了，我却深深烙印在心里。一个初学写作的无名小辈有机会聆听一个有建树的大作家对自己的勉励，惊喜之余当然牢记心头。我们的交往和友谊就此开始了。
1965年夏天，我去上海探亲，回来后在一个傍晚去看吕宕和张弦。他俩正面对面坐在小方桌前纳凉，聊了一阵后，我告诉他俩，听上海音乐学院的一位朋友说，最近上海文艺界内部开了几次大会，姚文元在做报告时批评文艺界被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统治，已出现了裴多菲俱乐部……而且点了不少人的名……对这一话题他俩很敏感，吕宕嘀咕了一句：“又是他！”便问点了哪些人。我回答：“据说点了很多人，记不清了。大概有梅兰芳、夏衍，还有陈登科……”吕宕的脸色顿时变得十分严峻，追问：“小曹，你的消息可靠吗？”“我是听朋友说的，他参加了这个会议，只准听，不准记录。”吕宕和张弦交换了一下疑惑的眼神，沉默了许久。张弦低沉地说：“如果真有此事，那就不知道又要刮什么风了。”吕宕仰卧在躺椅上，忧心忡忡地说：“如果这股风吹到陈老大身上，那么安徽……”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他苦笑着没有再说下去。
我是一个乳臭未干的文学爱好者，并不懂得什么是资产阶级文艺观，更不懂得什么是文艺界的两条路线斗争。政治上的幼稚使我无法理解吕宕、张弦为什么会顿时流露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焦虑。后来，“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才使我明白了他俩为什么会谈虎色变。1969年12月28日，吕宕第二次被戴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开除公职，被五花大绑押送山东原籍，交生产队监督劳动。他的妻子张秀瑜从市图书馆下放到安徽和县农村落户；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则分别下放到皖南山区和和县插队。一个团聚不久、本就凄苦的家，被腥风血雨吹得妻离子散，各自飘零……
新中国成立后，吕宕调到了省文联。在合肥宿州路9号大院内，大家都知道个子矮小的吕宕，秉性刚直，为人正派，手不释卷，才华横溢。1956年夏天，30岁的吕宕给毛主席写了人民来信，揭发安徽省的一位领导严重的官僚主义和霸道作风。后来知道，信虽投进邮筒，却被扣住了！之后在文联的一次会议上，吕宕当众严词指出“姚文元是根棍子！”，这句话和那封信成了把他打成“右派”的依据。
1972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我下班骑自行车路过金字塘时，看到迎面走来的一个人有些脸熟，仔细一看好像是吕宕：一身破烂的小袄，齐腰处束了一根草绳，戴了一顶绒毛快要脱尽的护耳帽，双肩用绳子背了个捆扎成四方形的包裹，手上戴着一副又脏又黑的纱手套。他脸容憔悴、苍老，两眼黯然无光。劫后狭路相逢，他已被蹂躏成这副模样！！！他告诉我，身体垮了，已无力种田，孤苦无靠！相依为命的秀瑜也形单影只，苦撑苦挨；他无时无刻不在苦苦挂念三个孩子，天天盼他们的平安家书。他活不下去了，卖掉了仅有的一条破棉被做路费逃出山东来到马鞍山，可是，有冤无处申，革委会的大门并不向他敞开。
那时，我这个“现行反革命”才解放不久，虽同情他，却爱莫能助。我告诉他，肖马一直在马鞍山，赵家碌、曹玉模经常从乡下来看肖马，托肖马帮他们讲讲话，好早日调回来。我把肖马家的地址告诉了他。
望着他瘦弱的身影消失在暮色中，心中不免悲叹：这就是驰名中外的电影《林则徐》的作者吗？他受尽磨难，备受煎熬，然而他心灵上忍受的深不可测的创痛又有谁能知晓？！
