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与陈登科心有灵犀
1990年4月9日下午，我陪陈登科和他的夫人梁寿淦从华东医院出来，便驱车前往武康路。
一上车，陈登科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低沉地说：“大同（吴强姓汪名大同）病得不轻啊！”当车驶近了巴金的寓所，陷入深深悲痛之中的陈登科轻声说：“不要停，再兜几圈。”显然，他不想如此伤感地去登门访客。
昨天，陈老对我说，明天看了吴强后还要去拜访巴老。据我所知，巴老年事已高，病痛缠身，一般情况下已不见客。我便去宾馆大厅给小林打了电话。小林表示，要征询一下爸爸的意见。不一会儿，小林来电告知，爸爸听说陈登科要来很高兴。陈老为了这次约见，推掉了当晚好友的宴请，还特意去理了发，整理了飘拂的络腮胡子。白发长髯，平静恬淡，犹如一位看透世事万物的哲人。晚上吃饭时，他说，按原计划，这次去北京后即返回合肥。所以改道先来上海，一是看望病中的吴强，二是向巴老报喜。
轿车从淮海西路转向复兴西路，过了乌鲁木齐路，一直沉默的陈登科不胜感慨地叹息道：“吴强陪我看望巴老，一晃已过去九年。”他的眼睛透过车窗望着吴强住过的那幢高楼。
1981年2月13日上午10时，由上海市文联办公室主任丰村安排，陈登科和肖马在吴强的陪同下，前去探望了巴金。
过了一阵，陈老似乎摆脱了心上的重压，示意开车。
这一次巴金没有站在院中等候。由于身体的原因，他已经行动不便，很少站立。他倚靠在客厅一角的藤椅里。比茶几略高的小圆桌上放着蛋糕、糖果，还有那架小收录机。陈登科一边热情问候一边上前与他握手，巴老手握得很紧，不愿意放开，俩人相互端详了一会儿。巴老说：“你留胡子了，有气度，长髯公。”陈登科说：“你也理了发，挺精神。”陈登科落座后说：“巴老，我这次去北京听到可靠的消息，看来快了。”巴老含笑说：“你没白忙。”陈登科真诚地说：“全靠你的启发和支持。”
1979年6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21日下午2点30分，在会场的休息室，陈登科和巴金相遇。他俩谈到即将召开的全国文代会，有许多看法相似。巴老还谈到“冯雪峰遗作”。他说：“前些时候刊物上发表了雪峰的遗作，找来一看，原来是他作为‘交代’写下的什么东西。我读了十分难过，再没有比这更不尊重作者的了。”他还说，所谓“遗作”，其实都是冯雪峰生前在历次“运动”中，尤其是“文革”期间，被迫写的一些自侮自辱、违心违实的“检查交代”文字，未经家属同意，被发表出来，无疑是对作者人格的侮辱，是对其形象的损害。巴老的话，触动陈登科想起了一个人。《渡江侦察记》《南征北战》《自有后来人》这3部电影可以说家喻户晓。而作者是谁？又有几个人知道？那就是沈默君。他是50年代著名的军旅作家，被称为中国的“西蒙洛夫”。那几部经典电影是他对中国电影事业的杰出贡献。他被打成右派，连降9级，被驱逐出长春电影制片厂。他流浪到安徽农村，靠做木匠糊口。凭什么剥夺他的著作权！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作品是他写的啊！居然美其名曰，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好作品是属于人民的，而他是反党反人民。这……这是什么逻辑？强词夺理，以权压人！“文化大革命”中，《自有后来人》被改编为京剧《红灯记》，红遍全国。沈默君一路乞讨到北京，去国务院文化组告状，声称自己是《红灯记》的原作者，要求申冤、平反。江青勃然大怒，说这个人坏透了，妄想剽窃革命成果，玷污革命样板戏，破坏京剧革命。结果，沈默君被押回安徽。这个人既有才气也有骨气，穷极潦倒之时，还写了自喻为蟹的对联：“进也罢退也罢，老子横行；蒸也好煮也好，死也硬气。”横批“天下第二蟹”。
当晚，陈登科在床上辗转反侧。联想到自己，“文化大革命”前已写了300多万字，出了5部长篇。江青点名诬陷陈登科是“国民党特务”，全国通缉，到处追捕。他先隐匿北京，后潜逃上海，与多多（后为他女婿）乘着小船在苏州河上漂泊了4天，结果难逃“无产阶级专政”的法网，被铐上手铐，关进建国东路的牢房……唉，作家算什么？作品算什么玩意儿？有什么保障？！他越想越觉得巴老因“冯雪峰遗作”被任意宰割所引发的深思，并由此形成“国家应该有一个法，来保护广大作家的著作权”的意见。此乃深谋远虑，他完全同意，于是连夜赶写了关于作家应该享有版权的议案，第二天便提交给大会。
过了一星期，陈登科又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对当前文艺工作的几点看法》。他在文中指出，应该允许作者有版权，不然，“文责自负”就是一句空话。几天过去了，却没有一石激起千层浪。10天后，正当陈登科陡生一种“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的悲凉感时，江晓天（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从北京打电话告知他，8月8日，香港《大公报》刊登了巴金《纪念雪峰》的随想，还逐字逐句念道：“作家陈登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主张作者应当享有版权，我同意他这个意见，主要的是发表文章必须得到作者的同意。不能说文章一脱稿，作者就无权过问。”
正当因孤军匹马而深感寂寞之时，巴金掷地有声的遥相呼应，犹如一股暖风拂面而来。陈登科深受鼓舞。11年过去了，眼看当年开渠引水的努力即将促成水到渠成，陈登科才会说出“全靠你的启发和支持”这句话。
在接下来的交谈中，陈登科还告诉巴老，在论证制法的过程中，阻力还是不小。出版工作“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文化禁锢主义束缚的阴影，还时不时地干扰并成了阻力。讲到这里，陈登科问巴老：“电影《林则徐》看过没有？”巴老说：“看过呀，是部好作品！”陈登科叹了口气，说：“这位作者真是，可怜、可悲、可惜啊！”
