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超前的独特视角
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曾被授予安徽省政府文学奖的马钢作家傅嘉（笔名）指出：“曹老师的创作有他的独特视角。他总会捕捉到那些并不稀罕，但别人却没注意到的现象，写虽普通却蕴含比较有意义的事与物。”
1985年3月14日，《马鞍山报》发表了曹致佐的散文《黄山石级》。当年的编辑陈光华至今记忆犹新：“读完来稿，我就决定要发。讴歌黄山奇峰怪石飞瀑云海的诗词美文不计其数，却没有人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供人踩踏登山的石级，并借此写景抒怀。曹致佐别开生面，有创意。”卜本林说：“我看过曹致佐不少作品，从未看到他写过散文。这是他的第一篇，一出手就与众不同！”过了一年，全国最具影响的杂志《散文》转载了这篇文章，唯一改动的是把题目改成《石级巍巍兮》。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25年后，百花文艺出版社在汇编“最受当代青年喜爱的精致小品”的《百味实况》一书时，把《石级巍巍兮》一文收集于书内。
文学期刊《人民文学》是全国领军刊物。该刊1986年第6期发表了曹致佐的短篇小说《魔力》，余亮在他的研究论文中做了如下的概括：“其内容讲一个穷小子依靠管理才能和效率意识当上了国企的经理，收获了高干女子的爱情。无疑，这是经济新贵与政治豪门的联姻。显而易见，在20世纪80年代他已经意识到资本的魔力，认为西方有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等写出了这个‘金钱的魔力’，但在中国还没有。那个年代，一夜之间应运而生的‘万元户’赢得了生存空间……曹致佐重温了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历史，通过两个人物的创造，写出了金钱的魔力，也体现出资本对他本人的魔力。须知，这是他25年前的认识啊！”
余亮博士另一段叙述也引起了我的注意：“1985年第6期《中外电影》发表了曹致佐的电影剧本《平静的激流》。这一作品回应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的主题，认为乔厂长式的疾风暴雨作风已经不管用了，他着重塑造厂长的文化艺术气质和处事技巧。典型细节是厂长出席工人舞会，优雅的交谊舞姿令工人羡慕，其对绘画艺术的欣赏和文化修养则让一些工人自惭形秽。其主要情感指向是提倡一种对知识型领导的风度、尊严的崇拜；而没有文化的工人，即使是劳动模范，如果不学习，不跟上时代的脚步，都会被时代抛弃……”
1986年4月9日《安徽日报》发表了《寄希望于明天》的评论文章，指出：“《平静的激流》写的是改革题材，但并不泛泛地表现改革中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而是选择一个较新的艺术角度，剖析和揭示处在改革潮流中人们的心理感情和理智认识交织产生的矛盾状态，从而反映出改革年代的生活……情节跌宕起伏，多侧面地展示了改革不仅仅是技术革命，更主要的是要变革那些旧的传统观念和已跟不上时代步伐的价值观念。”
曹致佐告诉我，其实这一剧本是根据尚未出版的长篇小说《用微笑迎接风暴》改编的。他于1984年夏季在驷马山招待所文学创作学习班上完成了初稿。
1989年，长篇小说《用微笑迎接风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文坛引起了强烈反响……
《人民文学》杂志原常务副主编崔道怡（曾担任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奖、儿童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宋庆龄文学奖、老舍文学奖评委）在1989年10月7日的《文艺报》上刊登了评论文章《执着于抒写改革的艺术耕耘》：“《用微笑迎接风暴》以细腻明快的笔触，直接又正面地描绘一座工厂实施改革的全景与过程。它所塑造的姜厂长，正是八十年代初期面对技术浪潮的冲击卓然挺立、从容创新的改革者形象。”
文艺评论家刘锡成（曾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党组书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所撰写的《改革者之歌》一文，被1990年5月号的《文论月刊》刊载。他说：“曹致佐的长篇小说《用微笑迎接风暴》，写作和出版于一些作家对于近距离、及时地捕捉风雷激荡的生活主旋律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了某些偏狭观点和心理障碍的今天，他的思考和追求表明他在艺术上就不是一个随波逐流，易于受人影响的作者。这是很值得称道的艺术性格。”