1973年夏天，吕宕再次来到马鞍山，无地容身，只得去找肖马。肖马扫榻以待。当时，剑拔弩张的政治空气虽然稍有缓解，但阶级斗争这根弦还是绷得紧紧的。再说像吕宕这样的“阶级敌人”又有谁敢沾边！肖马的热情、仗义、洒脱，使吕宕在承受政治桎梏的严冬里尝到了友情的温暖。他在肖马家用三天时间给周总理写了万言申诉书。后来，在周总理的直接关心下，他被调回市文化局，在市新华书店站柜台当营业员。再后来他家在市文化馆一侧的大办公室安顿了下来，全家团聚。在政治上他也枯木逢春，相继担任了市文联副主席、市政协副主席。不过他既不趋炎附势，更不阿谀奉承，而是淡泊功名，一如往常。他的居住条件改善了，家庭生活也日渐温馨，但是他的身体却日渐衰弱……
历经磨难却没有泯灭勃勃雄心，病魔缠身却没有枯竭喷涌的才思。为了印证研究鲁迅的各种资料，他攀爬书山，沉浮文海……他产生了创作冲动，虽不能命笔疾书，却慢慢笔耕，终于完成电影文学剧本《鲁迅先生》的上半部，发表于1981年第9期《电影文学》杂志。当他再欲投入下半部的创作时，心脏病的加剧使他力不从心。“病情严重时只要略一活动，哪怕是洗洗脸、穿件衣裳都会立即发生大气喘、心绞痛，一直痛得他冷汗淋漓、死去活来。因此，晚年这段千金难买的宝贵时间里也只能痛苦地辗转于自家的床褥之上和呻吟于医院的病房之中。”
他久卧病榻，有时，会有一两位老朋友去看望他。有的是本市的，也有的是从外地来的；有的是经常来的，也有的是离别了多年不见的； 还有远道而来的，在他家住上一两天……但凡能来看他的，大多是可以坐下来谈谈心的老友，泡一杯茶，对坐着。吕宕说，这是他病中最为愉快的时候……不少工人业余作者带着稿子登门求教，只要力所能及，他看后一定会提出意见，有时还会把修改意见写在纸上。扶持青年，提携后辈，不少已有成就的业余作者都得到过他的关心和支持。
1981年早春，他腰部长了一个肿块，拳头大的伤口溃烂后，几经治疗不但没有痊愈，反因体质太差、心脏开过大刀，病情逐渐恶化，使他陷入了昏迷不醒的状态。3月9日上午，马鞍山市委正在开书记例会。市委秘书长张振国获悉医院已发出吕宕的病危通知书后，立即向市委汇报。市委第一书记崔剑晓、市人大主任杜维佑、市长高峰、市政协主席岑俊平立即停止开会，赶到医院看望，嘱咐医院采取紧急措施，并立即派车去南京请名医前来会诊，还指定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鲁进修在病房值班，要求医院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抢救……
吕宕一息尚存，陈登科、鲁彦周、贾梦雷、曹玉模等十几位作家闻讯后从合肥驱车赶来；市文联已着手成立治丧委员会……可是奇迹发生了，吕宕没有死，他活过来了，他又闯过了鬼门关！
1981年3月27日，张振国收到吕宕在病榻上草草写给他的一封信：“此次病已入膏肓，入绝境，明必死，绝无生望。不想，党又把我转机过来。不是老兄与市委各首长所给殊遇厚待，实无今日；无党和各位同志，无我吕宕今日也……我尚不能动，但寸心知感。无以表达，先写几个字，望老兄将这点心意转告市委各首长，事后当以终生所有为党……头脑尚昏乱，笔下无章，先此达意。”
市委书记崔剑晓看了这封信，了解到吕宕还想创作《鲁迅先生》的下半部，即赶到医院劝他不要着急，等身体痊愈了，市里一定支持他的再度创作。吕宕慨无言之：“我所存的时间不多了！”
大病后的吕宕长卧病榻，少出家门。他想写《鲁迅先生》的下半部，但只能悲哀地望案兴叹！他想把罗灏白的长篇小说《被上帝遗弃的女儿》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已难遂心愿。如今，他虽然有了说话的权利，他虽然有了写作的权利，但已无力写长篇浩著，他陷入了更大的痛苦。就此搁笔，岂肯罢休？他咬牙忍着病痛，写写停停，终于完成了电影文学剧本《鲁迅先生》的下半部。宽松的政治生活，令人欢欣的改革开放，使他高兴、令他激动，用他的话说“天赋予我的不安分的鬼思想也就飞舞起来了”。于是只要在体力能支撑的情况下，他就把徒生的感触伏案形诸笔墨：杂感、书评、读书心得、日记等。用他的话说是“留下了一丝细细的爪痕”，这就是结集出版的《病中闲话》。这些“爪痕”，落笔清俊、视野开阔，是他对日渐繁荣的文艺思索后的闪光；这些“闲话”，力透纸背、寓意深邃，是他对正在变化的时代倾情关注爆出的火花。