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雅琴的似火青春
1975年6月，电影《青春似火》的摄制组成立了，由董克娜执导，阙文为副导演，主要演员有杨雅琴、辛静、李树钧、鲁非等。北影编导室再三强调，周总理在四届人大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而《青春似火》的主人翁梁东霞与她的同伴，立志要把轧钢流水线改造成自动化，这个题材很好，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有这样一批有理想的青年工人发愤图强……月底，作者陪同摄制组赴马鞍山钢铁公司体验生活。
说是下生活，时间仅仅6天。第三天下午，导演请作者对演员谈谈创作体会。肖马和杨履方要我发言。我便着重谈了工厂生活给我的启示，以及由此形成的创作冲动……
散会后，杨雅琴对我说：“你谈了许多工厂生活的故事，很多细节挺感人的，对我塑造角色很有启发。”她接着说：“剧本描绘了以梁东霞为首的一个青工小组，克服重重困难，揭露了设计室主任余从吾的剽窃行为，完成了对轧钢生产线自动化改造的设计任务，这样的题材选择和立意都很好。”我高兴地说：“我们就是想塑造几个较为生动的艺术形象，来突破‘阶级敌人来破坏，忆苦思甜解疙瘩’的老框框。”杨雅琴说：“是的，梁东霞可不是斗斗斗、冲冲冲那种弄潮儿。她是要带领青年工人攀登技术的高峰。剧本对这个人物刻画得很饱满……”她略一沉默，轻声叹息道：“说心里话，我对梁东霞这个角色没有把握。”我一怔，她何出此言？便说：“这怎么可能？你在《苦菜花》里演的娟子，多么可爱，多么纯真？《侦察兵》里孙玉英，你把她演活了。否则，董克娜怎么会百里挑一选上你。”
听到我对她出演的角色的赞美，她抑制不住地笑了。她笑得那么灿烂，在笑容中展现的明眸皓齿是那么动人美丽。然而她很快收敛笑容，问我：“她凭什么对我有信心？”
“这还用说吗？你所创造的几个角色，个个靓丽清纯，人见人爱。董克娜说，杨雅琴不但漂亮，她的面容还透露出丰富的内涵。”
“真的这么说的？”她白皙光洁的脸上漫上了红晕，但脸色却渐渐阴沉下来，“也许我会辜负大家的厚望。”
“别开玩笑了，你一定会成功塑造出一个新的银幕形象。”
“小曹，我讲的是真心话，我没有在工厂生活过，不知道钢铁厂里女工的生活状况，这几天虽然下厂，不过是蜻蜓点水，再过几天就要回厂进摄影棚了，你说我急不急？”
我相信她讲的是真心话。令我吃惊的是，她虽然已红遍全国，却没有半分的矫揉造作，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的焦虑。
“小曹，你有没有工业题材的小说？我想以此扩大知识面。最好是描写钢铁战线的。”
我告诉她这一类的书很少，她失望地叹了口气。大厅里很静，剧组里所有人都回房午休了。我说：“现在时间都排满了，否则我可以陪你去轧钢厂转转，感受感受现场的气氛也是好的。”杨雅琴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呀，真想去轧钢车间亲身体验一下生活，如果你能陪我下去，除了动腿，还得劳驾你动嘴，最好多讲一些有性格特色的女工的故事。”我表示乐意奉陪：“不过已经没有余暇可以遂愿而行了。”她无奈地点点头。突然，她似有所悟，说：“轧钢厂不是三班倒吗，你可不可以今天晚上就陪我去看看？”我爽快答应了。
吃罢晚饭，我俩下山后各自骑上自行车（我帮她借了一辆）便出发了。一进入铁厂，悦耳的出铁铃声越来越响亮，铁流映红了夜空……杨雅琴惊呼道：“美，太美了！”路过平炉车间，恰好一列装着钢锭的火车从炼钢平炉前缓缓驶出，从一根根通体火红的钢锭上冒出的一股股紫红色烟柱扶摇直上，几乎触到低空的星星。杨雅琴像小孩一样跳下车子，情不自禁地拍手、雀跃、欢呼……进了轧钢车间，迎着热浪，看着从加热炉中蹿出的柔软若水的钢材渐渐成型，杨雅琴兴奋得瞪大眼睛。她想走近几个头戴白色硬壳工作帽、身穿白帆布工作服的轧钢工人，我拦住了她。她在隆隆的机器的轰鸣声中，凑近我的耳边加大嗓音：“你看，他们的工作服被钢花烫出了那么多小洞！”
我故意问道：“这种千疮百孔的衣服是不是很丑？”
“不，这是一种美，就像维纳斯的残缺美，他们的工作服体现了一种残破的美！”
“为什么？”
