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氏方志编纂思想的显著特征
陈训正在编纂《定海县志》《掖县新志》《鄞县通志》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方志编纂思想。对此，柳诒徵先生早在作于1947年的《陈君屺怀传》中，就将之概括为“讲求会通”“聚焦民生”“突显地方特色”“重视图表功能”“强调明道资治”：
修县志三，曰《定海》，曰《掖》，曰《鄞》。起例征故，必其义之大而是邑之特异于他郡县者；彰往察今，断断于生计消息直言之，不尽，则扩以图表，纵午回贯，胥前志未具。一邑也，可方驾异域一国国史，乾嘉以来，名志乘所未有也。……浙东史学炳海宇，史者本于道而达于政，为艺尤阔，承自姬、孔，非浙之私。自章学诚以史才生清中叶，不敢言国史，乃寓其意于方志。君之方志，截然出章氏上。第读其所为方志，犹不足尽。君其“本于道而达于政”，都所著，一也。[42]
柳先生的这一概括虽已相当精准[43]，但至少仍存在两点缺陷。一是概括不够全面，除上列五条外，“崇尚团队分工合作”与“注重实地测绘调查”，其实也是陈氏方志编纂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考察不够深入，因而未能觉察到陈氏方志编纂思想既渊源有自，其定型更非一蹴而就。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陈氏方志编纂思想的形成，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23年春到1924年末，亦即负责编纂《定海县志》之时。在此期间，陈训正由于缺乏相关经验，一方面不得不重点效仿《宝山县续志》，用以组织《定海县志》的内部结构；另一方面也得以避免像当时大多数方志编纂者那样（例如撰写《龙游县志》的余绍宋）深受章学诚方志思想的影响，转而直接采用新式编纂体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会通、趋新、质实、简略”的方志编纂理念。只是陈氏的这一理念，不但仅仅着眼于方志的功用，而且在编纂《定海县志》的过程中并未被严格遵循。譬如《舆地志》中的“各区村落列表”与“各村落居民氏族表”有目无辞，固然与修纂经费不足有关，却更该是陈氏未能贯彻“质实”原则而不曾进行实地调查的结果。[44]正是这类认识上的局限和行为上的失误，使《定海县志》有志“趋新”却又新旧杂陈，意欲“简略”但终究繁简失中。
第二阶段，1926年6月至1928年1月，亦即负责主修《掖县新志》之时。这部由陈训正独立构思而又独立撰就的方志，虽早已毁于兵燹之灾而难以具体考见其内部构造，却是陈氏方志编纂思想形成过程中承前启后的重要环节。从残存至今的《掖县志例目草创》来看，可知彼时陈氏不仅已然确立了“注重实地测绘调查”“讲求会通”“聚焦民生”“突显地方特色”“重视图表功能”等编纂原则，且对《掖县新志》大类目的名称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其数量也从《定海县志》的16个缩减到5个（大类目的内涵与小类目的名称、数量和内容，也理当做有相应改变）；至如《文献汇述》的设置，则又充分表明陈训正在坚持“趋新”的同时，开始兼收并蓄章学诚有关方志宜“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且“三书相辅而行”[45]的理念和做法。
第三阶段，从1933年1月到1937年春，亦即负责总纂《鄞县通志》之时。在此期间，陈氏一方面沿着前一阶段的总体思路，从中西、新旧两相结合的角度努力改进《鄞县通志》的篇章结构；另一方面又根据其沉浮宦海的经验，预估时局必将趋于动荡，遂致力于优化编纂、排印等流程，这既使《鄞县通志》在类目设置上更接近于近代学科分类，也为尽快纂成《鄞县通志》指明了方向。就在《鄞县通志》行将脱稿的1936年4月，陈训正又被委以主持编纂《慈溪县志》的重任，[46]并随即“综为舆地、政教、文献、工程四志四十五编”，唯因次年“抗日战起，事竟中辍”，[47]然考其《慈溪县志草创例目》有云：