他强调艺术质量在于“人物”，阐明了对历史剧语言的看法：“必须既注意到不违反一定历史时代精神，又必须注意做到通俗化、口语化、性格化。”从这本集子中还可以看到，1982年，沈从文老先生的浩瀚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刚刚出版，吕宕就写信向沈老求教，10天后沈老用毛笔在三大张黄表纸上以端正、秀丽的小楷洋洋洒洒给他写了近两千字的回信，委婉地表达了他认为电影《林则徐》在场面、起居、服用等方面尚有不足，并做了详尽的指点。
1985年5月中旬，由全国数十位勇于改革的学者和企业家发起，在合肥召开全国性的改革座谈会。市委一位领导嘱我以个人名义前去参加会议看看情况。在会上我碰到了著名作家李凖。1973年至1976年，我和他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相处3年多，因反对“四人帮”的观点相同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告诉我，中央一位领导示意他到各地走走，要多多宣传改革开放……他已去了好几个省吹风，做了好几场报告。在会上我还结识了北大教授、力主改革开放的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他托我给市委领导捎个口信……回来后我先和吕宕通了气，然后一起向市委领导做了汇报，市委领导指示我们以市文联的名义先邀请李凖来我市做报告。
按约定时间李凖应该是下午5点30分抵达。5点20分市委书记徐乐义、市长周玉德、副市长苏平凡、文联主席王平和吕宕都来到了雨山湖饭店。可是接待李凖的那个城市一再把李凖出发的时间推迟。大家左等右等，一直等到晚上8点他才翩翩而至。在二楼会议室，当我一一介绍完毕，吕宕和李凖便相互表示了倾慕之意，相见恨晚；然后便对《林则徐》和《李双双》的有关创作纵意而谈，忘记了还有十几位市领导坐在一旁。他俩无拘无束，旁若无人地谈了十几分钟。我想，如果换了别人，当着这么多政要决不会越雷池半步而喧宾夺主。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吕宕在政府官员面前如此豁达、潇洒地谈话，也是最后一次。文人无行，书生意气，这就是吕宕！
不久，我把打算召开作家与企业家座谈会的想法告诉了他。他颇感兴趣，表示支持。我紧锣密鼓地准备起来。可是，在筹备的过程中，由于个别的因素，飞短流长，剔瑕求疵，进展屡屡受阻，几乎濒于夭折。在这关键时刻，吕宕对我明确表示，“我当文联副主席以来从未过问任何事情，这一次我当仁不让，我不但支持你，我还要参加这次会议”。他拖着羸弱的身体，在老伴的陪同下，与二十几名作者来到黄山脚下的“泾川山庄”。12位企业家也前来参加作家与企业家座谈会。省作家协会主席陈登科、秘书长贾梦雷、作家曹玉模也赶来赴会。企业家们畅所欲言，有的谈了创业的艰辛，有的讲述了因勇于改革遭受的打击与压制，有的倾吐了国企改革举步维艰的苦衷，有的抒发了一定要把改革坚持下去的坚定信念……他们的喜怒哀乐、甜酸苦辣、起伏跌宕、忧国忧民深深震动了每一位作家，开阔了大家的视野。座谈会一连开了5天，大家已按捺不住自己的激情，想采访，想动笔。陈登科在总结发言时说：“这次会议开得非常成功，使大家了解了当前社会的变革，听到了社会脉搏的跳动，希望大家回去以后要到生活中去，与改革同呼吸、共命运，写出无愧于时代的好作品。”会议结束的前一天，市长周玉德、秘书长陶其平驱车前来看望大家。周市长希望大家回去以后能写出一本讴歌企业家改革的报告文学集来。
回到马鞍山后，我兴致勃勃地着手拟订组织采写计划。可是，我面前的坦途变成了崎岖的小道，时有羁绊，时遇路障，甚至要被兴师问罪。吕宕气愤地说：“不做事没错，事情做得越多反倒成了话柄！”他花了两天时间给市委领导写了长达5页的汇报，充分肯定了这次会议。他指出，为企业家立传全国尚无先例，可以说是曹致佐首创，应该表扬而不是刁难。吕宕在我处境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保护了我，令我感动。不仅如此，他不顾自己病弱之躯，也采写了报告文学《末入“苑”的花》。