“如果说，这是在创造中留下的痕迹，那么这些无数的小洞，使我想起了高温、火光、由红色液体凝结成的钢锭，还有轧钢工人忘我的劳动！”
看得出，此时此刻，她已没有其他想法，只有感觉。她指着高于并横跨钢材输送带的栈桥，兴奋地说：“那个小桥，是不是剧本中描写的一个场景？”我说是的。话音未落，她小鸟似的把头一扬，以惊人的速度快步朝栈桥走去，我追上去拉住了她，加重语气说：“车间重地，闲人免进。”她恍然止步，意犹未尽……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已到午夜时分，在我的催促下，她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厂区。她余兴不减，悠然骑车迎着徐徐的夜风，深有感触地说：“在星空下观赏钢厂的夜景，加深了我的感性认识，钢材成型之前，在冶炼中既炽热又柔软，一经冷却成材，不但坚不可摧，而且有一种不折不挠的韧性，这就是钢铁和石头的最大区别！”
我惊讶地看了她一眼，短短的一句话，轻轻说来，却颇有见地。倘若心中无墨，何以文思敏捷？！灼热的风吹散了她飘逸的秀发，在我的眼里，她成了钢厂的一部分——是钢花，是红光，是风，是火球！回到交际处时，她用央求的口吻说：“小曹，明晚再陪我去工厂转转行吗？”我欣然答应。
翌日，我俩又穿行在马钢的厂矿之间，焦化厂出焦时火光冲天形成的满天彩霞，轮箍厂万吨水压机下软如面团的红通通的钢坯……不断地掀起了杨雅琴感情的波澜，她无限感慨地说：“每一个车间，永远处在激情四射的亢奋之中；火焰一样流淌的钢水，无时无刻不处在快节奏的奔腾之中。”我说：“你在作诗。”她双眼晶莹，嘴唇泛出微笑，声音甜甜地说：“有感而发。”我发现，每到一处，她虽然被钢铁厂惊心动魄的气势所震撼，但是，她已开始把注意力更多地用在观察人的上面。在动力厂的维修车间，她一边打量一边捉摸一个年轻的女电工快捷干练的走路姿势，甚至紧随其后学着她的样子步履轻巧地走了一阵；在锻铆焊车间，她仔细观察几个女电焊工说话的腔调、脸部表情和每一个动作；到了铸钢车间，我们的头顶上响起一阵又一阵急骤的铃声，抬首仰望，行车的挂钩上吊着钢水包从半空中缓缓而过。再纵目驾驶室，只见开行车的女工正在朝我挥手致意。我立即频频向她招手。杨雅琴问我，你们认识？我告诉她，那是我的同学，叫邵晓虹。
…………
离开了厂区，我俩边骑车边交谈，她说：“这几天虽然走马观花，却难以忘怀。我似乎已经开始找到感觉了。当然，如果能够更进一步接触工人，和他们交朋友，那该多好啊。”她笑着建议我们坐下来再谈一会儿，我马上跳下车，她也一跃而下。马路两旁，除了厂区的围墙、纵横的铁路，没有地方可以落座。我说，就坐在铁轨上，她抿嘴笑着点点头。
夜已经深了，从升腾的烟雾、水气和红云中钻出来的月亮在我们身前洒下淡淡的白光，凉爽的夜风把杨雅琴额头上的一绺头发吹得微微飘动。她用手理理后轻声说：“你能不能讲讲你自己？”
我想了想，打开了话匣子：
“1958年7月3日上午，火车把热血沸腾的上海学生载到了没有候车室的极其简陋的金家庄小站。前来接送的不是客车，而是沾满尘土的卡车。在尘土飞扬的一路颠簸后，我们终于来到了驻地——陶庄。同学们惊呆了，这儿不要说楼房，连平房也没有一栋！方圆十几里，目光所及全是农田：眼前是田畴，身后是土丘，左边是沟渠，右侧是曲折的小路。上百间刚刚搭建的芦席棚就是我们的宿舍……
“旷无人迹的土地与富庶繁华的大城市相比当然有天壤之别，虽然我们一时不能适应，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追梦的脚步。从小学开始所接受的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宛如播下的种子已在我们心中生根发芽，卓娅、舒拉、马特洛索夫、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这些英雄形象早已成了我们追逐的偶像，并酿成我们追梦的动力，《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勇敢》《乡村女教师》一系列苏联的小说、电影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充满憧憬。”