《人民文学》1957年5月、6月的合刊本，发表了电影文学剧本《林则徐》，作者是吕宕、叶元。剧本后来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因吕宕已被打成右派，影片就除了他的名。吕宕被发配到农场接受劳动改造。有一天晚上，农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劳改人员集中在打谷场上，当电影放映队开始放映时，36岁的吕宕低着头哭了。银幕上放映的是《林则徐》，而他已成了罪人！从1960年至1966年，吕宕写成电影文学剧本《闯王李自成》。“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被抄家，这一剧本也在劫难逃，还成了新的罪证。后来这部稿子不知去向。
吕宕的悲惨经历，令两位老人神伤嗟叹，义愤填膺。巴老关切地问：“他现在怎样了？”陈登科回答：“79年底，我带着《回忆雪峰》和《对当前文艺情况的一点看法》去看望他。我对他说：‘我是文联主席、人大代表，我支持你提出要求恢复著作权的申诉。’没隔多久，他在寄给我的信中说：‘读了你带给我的两篇文章，原本已经死透的心又燃起希望。可是我到哪儿去申诉呢？现写成《给叶元的一封公开信》，一切听凭你的处置。’我帮他发表在80年《清明》第2期。现在他的心脏虽然已经搭桥，但走路困难，足不出户，天天昂首盼望，到哪一天才会有保护作家权益的法律条文出台，还他一个公道。至于创作，虽有心却无力。不过，他还是写写停停，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鲁迅先生》上下集。长影认为是一个好剧本，但因牵涉到一些历史的原因，还得等一等……这样一个人才，如果不是‘文革’的摧残扼杀，一定会写出许多好作品。”
沉默，还是沉默。他俩在想什么？吕宕的遭遇也许引发他们的切肤之痛。“文革”中，巴金的被批被斗被辱和丧妻之痛；陈登科的囚禁大牢妻离子散和16岁大儿子蒙冤被判无期徒刑；无数作家丧失尊严，受尽迫害，家破人亡，都是祸起文字之灾，饮恨笔墨之冤。这……这，倘若作家的安危被视如草芥，那么还会有谁诗兴大发，纵情笔端？
作家的权益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成了这次见面的主要话题。当谈到《著作权法》即将颁布，他们对文学创作的前景充满着希望，气氛也越来越轻松，又纵意而谈，融融洽洽。陈登科和夫人梁寿淦与巴金告别后走到会客室门口，陈登科又转过身来，与巴金对望了许久。那种无声的、气息相通的、莫逆于心的凝视，包含着心有灵犀的理解和信任。
当晚，与陈老聊天时，我提出了一直萦绕于心的疑问：“你为作家的权益挺身而出，当时为什么无人问津？”陈登科答道：“现在回想起来是可以理解的。当时有些长期被封杀的作家，因能重返文坛而知足，岂敢得陇望蜀；新生代的作者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直抒胸臆，一吐为快，对版权尚无切肤之感。”讲毕，陈登科满怀感激地说，“巴老的那篇文章，虽说是对我的议案的推波助澜，其实是他阅尽文坛波澜后的登高望远。往事不堪回首，痛定思痛，巴老热切希望通过立法来确保作家的权益。好的作品示人以真实。把心掏给读者的作家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文学创作的长久繁荣，才会有利于中华文化的发扬光大。”陈登科略一停顿，又继续说下去：“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有巴老的支持，千里同心，我尽抛心力终无悔！”
对于文坛上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还有材料可以印证：
巴金1979年9月10日日记：“上午黄裳来。”[1]
他俩谈了什么？黄裳在1979年9月12日致姜德明的信中提及：“与巴金闲谈，他非常同意陈登科提出的要搞一个出版法，现在作家有许多权益没有保障，实例甚多，不只是经济问题。这个问题也没法说清。”
从黄裳所述的内容可以看出，如何保护作家的权益，巴金一直在进行深层次的思考。他对陈登科的支持，无疑就是对中国作家的最大关心。
在陈登科拜访巴老5个月后，也是在陈登科和巴金发出呼吁的11年后，1990年9月7日，著作权法草案终于由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同日，杨尚昆主席发布3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公布《著作权法》，并宣布该法将于1991年6月1日起施行。
在《著作权法》实施18年后的2009年11月17日，国家版权局第一任局长宋木文同志在《建立和完善中国版权制度二十年》一文中写道：“在1979年6月举行的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著名作家陈登科同志提出：‘宪法规定的出版自由必须用法律形式予以保障，作者应该拥有对作品的著作权和版权。’”
陈登科为著作权所做的不懈努力已被披露，然而，人们并不知晓巴金为此所做的贡献。从事《陈登科生平与创作年谱》研究工作的陆志成曾在《陈登科的两个议案》一文中披露：“当著作权法公之于世的时候，陈登科由衷地说：‘当年巴金同志的文章，所发挥的声援力量，是不可低估的！’”
如今，作家已懂得必要时可以运用《著作权法》为自己维权，可是过去却因“无法无天”而受制于专横和肆虐。陈登科的振臂一呼，巴金的山鸣谷应，虽已随着岁月的流逝被淡忘，甚至为后辈所不知，然而他俩在文字因缘中共证同心的真知灼见，已融化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法律条文中，其影响之深远已超越文学的范畴而恩泽社会。
巴金（中）、陈登科（右）
【注释】
[1]《巴金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