1986年11月初，我接到调上海市作家协会工作的调令后，向吕宕告辞。他半晌没有说话，显得郁郁寡欢，怅然若失……表示要请吃饺子为我饯行。
吕宕家的饺子在省里文艺界是出了名的。秀瑜大姐擀的饺子皮，又薄又爽口，饺子馅是嫩韭芽和夹心肉搅和在一起斩成的肉米。经开水煮沸后，晶莹剔透，一咬一口鲜美的汤汁……凡是从省里来的朋友，一到吕宕家，都嚷着要吃秀瑜大姐的饺子。
秀瑜大姐不仅饭菜做得可口，而且照顾老吕可谓呕心沥血，无微不至。吕宕几经磨难，她和他相依为命，伉俪情深。在吕宕患病的18年中，前期病重时秀瑜大姐还在市图书馆工作。清晨上班前她不仅要为吕宕准备好饭菜，行前还要嘘寒问暖。中午和下班后她急急忙忙赶回家操持家务，还得忙里偷闲为吕宕整理书报。吕宕住院时她陪伴左右，精心服侍。更为重要的是，她的体贴、贤惠，是对吕宕精神上的最大慰藉。
11日5日整一个上午，我和妻子郁佩瑛是在吕宕家度过的。吃完为我们饯行的饺子，吕宕忧心忡忡地说，原先承诺为企业家写报告文学的事看来要付诸东流了。我要他放心，我人虽然走了，但答应过的事决不食言。听我如此说，他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再一次郑重嘱咐我一定要把报告文学集搞出来。
我和佩瑛向他们道别，他挽着我的手把我们送出门，送过院子，送到了大门口。他还要送，我坚决不答应，推迟了一阵，我们依依作别。我几步一回头，向他挥手致意，要他回去。走到百米开外，他还颤巍巍地伫立在寒风中。我知道他对我的离去非常难过！几十年的交往，让我们心意相通，情谊相结。平时我每星期总要到他家去一两次，随兴而谈，纵意古今，一谈就是半天。如今的阔别，虽知音知己，毕竟身居两地，再也不能常来常往。我心一酸，快步跑到他的面前，向他深深鞠了一躬说：“老吕，别站在这儿了，你先回吧，你不回我就不走了。”我们的手又握了好长时间。我目送着他在秀瑜大姐的搀扶下回到了屋里。
在后来彼此离居的11年里，我们有时书信往来，有时互通电话。我每次到马鞍山，第一件事便是去看望他，但他多数是在医院的病榻上。1988年，经不懈努力，我终于完成了吕宕对我的嘱托，出版了报告文学集《天涯何处无芳草》。1989年初秋，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长篇小说《用微笑迎接风暴》，吕宕在病房里断断续续看完了全篇，又硬撑着虚弱的身体写下了五千多字的评论文章，还建议市文联：曹致佐人虽然走了，但作品取材于马鞍山，背景是马鞍山，因此市文联应该召开作品座谈会。我到马鞍山开会的那天，一下火车就去人民医院。秀瑜大姐告诉我：“老吕一早就在等你了。”吕宕不无感慨地说：“看了你的‘风暴’，我兴奋了好几天。作品有气魄……我还明白了当初你提出召开作家企业家座谈会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赶时髦，你是倾注了对生活的思考和热情……”他执意要去参加座谈会，我再三让他不要去了，并说：“你这番心意我领了。”我向他告辞后去了会场。会议开始前几分钟，没想到吕宕在秀瑜大姐的扶掖下，步履蹒跚地走进了会场。我被深深地感动了，只能说，老吕啊老吕！……
1997年4月30日晚上，我接到李光仁电话。他说，吕宕觉得自己不行了，已熬不过几天，想和你见最后一面。我的心往下一沉，难道闯过好几次生死关的吕宕已生命垂危？！第二天一早我从上海赶到马鞍山，中午一到他家就进了他的房间。吕宕病卧在床，枕头边放着一只形似枕头的氧气袋。他一边接氧气一边和我交谈，谈到香港回归，他拔掉了插在鼻孔里的橡皮管，激动地喘着气说：“百年耻辱，列强欺凌，哪有中华荣耀，民族自尊……当年我之所以选择鸦片战争这一题材，应该说是有感而发，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催促我奋然命笔。”说完，他示意秀瑜大姐拿出一张纸交给我，不胜感慨地说：“也许这是我最后写的一首诗了！”
