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海县志》的渊源与得失
定海虽在光绪八年（1882）刚刚纂成《定海厅志》31卷，但在民国元年（1912）改厅为县后，“风政推暨，非复旧观”，[7]确有重修地方志的必要。事实上，早在民国九年（1920），就有王亨彦、汤濬等乡贤勉力为之，几乎同时撰成《定海厅志校补》《定海县续志》《定海县新志》《定海厅续志》，唯因经费短缺而未尝刊行。[8]降及民国十二年（1923）春，沈任夫、程庆涛、贺寀唐、张康甫、孙弥卿这五位旅沪定海士绅，复以“《定海厅志》修于清光绪八年，迄今四十余载，人事变迁，已不适用”[9]为由，聘请陈训正和马瀛（1883—1961）重修县志。
据《鄞县通志·编印始末记》记载，旅沪定海士绅在发起重修《定海县志》之初，本拟邀约邑人马瀛主持其事，但彼时马氏正任职于上海商务印书馆，“以无暇兼顾，乃介绍陈训正于乡人，而自任非异地人所能编之《风俗》《方言》二门”；[10]其言下之意，便是陈氏之所以被聘为《定海县志》主纂，完全得益于其堂妹夫马瀛的引荐。平心而论，《编印始末记》的这段追述，虽涉嫌贬抑陈训正，[11]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陈训正在1923年受邀编纂《定海县志》之前，除了撰作《鲧论》《燕太子丹论》《田横论》《汉高帝论》《书〈魏志·武帝纪〉后》《读〈史记·苏秦列传〉》等史论外，既不曾有编纂地方志的经历和经验，也并未表现出超群的史识与史才。当时的他，只是一个以能文善诗著称于宁波本埠和旅沪甬商中的落魄文人，并因办学不顺而连带影响到他的经济收入和日常生活，故在其《天婴室丛稿》中，时或可见诸如“旅沪二年矣，媚生谄鬼，卖文求活，蕉萃生涯，汔无长进”[12]之类的感慨。
受聘主纂《定海县志》对穷困潦倒的陈训正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也因此，尽管并无编纂方志的经验，他仍迎难而上，进而在研读70余种新编方志的基础上，最终选定由进士出身而又曾“游学东瀛”[13]的钱淦（1875—1922）所总纂的《宝山县续志》，作为《定海县志》的蓝本：
……（定海县）《志》凡十六门，体裁节目，大半依据近刊宝山县钱《志》。十年以来，全国新志，无虑七十余种，独《宝山志》能不为旧例所拘，去取最录，差为精审，故本《志》略遵其例，而参之以马君瀛之主张。[14]
此所谓“略遵其例”，具体表现为：①尽管《定海县志》效仿周济（1781—1839）撰作《晋略》之成例，“依类排比，写定六册”，[15]但其内部结构与《宝山县续志》大同小异（详参表3-1），而且在内容取舍上也不乏相似之处，譬如在钱淦等人看来，“自近世天文、物理日益发明，昔之所谓祥异者，无不可以学理推测。占候经验，其用亦鲜，然……先民之说，或亦信而有征，似不容遽废”，[16]而《定海县志·舆地志》亦谓：“灾异亦气候之一征，虽非其常，要不同荒诞难凭之记述。……占候由于积验，物理感应，有时而信。”②《宝山县续志》凡“各目有变更曩例，或小易名称者，并于每目之下，撮叙缘由，期易明瞭”，[17]《定海县志》则又更进一步，不仅在总目下，甚至在分目中，亦往往用小字按语的形式，自我交代构置该目的原因或做其他补充说明，例如《营缮志》“祠庙”下注曰：
案：旧志祠庙与寺观并列一门，非是。祠庙者，即古之所谓社，人群要约期会之所托者也；其兴废实系民户盛衰，非宗教徒之寺观比，故记之特详。
③陈训正等人在编纂《定海县志》的过程中，坚决贯彻《宝山县续志》“图表不厌增多，务求详密”[18]的原则，一则“参酌海关、陆军、水警等图七种”，绘成八幅“舆地图”，二则根据实测，绘制了“城厢图”“普陀山图”和包括“县公署平面图”在内的五幅建筑图，[19]三则设计制作了多达147张的各类表格（详参表3-2）。[20]
表3-1 《定海县志》内部结构与《宝山县续志》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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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147张表格及其在《定海县志》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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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借由对《宝山县续志》等70余种新修方志的研读、拣择和吸收，同时通过自身的修志实践，陈训正相当自负地提出了“会通、趋新、质实、简略”的方志编纂理念：
