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训正方志编纂思想的渐趋完善及其成因
大概就在致信余岩的同时或稍后，陈训正又将《定海县志·例目》邮示其堂弟陈训慈的业师柳诒徵（1880—1956），随即得到柳氏令人讶异的推崇：
列志十六，分目七十，表纪传录，若网在纲，大氐袭故者十之二，创制者十之八。……盖虽区区一地之志，驭以龙门、夹漈之识，且究极其所未备，诒征读之，叹观止矣。……斯志特崇民质，旁行斜上，义据通深，摅词述事，兼以笃雅，盖所谓损益得中、质文交胜者也。世有君子，当就是求史裁矣。甲子夏六月，丹徒柳诒徵。[25]
柳先生对《定海县志》的推崇，是否有助于平息“彼中人士”的质疑，因史载阙如而不得其详，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基本上框定了此后对《定海县志》的评判基调，例如黄侃在作于民国二十年（1931）九月的《陈玄婴先生六十寿序》中，不但断言《定海县志》是一部足以傲视群志且又贻范将来的杰作，更认定陈训正是重修清代国史的合适人选，《玄婴诗辑》录其词曰：
数年前，侃始得读先生所撰《定海县志》，观其编制条例，迥异于向来郡书、地里之为。……盖昔之方志，畸于考古，而此则重于合今；昔之方志，质者则类似簿书，文者又模袭史传，此志详胪表谱，位置有方，综叙事实，不华不俚；昔之方志，无过乡闾之旧闻，此志则推明民生之利害，使域中千余县皆放此而为之，不特一革乡志、国史之体制，实即吾华国民史之长编。……《清史稿》初出时，偶获流览，颇病其局守旧规而不知变，于清室非信史，于新国为谤书，诚欲考知此二百余里年之事迹，将茫乎无所依准，国家果思垂不刊之文于后，自非征集备三长者以从事，则必无以易前之失。
即便是那位《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编辑，虽对《定海县志》的内部结构有所异议，却也仍以正面评价为主：
全志于列表一道，可谓畅乎其用，惟偏重太过。于《人物》不免阙略，于《列女》亦列表不立传，……然节烈事迹，倘能择尤纪载，要足以存信史而昭激劝，似未可以概从简渻也。至于谊例之精要，载笔之简洁，要足为后来方志学家之楷模。[26]
与此同时，柳诒徵对《定海县志》的推崇，不但激发了陈训正进一步探求方志编辑理论的热情，而且使得他在短期内成为远近闻名的方志专家。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陈氏于民国十五年（1926）六月接受掖县县长应季审的邀请，负责续编掖县的地方志，[27]尔后又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一月被聘为《鄞县通志》的总纂。[28]
民国十七年（1928）元月，陈训正纂成《掖县新志》20卷。这部方志虽然早在1932年就已被毁于韩复榘与刘珍年这两大地方军阀的武装冲突时，[29]但从残存至今的《掖县志例目草创》来看，仍不难发现它所运用的编纂原则与陈氏当年撰述《定海县志》时的主张已有所差异。这类差异，一则表现为：陈训正在编纂《掖县新志》时，虽仍大力倡导“会通、趋新、质实”，却已不甚讲求“简略”：
方志之作，以表著地方文物嬗进之迹为先务。改国以还，运殊风变，纪载之道，古不如今，虽章实斋、恽子居复生，不至墨守其义例，势有然矣。民国十余年来，新修县志不下八十余种，然皆例目乖舛，不合于时，无足依据。惟宝山县钱《志》，稍参新例，拙著《定海县志》，更引其绪而广之，穷古往今来之蕃变以会其通，推天行人事之奥衍以治其究，体裁节目，断然创始，要能自成其义例。
二则表现为：在谋篇布局上，陈训正虽仍乐意选用当地新修方志体例，但已更倾向于独立构思，最终在兼取新旧方志“义例”的基础上，将《掖县新志》的内部结构分为《方舆》《政教》《食货》《人物》《艺文》五门，并殿以《文献汇述》：
近见《泰安新志·编辑则例》，定为《舆地》《政教》《人物》《艺文》四门，四门中分类别目，要而不烦，洵足示民国县志之范，宜援用之，以为本纂之根据。更参用《定海志》例，增《食货》一门，凡关于人民资生事项之统计，皆入之。要之，编纂大意，务求质实有用、取征后来，叛古之诮，所不辞也。又案《人物》《艺文》两志，指在阐扬，似以博取为当，然为义例所拘，往往不能尽辞。兹别辟《文献汇述》一门，附于志余，亦实斋义例所许也。全志都为五门，其节目条附于后，俾采访有所持循云。[30]
三则表现为：开始真正重视实地调查、采访，并为此在1926年6月和9月先后两度北上，辗转奔波于青岛、掖县等地收集史料，因此留下了《旅次青岛》《掖城怀古》等23首记游诗、词。[31]
假如说《掖县新志》的纂成标志着陈训正方志编纂思想的成形，那么，《鄞县通志草创例目》的问世，则就意味着陈氏方志编纂思想的基本定型：①继《掖县新志》五志并列之后，陈训正又将《鄞县通志》的内部结构扩展为“分之则通古今，合之则通人物”[32]的六志，这一谋篇布局及其单独成编、随编随印的处置方式，应他是精深评估时局后所采取的未雨绸缪之策：
陈训正知此巨著殆非战事爆发以前所能结束，于是商同马瀛，将《鄞志》区为《舆地》《政教》《博物》《文献》《食货》《工程》六志，各自为书，各有起讫，各载序目，使一志编成，急付剞劂，庶不致全功尽废。故《鄞志》体裁，又属新创，不特非寻常县志所可比拟，亦与《定海》《掖县》两志有出入也。[33]
②基于对“方志之作，与时俱进，无义例可守，且各县地方性未必尽同，人民特殊风趋，今昔迁嬗，往往而异，故志之体裁节目，当随时地为增损，不能划一”[34]的认知，陈氏既规划创设了《舆地志》“氏族目”、《工程志》等新颖类目，[35]又将旧式的《食货志》改造成为名称不变但内容全新的门类，诸如此类的构思，尽管后来并未为参纂者悉数承用，却也大体上确立了《鄞县通志》的最终样貌（详参表3-4）。③《鄞县通志》所采用的民间集资、集体编纂、分工合作的运作模式和采访调查、测绘考验、整理统计、编目纂辑、排印校勘的工作流程，[36]较诸《定海县志》《掖县新志》，不但规划更细密，而且运转更高效。
表3-4 陈氏规划与《鄞县通志》最终样貌之异同[37]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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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训正方志编纂思想的定型，就其成因而论，主要归功于他1927—1931年的从政经历。在此期间，陈氏于1927年4月被任命为浙江省省务委员会委员，[38]继尔在1927年11月—1928年10月和1930年12月—1931年4月间，两度就任杭州市市长，[39]终乃于1931年6月任职国民政府文官处参事。[40]然而，陈氏不但每次任职历时短暂，且其行政作风据说比较保守，也因此备受疵议。尽管如此，这五年的宦海生涯，仍不无积极意义——它既丰富了陈训正的人生阅历，又锻炼了陈氏的组织能力，更使陈训正日益清醒地认识到他的才情其实并不适合为官从政，“自是遂息影湖上，以读书著述自娱”，[41]进而合乎逻辑地将他从官场习得的组织管理经验，运用于对《鄞县通志》的规划和编纂，遂有六志单独成编与随编随印，以及诸如此类的创新之举。