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教育的曲折历程
慈溪官学始建于宋太宗雍熙元年（984），由时任知县李昭文创设于县治西北四十步，至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又迁建至位于今慈城镇竺巷东路的孔庙。换言之，慈溪孔庙自建成之日起，既是祭祀孔子的圣地，又是县学的所在，并因此具有尊孔、科举、教化、养士等功能。相比较而言，由私人创建而与官学相对应的书院，出现于慈溪县境内的时间远早于官学，早在李唐之世就已有之，且历代以来不乏知名书院（详参表1-9）。
表1-9 慈城历代知名书院一览
其中的慈湖书院，发端于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当时，邑人杨简为宣扬理学兼教导杨氏后裔，在慈湖北岸原德润书院西创办了谈妙书屋。杨简故后，其后裔及弟子于宋理宗宝庆年间（1225—1227），在谈妙书屋旧址创立了慈湖书院。慈湖书院的创设，既开慈城私学之先河，又成为当时浙东心学的中心。自明代起，慈湖书院逐渐被蒙上官方色彩，不但是慈城杨氏的家庙，更由官方任命山长。时至道光六年（1826），邑人冯汝霖、冯云濠等捐资三万元，新建院舍于普济寺前，同时迎聘院长、整顿学制，但这次重建并未有效推动慈湖书院的发展。于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陈训正、冯君木等人的推动下，慈湖书院被改建为慈湖中学堂。此后，其校名又多次更改，从1902年慈湖中学堂，一变而为1906年的慈溪县中学堂，再变而为1910年的慈溪县立高等小学堂，降及1929年，随着两年制商科（增设于1924年）被裁撤，慈溪县立高等小学堂成为六年制的完全小学——慈湖小学。
至如德润书院，原是雍正三年（1725）知县张淑郿所设的义塾，彼时虽有半浦人郑性捐田39亩以维持日常开支，但尚无固定的教室，常借僧寮道院设教。乾隆十六年（1751）冬，知县陈朝栋等集资于学宫建尊经阁，下为学舍，书额“德润书院”。嘉庆二十年（1815），得益于知县黄兆台的主持和盛植麒、俞挺芝的捐资，书院被迁建于东门内，中为讲堂，翼以两庑。道光十二年（1832），邑人冯云濠、叶维新建先觉堂于讲堂后，用于祭祀虞翻、阚泽、虞喜、虞预、杨适、杜醇、杨简、黄震等八贤，同时在堂旁建祠以祀姜宸英。道光二十三年（1843），知县赖晋捐资建魁星阁于讲堂前。咸丰十一年（1861），书院毁于兵火。光绪三年（1877），邑人冯全琛、冯伟才捐资在旧址重建讲堂、先觉堂。光绪九年（1883），知县赵煦与掌教冯可镛会同邑人陈锦荣、童春、赵家薰、周晋鑣集资拓地，建东西两庑并门房、庖、缭以垣墙。光绪三十年（1904），俞鸿梴（1870—1945）以掌院身份，将德润书院改建为公立正始两等小学堂。
与此相类似的是，慈溪虽然早在唐代就有张无择、虞九皋、董淇相继进士及第，但实际上从北宋起，才真正开始成为科第竞选的重要参与者（详参表1-10）。其背景，一是科举制度不但越来越公正（反舞弊措施日益精细），而且越来越公开（面向平民）；二是慈溪在独立成县250余年后，不但社会稳定，而且经济、教育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就使得民众有足够的精力、财力和兴趣去奋战场屋。
表1-10 唐至北宋间慈溪登科录
假如说北宋（960—1126）是慈溪科考史上的勃兴期，那么南宋（1127—1279）则是其繁荣期，多达136位新旧慈溪人在这短短152年间，从竞争愈益激烈的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详参表1-11）。这一盛况的出现，固然得益于宋室驻跸临安后慈溪政治地位的上升和科举配额的增多，但主要仍是慈溪地方经济、社会治安、文化氛围、民众心理、公私教育、科举收益等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
表1-11 南宋慈溪登第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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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元代的低迷之后[13]，慈溪人-的科考成绩在明代发展至顶峰。据光绪《慈溪县志》记载，在明代的276年间（1368—1644），慈溪不但有245人进士及第（包括武进士8人），而且出现了父子、兄弟联登高第的现象，中举者更是多达600位（详参表1-10）。但这一良好的发展势头，在明清易代后发生了显而易见的逆转。在清代267年间（1644—1911），开科112次，慈溪仅有105人进士及第且内含12位武进士（详参表1-12），像明代那样比较常见的四五位甚至更多慈溪人同榜的现象，在清代只有三次；与此同时，中举者也只有520人且内含69位武举人（详参表1-13）。事实上，慈溪所出现的这一现象并非孤例，毗邻的鄞县，其在清代的进士及第数，也出现了断崖式下降。而在民国《鄞县通志》的作者看来，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就在于：以钱肃乐、张煌言、王翊、冯京第、董志宁为代表的众多宁波人，由于在明清易代之际勠力抗清，结果遭到清廷秋后算账，科考名额的大幅下降，便是其中的一个方面。[14]