金瓯有缺，罪由旻宁，
香港回归，功在小平！
尚有台湾，指日可迎。
万邦瞩目，盼望厥成。
湔侮除垢，巨龙飞腾。
自尊互重，世界文明。
读完，我激动万分，心潮难平！他一生坎坷跌宕，历经沧桑；他为人坦荡淡泊，胸无宿物。在行将就木之际，他以枯藤老树之躯，力疾操觚，写下了颇有气魄的最后希望：盼望祖国统一大业早日实现！
他气喘得厉害，不能多谈。我说定明天再来陪他。他拉着我的手说：“我能挺住，我要请你吃我的最后一顿饺子。”
翌日上午，我与李光仁一同来到吕宕的家。他已理过发，刮过胡子，换过衣服，还准备了照相机。他叫外孙女给我们拍摄了合影。而后，我们像过去一样聊开了。他谈到自己枫林日晚的十几年，虽然无所建树，但市委和市政府对他还是倍加关心，多方照顾。可以这样说，他的绝大多数时间是在高官病房中挨过来的。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他早就命赴黄泉。他在讲述这一切时，思路清晰，神态雍容。
吃午饭时，他不能起床，我和李光仁到外间对桌就座。秀瑜大姐端上了热气腾腾的饺子。我们和躺在床上的吕宕隔着一堵墙，边吃边聊。饺子还是那么可口有味，却食之无味。我想，如果真的被吕宕不幸言中，那么这就是最后一顿饺子！若果真如此，吕宕面对死亡却神态怡然，从容宁静，以君子之风信步前往。我悲痛、我感慨，我乞求老天保佑吕宕安然无恙。
临别，我们强颜欢笑向他告辞，他微微向我们挥手作别，显得和蔼、安详。穿过院子走出大门，我和李光仁转身朝吕宕的房间望了很久，继而又互相对望了一眼，两人的眼神都在说：这难道是最后的晤别？！我们什么话都没有说，默默挪动着步子离开了他的家……
5月7日晚，我接到秀瑜大姐的电话，得知吕宕已于当日下午与世长辞。我不愿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我欲哭无泪，欲号无声。吕宕的创作生涯，算长不能算长，算短不能算短。其实他写过不少作品。文如其人，他的刚直，他的气魄，驱使他着墨于大处，总是选择重大的历史事件为题材。可是，如果他没有被打成“右派”，在电影《林则徐》成功以后乘势而上，那么……
吕宕（右）与作者
如果他在1961年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辛亥革命》上下两部——写武昌起义的《首义篇》和写黎元洪做了大总统以后反过来屠杀革命党人的《喋血记》没有被造反派撕碎扔掉，那么……
如果由他改编的话剧《秋青湖边》，在参加华东地区话剧会演时，没有被柯庆施打入冷宫，那么……
如果李秀成没有被打成忠王不忠的叛徒，那么吕宕这个“右派”就不会把自己呕心沥血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李秀成》，在“文革”到来之前忍痛割爱，付之一炬……
如果不是“文革”中被抄家，他的电影文学剧本《英王陈玉成》也不会被穷凶极恶的造反派抄走，至今下落不明……
如果他不是病魔缠身，他的电影文学剧本《鲁迅先生》的下半部，也许经过修改早就问世……
吕宕走了，如果……那么……一切的一切都成了遗珠之憾！！！不过，令他欣慰的是，《林则徐》被视为经典之作，驰名中外。须知，仅仅凭一部电影而名垂文坛和电影史的能有几人？！
我为吕宕的仙逝悲痛，我更为吕宕累遭厄运中断创作而扼腕痛惜。为了寄托哀思，我写成一副挽联寄给了秀瑜大姐：
叹兄长也，一腔热血凝铸《林则徐》，影坛巨著不获殊荣遭劫难，才情横溢时时受制难舒展，一生刚直无邪两袖清风，幸有高文永垂寰宇。
哭吕公哉，满腹经纶撰写《病中语》，文苑小议看似寻常气自华，顽疾缠身年年拼搏图腾跃，终世清白光明独木成舟，痛惜晚年短暂逢盛世。
这副挽联，这篇文章，虽不能概括吕宕的一生，却寄托着我对吕宕的永远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