兹依据新修《鄞县通志》立目，……《鄞志》分舆地、政教、文献、博物、食货、工程六门，吾邑可省博物、食货二门，以博物附入舆地门之物产类，食货可附入政教门之财务类，拟定舆地、政教、文献、工程四大目。各大目之子目，亦照鄞例增削。[48]
由此可见，《慈溪县志》即便有幸问世，其编纂体例也因全以《鄞县通志》为蓝本而缺乏新意。这就从反向证明陈训正的方志编纂思想已然定型于总纂《鄞县通志》之时。
据说民国学者之所以普遍关注方志创新，与梁启超对传统史学的猛烈抨击息息相关，尤其深受梁氏“新史学”的核心观念——“进化论”和“地理环境决定论”——之影响。[49]陈训正对方志编纂理论的探索，是否也与梁氏的“新史学”有关，因史载阙如而不得其详，但可以肯定的是，陈氏确实深受“进化论”这一外来学说的影响，并据此探讨方志的功用及其走向，如其《与余岩书》云：
……仆窃以为方志之作，所以表著地方文物嬗进之迹，彰往开来乃其先务。而前人最录，博而寡当，非综核之实，虽以章实斋、恽子居之贤，其所持论，不能无偏，此亦时之风趋使然，不足怪，不足怪！使二贤者居今之世，成今之书，仆有以知其必不尔也。故睅然敢于反古，尽吾所知而务之，虽未敢自谓创作，要其用心之所至，立一时之条例，矫从前之习尚，自不同于应声逐响者流。[50]
此外，见诸《鄞县通志》，亦有“脱使土地之上，终古而无人物，则此块然而静者，亦将终古不离狉獉之域，进化云乎哉”[51]之论断。然而，尽管陈氏乐于汲取包括“进化论”在内的异域文明，用以填补自身知识的不足乃至空白，但由于语言不通、文字不识等各种缘故，他在涉足方志领域之初对新型方志的了解，并非源自对近代西方科学新知的直接接触，而是主要通过研读《宝山县续志》这类深受“西学”影响的新型方志。
事实上，陈训正非但未尝直接接触近代西方科学新知，而且大致从编纂《掖县新志》开始，一方面坚持辗转了解“西学”并据以探寻志例创新之道，另一方面又日益明显地倾向从传统学术中汲取养分，对“文献”内涵的诠释及其对《鄞县通志·文献志》的构建，就是其中的典型例证：
郑玄释“文献”为“文章、贤才”，较朱熹之训“典籍、贤人”，厥谊为长。盖三代所谓“文”，非仅指简策而言；而“献”，即识大之贤者与识小之不贤者，非独性行善也。故“文”之著于文字者，曰典籍，曰金石；“文”之著于语言者，曰俗谚，曰谣歌；“文”之著于周旋动作者，曰典礼，曰风俗。“献”之产于本土者，曰选举，曰列女；“献”之来自异地者，曰寓贤，曰职官，曰名宦；“献”之游方以内者曰人物，“献”之游方以外者曰释道，而以大事纪汇著其遗迹焉。此方志所以详列各门，以供后来者之稽征也。今综核人物、选举、职官、故实、艺文、礼俗、方言七类，而编为《文献》一志。[52]
陈氏方志编纂实践的这一动向，与其说暴露了新旧杂陈如陈训正者的保守心态和卫道本相，毋宁谓为民国方志编纂者在熟悉“西学”利弊得失之后，客观理性地探寻方志编纂体例与叙事结构两相平衡的有益尝试（惜乎仅止于中西兼有、新旧杂陈）。事实上，至晚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起，力求中西集成、新旧结合的认知和做法，非但不止方志一端，抑且不绝如缕。
【注释】
[1]案，陈训正《哀冰集序》云：“少日自负许，谓士生斯世，诗文而外，自有事业在。故偶有所述，辄弃去，不甚爱惜。今已矣！四十五十，忽忽无闻。自念生平，舍此无复高世，因立斯集，……庚申七月玄公记。”详参《哀冰集》，《天婴室丛稿》第1辑（4），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628），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第187页。
[2]在国学大师黄侃（1886—1935）看来，陈训正不但是继姜宸英（1628—1699）之后又一“立言粲盛”的浙东善文之士，且其“文必法上，而又不嫌于创，创而适于时”的文学主张，“不独可以救桐城末流之失”，更堪为“谈文者之司南”。详参《天婴诗辑》附录黄侃《陈玄婴先生六十寿序》，1988年抄本。
[3]《陈君屺怀事略》新增内容，一是对陈训正方志成就的引申，二是对陈氏“一生之总的精神”的概括；《陈屺怀先生事迹述略》后经陈训慈“补缀润色”，1984年发表于《浙江文史资料》第27辑，并更名为“宁波光复前后的陈屺怀”。详参陈训慈：《陈君屺怀事略》文末，《晚山人集》附录，1985年抄本。
[4]周慧惠：《〈鄞县通志〉编纂详探——以天一阁藏鄞县通志馆收支报告档案为中心》，《浙江档案》2016年第5期，第42-46页。