杨雅琴似有所悟，连声说：“对，对，我在中学时读了《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就产生了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冲动，等一等，等一等，我想起了书中的一句名言：‘我们最需要什么？我们最需要机器。但是，为了造出机器，需要金属。而机器能开动，需要动力。’”我被杨雅琴激动的情绪所感染，情不自禁地说：“想当年，对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来说，我们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动力！”杨雅琴深有所感地说：“我们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动力。那时我们的生活就像《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新的工地变成了城市，新的工地变成了宿舍。”
我不无感慨地说：“可以这样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观。”
杨雅琴说：“这是脑海里抹不去的记忆，如果能借到重读，一定会对我写人物小传大有裨益。”
我告诉她：“北影图书馆能借到。”
“那太好了。”
铁厂的汽笛连续发出了几声短促而急骤的嘶鸣，杨雅琴一看表，已12点了，惊叫道：“时间过得真快，该回宾馆了。”
快到山上时，她的眼睛闪烁着，说：“从你的介绍中我方始明白，你带我看的每一个厂区，在58年之前都是不毛之地，如今一座又一座厂房拔地而起，形成了十里钢城。刚才谈到《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这使我想得更深了，梁东霞是新一代的工人，她一定怀有远大的抱负！可以肯定地说，她对周总理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充满着憧憬与遐想！那么马钢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下，会变成怎样一个大型企业呢？！”
我既惊喜又赞赏地说：“这就是你找到的感觉！”
她回眸一笑，笑得那么灿烂。
不过静默片刻，她无声地翕动了一下嘴唇，继而低声说：“真想再多去几天工厂。可惜，没有时间了。”
我们登上石阶后，她忽然说：“明天晚上我想再去一次工厂。”我毫不迟疑地说：“那我们还是在山下的老地方碰头。”
岂料，隔日所发生的突然变故，使我俩的约定未能成行。
我比剧组晚三天回到北京。入住招待所的第二天下午，在招待所不远处我与拿着几本书的杨雅琴不期而遇。她笑盈盈地把手中的书扬了扬：“你讲的那几本书我借着了。”随着她的展示，《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乡村女教师》《勇敢》的书名映入我的眼帘。
我说：“一看到这些书，我就会想到十几年前，我们这批上海小青年在读书时做的梦：同学们一字排开，中间的同学拉着手风琴，大家合着他的节拍，唱着《我的祖国》，走在泥泞工地的土路上。我们就是怀着这样的梦想，来到了马鞍山。”
杨雅琴说：“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梁东霞这一群青年工人，正斗志昂扬地走在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大道上。尤其是这几天，我已经抑制不住日甚一日的创作冲动。”她定了定神，压低嗓音说：“《创业》被打入冷宫，我就担心，同样是工业题材的《青春似火》会不会被殃及池鱼？这几天，摄制组、招待所传开一条小道消息，说毛主席为《创业》做了批示，此片无大错。若果真如此，那我也就不必杞人忧天了。”
我说：“我也听说了，如果《创业》真的能翻身，这对文艺界确实是最大的鼓舞。”
…………