表1-12 明代慈溪登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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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3 清代慈溪登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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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清以来，尽管录取名额下降明显，但慈溪人奋战场屋的热情依然高涨，并为方便乡人参加科考，或在县城建造专门的考场——校士馆，或在省城、京城购置专为考生提供服务的“试馆”和“会馆”。校士馆又称试院，民间则呼作考棚，是科举时代慈溪县童生参加县试的场所。在道光十五年（1835）之前，每年参加县试的童生不但多达700～800人，而且没有专用考场，因而每逢县试，县衙内地厅堂、房间、檐廊、过道，都成为临时考场，一旦遭遇风雨，必将无法展卷答题。于是道光十五年，半浦乡贤郑廷荣、郑一夔父子慷慨捐资银洋24000（一说30000）两，历经一年施工而于道光十六年建成一座占地近8000平方米、共计117间房的校士馆。此馆在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侵入慈城时被毁，但不久后，即同治二年（1863），桂馥、凌庆弘、冯可镛等乡贤又筹款予以重建。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后，校士馆一度闲置，1926年起则成为普迪二校的校舍（其后又被毁）。
杭州城内的慈溪试馆，一所坐落在上城宗阳宫左吉祥巷，光绪元年（1875）由杨复亨、叶方圻、郑寅等人“以药业会馆赁屋改筑”；另一所位于下城珠冠巷内，光绪五年（1879）由杨复亨等人筹集捐银800两“买于姓宅改筑”，[15]此则杨泰亨《饮雪轩笔记》载之甚详：
甲戌（同治十三年/1874）夏，余假归。冬仲，与范莼乡司教樾遇于杭，……会有邑人郑寅、叶方圻客游杭，亦思所以庇孤寒者，知慈帮号商有赁屋一所，在上城吉祥巷，属药业会馆，岁收租息，谓可购买。……都人士咸有喜色，各捐置器物。光绪丙子（二年/1876），将届乡试，方圻于下城赁珠冠巷于姓屋，为试寓。议者谓为虚糜。逮己卯（光绪五年/1879）秋，共筹捐，始购之，需白金千二百有奇。苦经费仍不瞻，郑寅又借给之。此杭城上下城购置慈溪试馆，缘起如此。[16]
坐落在北京东华门外小甜水井胡同内的“京都慈溪试馆”，乃杨泰亨、赵家熏、洪九章等人“集公车捐银购置”于同治七年（1859），有大小房屋28间；而位于北京宣武门南兵马司中街的“京都慈溪会馆”，则系咸丰九年（1868）冯福恩捐银2000两购得王相国鼎宅后改建而成，有大小屋共30余间。[17]
【注释】
[1]明成祖永乐十六年（1418），慈溪县大印遗失于县衙，重铸时唯恐失印复出，遂改“溪”为“谿”，并自此沿用至1956年汉字简化。此则根据相关规定，一律写作“慈溪”。
[2]《资治通鉴》卷57汉灵帝熹平元年（172）条，胡三省注引阚《十三州志》，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831页。
[3]《吴书·吴主传》，《三国志》卷47，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44页。
[4]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句章故城：考古调查与勘探报告》，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9-100页。
[5]或许也正有鉴于此，近来颇有学者顺应当前政治形势，力倡句章“既为县治又是军港”之说。港城相依、以港兴城，实乃濒江沿海城市的主要特征之一，自古及今，概莫能外；力倡句章“既为县治又是军港”之说，看似无误，但动机存疑。
[6]《光绪慈溪县志》卷6《舆地一·山》“城山”条引《梦兰室札记》，（清）杨泰亨、冯可镛纂：《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35），第152页。
[7]戴松岳：《风流千古说慈城》，宁波出版社2007年版，第21-24页。
[8]钱文华、钱之骁：《天赐慈城：解读中国古县城的标本》，宁波出版社2017年版，第20页。
[9]案，井头山遗址所在的三七市镇井头山南麓，曾经在相当长时期内隶属于慈溪县。
[10]罗濬等：《宝庆四明志》卷8《叙人上》，宁波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宋元四明六志》，宁波出版社2011年版，第345页。
[11]（明）杨士奇编：《文渊阁书目》卷4，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周旋字克敬，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选南京户科给事中，转北京兵科给事中。在科九年，屡上疏，论事剀切，后出参广藩。著有《西溪小稿》《杜诗质疑》，另纂《广西通志》60卷。陆绅字荐绅，弘治二年（1489）举人，以循吏称。
[13]其因主要是元朝长期废除科举制度，故期间，进士及第者仅翁传心一人而已［时在仁宗延祐七年（1320）］。此外，姚应凤（世祖至元年间）、翁羽［泰定三年（1326）］、陈敬文［顺帝至元元年（1335）］、桂彦良［顺帝至正七年（1347）］，也曾通过“乡举”入仕。
[14]陈训正、马瀛：《鄞县通志》第二《政教志》第四册庚编《教育》，宁波出版社2006年版，第767页。
[15]《光绪慈溪县志》卷5《建置四·善举》，（清）杨泰亨、冯可镛纂：《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35），上海书店1993年影印本，第136页。
[16]《光绪慈溪县志》卷5《建置四·善举》引《饮雪轩笔记》，（清）杨泰亨、冯可镛纂：《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35），第136页。
[17]《光绪慈溪县志》卷5《建置四·善举》，（清）杨泰亨、冯可镛纂：《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35），第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