[5]柳建军：《从民国〈定海县志〉〈鄞县通志〉看陈训正的方志思想》，《浙江方志》2002年第4期，第84-89页。
[6]沈松平：《从“当代方志的雏形之作”——〈民国鄞县通志〉看陈训正对传统方志学理论的超越》，《黑龙江史志》2002年第6期，第10-13页。此文后经扩展，又被收录于氏著《陈训正评传》，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5-134页。
[7]冯幵《定海县志叙》，《民国定海县志》卷首，《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38），上海书店1993年版，第433页上栏。
[8]《民国定海县志》册四丁《艺文志·书目（旧志附）》，第552页下栏。
[9]《民国定海县志》卷首“附记”，第450页下栏。
[10]陈训正、马灜：《编印始末记》，《鄞县通志》，宁波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11]《编印始末记》之所以贬抑陈训正，很可能是因为陈氏在1938—1940年间，罔顾时局艰难而假公济私，抽印其所纂《文献志》中的“人物编”。今宁波天一阁所藏相关书札九通（时间跨度为1938年5月22日—1940年3月15日），较为详细地记录了“人物编”的编印过程，详参周慧惠《临时抽印本〈鄞县通志人物编〉编印始末考——以天一阁藏致马涯民信札为史料》，《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6年第2期，第82-87页。
[12]陈训正：《答李审言先生书》，《庸海集》，《天婴室丛稿》第1辑（7），第282页。
[13]冯成：《序》，《宝山县续志》，钱淦、袁希涛纂：《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9册，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413页。
[14]陈训正：《例目》，《民国定海县志》卷首，第438页。
[15]陈训正：《例目》，《民国定海县志》卷首，第433页。
[16]钱淦《宝山县续志凡例》，《民国宝山县续志》，第418页。
[17]《杂志》，《宝山县续志》卷17，第639页。
[18]钱淦：《序》，《民国宝山县续志》，第414页。
[19]陈训正：《例目》，《民国定海县志》卷首，第433-434页。但不知何故，在今《民国定海县志》中，未见有8幅“舆地图”。
[20]另有1张民国元年定海县警察署组织机构图和拟立而未立的3表（《各区村落列表》《各村落居民氏族表》《各岛土质成分表》）。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定海厅志》虽多达31卷、60余万字，却仅有5表。
[21]陈训正：《例目》，《民国定海县志》卷首，第433页。
[22]陈训正：《与余岩书》，《庸海二集》，《天婴室丛稿》第1辑（8），第349-351页。
[23]《民国定海县志》册二中《交通志第三》、册二下《财赋志第四》、册三丙《物产志第七》，第494、504-506、523页。
[24]（清）史致训、黄以周等编纂：《定海厅志》卷二，柳和勇、詹亚园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4页。此外，《定海厅志凡例》亦云：“开方计里，推表山川，绘图之法也。……旧《志》县境有图，县治有图，学宫有图，村庄亦各有图，图实较他《志》为备。惟绘之之法，尚有未谙。今纂新《志》，专属一人遍历地界，得其纵横广袤里数，缩诸篇幅，而以开方行之，庶不失古人绘图之意。”
[25]柳诒徵：《跋》，《民国定海县志》，第591页。
[26]案，1934年8月，陈训正以“定海县志序目”为题，将《定海县志·例目》发表在由陈训慈主管的《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第三卷第四期。刊发时，责编以按语方式在篇首加了这段评论。而在1933年4月，陈训慈刚在该刊第二卷第二期发表《浙江之县志与省志问题》，内称：“陈氏《定海志》借鉴《宝山》，自定体例，简以驭博，表以芟繁，既为全志之特色；而如《渔盐》则特辟为志，藉彰民生，《方俗》于备述风俗外，详考一邑之方言，进足以通之于浙东诸邑，尤皆为他志所未见。”