1976年6月初，《青春似火》已拍摄过半，而当时全国的政治形势已处在万分险恶、极其严峻的重要时刻：周总理逝世、人民在天安门广场自发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被错误定性、人民寄予巨大希望的整顿被突然打断、邓小平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被第三次打倒、深入“批邓”的运动甚嚣尘上……北京电影制片厂已落入文化部的全面掌控之中。文化部由此趁势派人来到摄制组，在交际处（马鞍山市宾馆）大厅召开摄制组全体人员大会。来人先说给大家吹吹风：在北影“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正在逐步深入，文化部已把丁峤调离北影，厂核心组已宣布编导室总支书记史平、编导室支委马德波停职检查……然后绘声绘色地介绍了与走资派做斗争的《搏斗》和《反击》两部影片筹备拍摄的情况。接着，他话锋一转，用命令的口气要作者把《青春似火》剧改成“走资派还在走”的电影，并要大家表态。见大家沉默不语，来者就大讲特讲：“文艺要为政治服务，现在就看你们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站在哪一边。”那说话的口气不无威胁的味道。当时会议室的气氛沉闷得令人难以喘息。大家缄口无言。我虽然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谨言慎行，却被他强加于人的专横所激怒，终于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率先发言：“电影写的是青年工人攀登技术高峰的故事，无法把与走资派做斗争的概念融入剧本之中，不能改。”肖马也开口表态：“剧本的人物关系可不是搭积木，能随心所欲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吗？硬要节外生枝，谁有本事谁改。”杨履方慢条斯理地说：“剧本最忌伤筋动骨，如果硬要作者依葫芦画瓢，必定弄巧成拙，弄出个四不像的东西，观众要骂的。”导演董克娜、副导演阙文，演员杨雅琴、李树钧的表态和我们一样。会议不欢而散。
…………
午饭后散步与杨雅琴相遇。她真诚地说：“你真勇敢，顶得好！”我说：“你们不是也明确表态了？这说明，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话虽这么说，但还是你们三位作者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当我听说要把剧情改成与走资派做斗争的戏，一下子蒙住了。这样一改，我这个角色该怎么演？梁东霞是要带领青年工人攀登技术高峰的，怎么能变成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动战士去和走资派做斗争？”我说：“不从剧情出发要求改戏，我们确实无从下笔。”杨雅琴气愤地说：“强人所难，必定弄巧成拙。不过，我们这样一顶，文化部会善罢甘休？”
事态的发展不幸被杨雅琴言中。两个月以后，文化部强令把我和肖马、杨履方的署名改为“马鞍山文化局创作组”。指令墨迹未干，又做出了不得上映《青春似火》的禁令。直到“四人帮”被粉碎，《青春似火》才重见天日。
这段往事，已时隔38年，而她芳华早逝已经有16年了。我一直不敢相信那个一度活跃在银幕上的杨雅琴真的走了。每当回忆昔日与她夜游马钢，她的惊喜激动、她的灵气悟性、她的音容笑貌，无不异常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她在马钢拍片的每一个场景、每一场戏、每一个镜头……也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浓烈地活跃在我的记忆之中。
曾记否，当年，梁东霞带领青年小组欲改造轧钢生产自动线而发奋努力；如今，马钢不但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旧貌换新颜，还在不断攀登科学技术的高峰中壮大发展。这何尝不是对杨雅琴塑造梁东霞这一人物的最好告慰？
《青春似火》中的梁东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