《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发表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生导师王宏图的文学评论《在微笑背后》：
改革伊始之际，文坛就涌现了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张浩的《沉重的翅膀》等一批反映改革历程的力作。随后人们又读到柯云路的《三千万》、水运宪的《祸起萧墙》等优秀作品。近年来，这类题材的作品失去了前些年的势头，滑入了低谷。此时，曹致佐的《用微笑迎接风暴》，以其新的内容和探索，为改革文学提供了诸多启示。
上海铜材厂厂长葛佳瑜在1990年第2期的《上海文论》上，以《微笑属于强者》为题，畅叙读后感想：“《用微笑迎接风暴》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改革者姜初民所走的一条改革路子，是我们闻所未闻，独辟蹊径地探索出来的一条路子。姜初民的改革是极其‘温和’的改革，是充满人情味的改革，是带上大量中国老百姓气息的改革，用主人翁的话来说，就是改革应遵循机械原理，尽可能减少摩擦力，他要求自己像一只球一样，滚动式地前进。”
以上几位的论述，有两个共同的观点：都欣赏曹致佐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超前意识，并赞赏他敢于探索的艺术个性。这不禁使我回想起对电影《青春似火》的一段评语：
《红雨》与《青春似火》是两部反映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青少年现实生活题材的故事片。……这两部影片的题材选择和主题立意都很好。他们多少试图摆脱那种“身穿红衣裳，站在高坡上，手拿红宝书，挥手指方向”，“阶级敌人来破坏，忆苦思甜解疙瘩”之类的农业题材和“斗倒走资派，揪出坏蛋来，生产放卫星，教育下一代”之类的工业题材的模式。在主题上也希望通过对人物的饱满刻画，广泛地开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塑造几个较为生动的艺术形象。同时，也尽可能地减少一些假话、大话、套话，添加一些较有情趣的新意，向观众展示70年代工厂、农村较为开阔的生活面。然而在“四人帮”严密控制的帮派文艺体系下，创作人员的这种努力是不可能取得多大成效的，影片依然密封在“三突出”的模式中，这使人不能不感到遗憾。（《北影四十年》，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
通过这段评语，可以非常清晰地了解到，在“文革”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年代，曹致佐还是有胆量突破当时的固有模式，多多少少想挣脱阶级斗争框框的束缚，这表明他既有超前的意识，又有夺路前行的勇气。这种艺术个性，始终贯穿在他的创作生涯之中。
在1989年10月召开的《用微笑迎接风暴》作品讨论会上，《文艺报》主编吴泰昌，既惋惜又感慨地说：“其实，曹致佐这部长篇，早在1984年就寄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压就压了6年。如果当时就出版，那反响肯定比现在要轰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赵水金立即当众解惑：“我看完来稿，非常激动，立即给曹致佐写了回信，‘我认为作品的题材与时代的脉搏扣得较紧，选择矛盾冲突的角度也较新；作品提出的改革策略对人们有启迪作用；你对作品所反映的钢铁厂的生活、人物、事件都是熟悉的，力图塑造的十一位性格各异的人物也初具形态，有的人物能给人留下较深印象，尤其可贵的是作品通篇洋溢着作者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未来的向往，反映了作者歌颂新时代、新生活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当我们进入编校工作，社会上有关改革的争论日甚一日，而且有许多改革者纷纷中箭落马；与此同时，社领导接到一封从马鞍山寄来的匿名信……这样，在改革处于低潮和曹致佐被抹黑的情况下，出版社形成两种意见，上还是不上？争来争去就被束之高阁了……”
《用微笑迎接风暴》是曹致佐的第一部长篇，一问世就显现了旺盛的生命力，但是，竟然被压了整整6个年头，其命运和《青出于蓝》《主轴》《青春似火》一样，顺而不畅，路途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