[27]陈训正：《北迈集·序》，《天婴室丛稿第二辑》，1934年铅印本。
[28]《鄞县通志》首册《编印始末记》小字注引陈训正《编印鄞县通志缘起》，第2-3页。
[29]案，《烟台晚报》2008年3月23日第18版《稿本〈掖县城区详图〉》云：“自民国十五年六月设局，至民国十七年一月，始成底稿二十卷，内附总、分详图二十五张，名曰《掖县新志》。乃于二十一年地方俶扰（1932年韩刘之战），《新志》稿本全被炮燃，毁于兵。”
[30]《鄞县通志》首册《编印始末记》小字注引陈训正《掖县志例目草创》，第4页。
[31]陈训正：《北迈集》，《天婴室丛稿第二辑》（2），1934年铅印本。
[32]柳诒徵：《鄞县通志序》，《柳诒徵劬堂题跋》，柳定生、柳曾符编，华正书局1986年版，第119页。
[33]《编印始末记》，《鄞县通志》首册，第4-5页。
[34]《鄞县通志》首册《编印始末记》小字注引陈训正《鄞县通志草创例目》，第5页。
[35]在陈训慈《浙江之县志与省志问题》看来，余绍宋《龙游县志》“氏族一考，广世族之例，撷众谱之英，尤足为志乘之特创”。故疑《鄞县通志·舆地志》中的“氏族目”，大抵受启发于《龙游县志》“氏族考”。
[36]天一阁博物馆所藏《鄞县通志馆收支报告表附单据粘存簿》，对此颇有记载，详参周慧惠：《〈鄞县通志〉编纂详探——以天一阁藏鄞县通志馆收支报告档案为中心》，《浙江档案》2016年第5期，第42-46页。
[37]本表取材于《鄞县通志目录》与陈训正的《鄞县通志草创例目》。
[38]《时事公报》1927年4月22日《省务委员会正式成立》。需要指出的是，这一任命看似突兀，实则必然，因为当时，其堂弟陈布雷开始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回首民国十六年四月间，偕其大哥屺怀谒蒋介石于此，当张静江面蒋公称其文婉曲显豁，善于达意。以此因缘，浮沉政海于兹凡二十一年矣。”详参《陈布雷回忆录》民国三十七年条，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220页。
[39]赵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杭州市市长》，《杭州文史资料》第5辑，第58-65页。
[40]陈训慈：《陈君屺怀事略》，《晚山人集》，陈训慈整理印行，1985年抄本。
[41]陈训慈：《陈君屺怀事略》，《晚山人集》附录，1985年抄本。
[42]柳诒徵：《陈君屺怀传》，《晚山人集》附录，1985年抄本。
[43]附录于《天婴诗辑》的赵志勤《陈屺怀先生平事略》，将之归纳为：“志例因而有创，贵在适时，亦复因地而异。”然则较诸柳诒徵《陈君屺怀传》之概括，多有不及。
[44]事实上，陈氏本人亦尝有“异县羁旅之士，足迹未亲三乡，耳食不饱腹中”之抱憾。详参陈训正：《例目》，《民国定海县志》卷首，第433页。
[45]章学诚：《外篇一·方志立三书议》，《文史通义校注》卷6，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71页。
[46]《慈县重修县志，聘陈屺怀为总编纂》，《时事公报》1936年2月6日第2版。
[47]陈训慈：《陈君屺怀事略》，《晚山人集》附录，1985年抄本。
[48]陈训正：《慈溪县志草创例目》，《文澜学报》第2卷第1期，1936年3月31日，杭州古旧书店1987年影印本，第5页。
[49]黄燕生：《傅振伦与民国方志学》，《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4年第2期，第8-17、63页。
[50]陈训正：《与余岩书》，《庸海二集》，《天婴室丛稿》第1辑（8），第350-351页。
[51]《人物一》，《鄞县通志》第四《文献志》第一册甲编上，第15页。
[52]《鄞县通志》第四《文献志叙目》，页1。《文献志叙目》虽非成于陈训正之手，但既然《文献志》无论名称抑或框架，均系陈氏所拟定，则《文献志叙目》对“文献”内涵的诠释，自当与陈氏本意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