方志之作，意在彰往开来。已往之利病，即未来之兴革也。昔人有言：“善言古者，合之于今。”故方志以表著地方文物嬗进之迹为先务。道古虽尚，合今尤亟，理则然已。自来作者，牵于前志成例，往往墨守局界，详其所不必详，而于地理、赋税、财产、民生、教化、风俗诸端，反无以会其要。流寓清望，引为土著，穷山恶水，标为名胜，傅会穿凿，难可穷究，科条舛杂，识者讥焉。[21]
然而，根据这一理念而组织的《定海县志》的内部结构并未得到发起者的认可；陈训正也因此不得不在1924年春致信镇海澥浦人余岩（1879—1954），恳求章太炎先生的这位高足帮他从章先生那里求得一篇序文，以便平息“彼中人士”的质疑：
云岫道兄足下：……去岁承纂《定海县志》，初稿已具。仆为此志，自信能籀《禹贡》《职方》之微，而洗《朝邑》《武功》之陋。彼中人士实鲜识解，见仆所规体裁、节目及去取详夺之间有乖旧例，颇致骇怪，窃亦无以自明。闻足下数数从余杭章先生游，丹穴久湛，自发威羽，敢以《例目》奉教；余一分，并求代呈章先生。……窃念章先生海内弘硕，一言之重，足以坚人信而祛众惑。倘因足下之请，惠赐一叙，俾仆之撰述得伸于已，悠悠之口有所沮折，万幸万幸！……训正再拜。[22]
平心而论，“彼中人士”的质疑并非没有道理。这首先是因为《定海县志》在谋篇布局上，不但“有乖旧例”，甚而时有失误。例如为强调渔盐这一定海地方特色产业而设置《渔盐志》，其用意固然无可厚非，其内容却与《物产志》颇相抵牾。此外，视“电灯”为交通业的有机构成而列入《交通志》，将《关于各项公产之碑记》附录于《财赋志》末，在《物产志》中表列“兽害”，[23]诸如此类的措置（详参表3-3），表明陈训正虽勉力趋新，却显然尚未彻底完成新旧学术转型。
表3-3 《定海县志》对《定海厅志》的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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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因为《定海县志》无论文本、地图抑或表格，皆未能超越《定海厅志》：①《定海县志》固然遵从宁波方志自宋元以来就偏好做原始察终式考述的编纂传统，该书的叙事年限也因此上溯至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定海设县之始，下逮民国十三年（1924），但因过分追求简略，故其叙述完整性明显不如《定海厅志》；②陈训正在《定海县志例目》中，曾对《定海厅志》卷一至卷三所列诸图大加鞭挞：“案旧志县图，轮廓才具，山高水深，礁滩航线，皆未尝著列。分图较详，山川、营建，尚具型范，而标识陈腐，未适时宜。署宇、祠庙各图，率皆意绘，方位距离，绝少准则。”但此类指责与实情相去甚远，例如《定海厅志》卷二的28张舆地图莫不采用开方计里的“网格绘图法”，加以精心绘制而成：
案《康熙志》，县境全图虽具，洋面在内而山海错杂，稽查倍难。今详加考核，除陆路外皆用开方，每方十里，明礁作圈，暗礁作十，而碍于行舟之处则加点，俾阅者瞭如指掌云。下分图二里开方。[24]
反观《定海县志》册首所列23图，不是平面建筑图就是拍摄的照片，较诸《定海厅志》各图，显然不可同日而语。③《定海县志》的147张表格中，诚然不乏诸如“全境船埠一览表”“全县盐产地列表”“十年以来主要食用品价格比较表”之类的佳构，但仍有不少表格，或如“历代建置沿革表”，因过于简略而不足以全面反映定海行政建制的历史变迁；或如“展茅区祠庙一览表”，理当与其他区域的20个“祠庙一览表”合而为一；至如《人物志》设10表以分类甄录历代人物的这一措置，更是大可商榷，因为在这十张表格中，人物的籍贯、生卒年、生前行迹等信息都已被省略到难以再省，令人印象深刻的只是诸如“有功德于乡者”“列女”“游寓”之类的标签。或许也正有鉴于此，余岩（包括章太炎先生）对于陈训正的来信，未尝予以任何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